朝鲜女助教来成都留学，11天后在食堂憋哭：妈的药快没了

朝鲜女助教来成都留学，第十一天中午，在食堂憋哭的时候，我正端着热干面坐在她对面。她抬起头，眼眶红得像四川泡椒，嘴唇抖了半天，蹦出一句：“妈的，药快没了。”我手里的筷子差点掉在桌上。这姑娘是我接的志愿者对象，朝鲜平壤一所大学的助教，叫金英淑，来我们学校进修中文。十一天前，她穿着墨绿色风衣，提着一个掉漆的皮箱站在国际教育学院门口，说话轻声细语，见我第一面就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谁能想到，十一天后她会坐在成都的食堂里，用东北话骂自己。

那天中午食堂人多得很，我本来想找个安静角落吃面，结果一眼就看见她。她趴在一张靠窗的桌前，面前一碗稀饭，两个馒头，筷子直直插在馒头上，像两炷香。我走过去，她正用袖子擦眼睛，一抬头，看见是我，眼泪又涌出来，憋了半天才说出那句话。我蹲下来问她咋了，她也不回答，只是用力攥着口袋。我顺着她手看去，口袋鼓出一个圆形，我知道那是她的药瓶。这十一天，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她中午吃完饭，一个人躲到水房，从那个小白瓶里倒出一片药，就着冷水干咽。我问过一次，她说是胃药，朝鲜带来的，再问就岔开话题。

其实第一天见面我就注意到那个药瓶了。她到宿舍，打开箱子收拾东西，里面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最底下压着一个塑料袋，装着白色药瓶。她见我瞟到，马上塞进床头柜，还假装整理床单。我心想，可能是治什么不好说的病，人家不主动讲，我也不能扒开问。

第五天她突然来找我，说想买药，让我陪她去药店。我带她走遍校门口三家药店，她每进一家都掏出药瓶，隔着柜台指给店员看。店员说这是处方药，没有批文，卖不了。第二家说她得有病历和医生处方，第三家干脆说没听过这种朝鲜药。她攥着药瓶站在路边，手一直在抖，我问她那是什么药，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肾”，又说“只剩六天的量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天晚上，我把药瓶照片发给我大学时的辅导员。他现在在中医附院当医生，看了半天回我：这方子是治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五味子、黄芪、车前子，国内有类似中成药，比如黄葵胶囊，但得看患者具体情况。第二天一早，我硬拉着金英淑去医院。她一路上像赴刑场，反复说朝鲜的大夫嘱咐过，这药不能换，换了身体会抗药。我说你先去看看，又不是让你当场换。到了医院，她排了一个多小时队，见到医生，把朝鲜文病历递过去，医生也看不太懂，又请了个朝鲜族学生翻译。检查结果出来，尿蛋白有加号，医生说不能再拖了，开了一盒黄葵胶囊，让她先吃一周，再复查。她拿着那盒药，像拿了一颗炸弹，怎么也不肯放进口袋。医生急了：“你再等原来的药，等寄到了，肾可能已经出大问题了。”她这才红着眼眶接过去。

但出了医院，她偷偷把药塞到我书包里，说：“小陈，你先帮我收着，我怕自己乱吃。”我说：“那不是乱吃，那是药！”她摇头，眼睛又开始泛红：“我妈妈也有肾病，她舍不得吃，把药省给我，排了三个小时队才买到那一瓶。我要是换了药，就觉得对不起她。”我听了，心里堵得像灌了铅。

接下来几天，她继续一天一片原来的药。我看她每天数药片，早上吃完一片，就把瓶底倒过来看看。到第八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又哑又抖，说她妈妈从平壤寄药出来了，但要走国际邮路，至少十天。我算了算，她手里的药只够两天了。我说你先吃那盒黄葵胶囊，她哭着说不敢，怕吃了没效果，又怕效果不对，反而加速生病。我急得在宿舍里转圈，真想冲到楼下去骂她一顿。

第九天，她发烧了，低烧，整个人蔫蔫的。我陪她去校医院吊水，她躺在病床上，突然跟我说，那瓶药是她妈妈托人从平壤的友谊医院买的，费了好大的人情。她来中国前，妈妈把药塞进她行李箱，对她说：“你走那么远，妈得让你带着药走。你自己好好的，妈就好好的。”她说这些时，一滴泪从眼角滑下来。我给她擦掉，说：“那你就更得吃新药，把病治好了，回去，妈看见你好好的，比什么药都管用。”她没说话，但当晚回宿舍，她把那盒黄葵胶囊翻出来了。

