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老人突然排便，俗称净肠，不少老人讲，这是留给子女最后的福

那天下午接到弟弟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工地上拌水泥，手机响了三遍才听见。弟弟在电话里就喊了一句：“哥，妈不行了，你快回来。”我手里的铁锹“哐当”掉在地上，连假都没来得及跟工头细说，揣着身上仅有的八百块钱就冲去了火车站。

我是坐了一宿硬座赶回老家的。县城火车站的出站口还是老样子，水泥地上坑坑洼洼，旁边卖茶叶蛋的大娘换成了个玩手机的小伙子。弟弟骑着那辆破电动车来接我，他比去年瘦了一大圈，胡子拉碴的，眼眶底下乌青一片。他看见我，嘴唇抖了抖，没说别的，只说了句：“妈在等着你。”

推开老家堂屋的木门，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扑过来，夹杂着药味和那种老年人身上特有的气息。母亲躺在靠窗的床上，盖着一床洗得发白的蓝格子棉被，身子蜷着，小得像个孩子。我以前从来没觉得母亲这么小过，她年轻的时候可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能扛着一袋化肥从地头走到场院，气都不带喘的。可眼前这个老人家，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地贴在头皮上，脸瘦得颧骨老高，眼窝深深陷进去，嘴唇干裂泛着白皮。我喊了一声“妈”，声音在嗓子眼里堵着，发出来时自己都觉得陌生。母亲的