第十天早上，她终于抠出两颗，放在手心看了半天。我说：“你当它是我妈做的馒头就行。”她闭上眼，干咽下去，过了一个小时，摸了摸肚子，说：“好像没怎么样。”我说：“废话，药又不是毒药。”那天下午，她低烧退了，人也精神了。我松了一口气，以为事情就要过去了。谁知道第十一天中午，邮政短信来了。

她正在食堂喝稀饭，手机一震，她看了一眼，脸刷地白了。我也看了一眼，内容是包裹因涉嫌药品入境被海关扣留，需要提供进口批文或处方证明。她拿着手机，翻译软件翻了半天，终于明白“扣留”是什么意思。那根一直绷着的弦，啪的一下断了。她放下手机，趴到桌上，肩膀一耸一耸地哭，又不敢出声，只能用手死死捂着嘴。我坐在她对面，看着她哭得浑身发抖，却不知道说什么。最后她抬起头，就说了那句“妈的，药快没了”。原来她跟隔壁宿舍的东北大姐学了这句，以为是“糟了”的意思，情急之下，用上了她这辈子唯一有把握的脏话。

那天下午我什么都没干，带着她跑了一下午。先找辅导员开了详细的诊断证明，又去学校外事处，请老师帮忙写了一封公函，说明她是朝鲜来华留学生，所带药品属于个人自用，非商业用途。外事处的老师很热心，帮我们联系了海关和邮政的人。那边回复说需要朝鲜医院的原始处方和购买凭证，以及翻译件。我们又联系金英淑的妈妈，她妈妈在平壤跑了两天，终于从医院调出原始处方，用手机一张一张拍照发过来。我们拿到后，又找学校翻译社做了中英文翻译，再传给海关。海关说还要等复核，最快三天。金英淑说：“三天，我还有一板新药，够吃了。”她说的新药，就是那盒黄葵胶囊。那时候，她已经不害怕换药了。

三天后，包裹放行了。那是一个傍晚，我和金英淑一起去快递驿站取件。她抱着那个小纸箱，拆包装时手一直在抖。纸箱里是一板铝箔药片，一封信，还有一袋朝鲜糖果。药片还是那种白色小圆片，她拿起来，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小心翼翼收进口袋。信是她妈妈写的朝鲜文，她看得很慢，看了好几分钟，眼泪啪嗒掉在信纸上。看完她把信递给我，说：“妈妈说她每天都去药厂门口问，人家都被她问烦了。”我笑了，她也笑了，眼角还挂着泪。

那盒黄葵胶囊她没扔，回国前还专门放在行李箱里。我说你以后用不上了吧？她说：“带着，提醒自己在成都有过一个医生，一个朋友，还有一碗热干面。”她回国那天，我去送机。她穿着来时的墨绿风衣，头发散了，没盘起来，像变了一个人。过了安检，她回头冲我喊：“小陈，妈的，再见！”整个航站楼的人都看她，她笑着挥手，我也挥。那一声“妈的”，喊得又响亮又得意，好像她终于学会了人生最有用的一句话。

后来我们隔段时间就在微信上聊几句。她说她回平壤了，继续当助教。她告诉我，那瓶朝鲜寄来的药她一直按时吃，身体稳定，复查指标都好。她还告诉我，她妈妈后来去医院检查，肾脏也有点小问题，她把那盒剩下的黄葵胶囊寄了回去，让妈妈试试。妈妈吃了一周，跟她说：“这药和你以前吃的差不多，但好像更好咽。”她高兴得半宿没睡着。她说：“小陈，你看，从朝鲜到成都，又到平壤，绕了一大圈，药还是那个药，但人不是那个人了。”

我回她：“人当然不是那个人了，你现在会说‘妈的’了。”她发来一串韩语哈哈大笑的表情。

放下手机，我想起那天食堂她憋红的脸。她那句“妈的，药快没了”，听上去像骂街，其实是一句求助。药没了可以再找，路堵了可以绕，但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被世界忘了，那才是真完了。金英淑没有完，因为她妈妈从没有松手，我也跟着搭了一把手。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瓶药，瓶子里装的可能是健康，可能是希望，也可能只是某个人的名字。药片会一粒一粒减少，但只要还有人记得你缺什么，你就还没到弹尽粮绝的地步。我挺幸运，在那个午后的食堂里，热气腾腾的热干面旁边，见证了这么一句不像话的真心话。那句话，我大概会记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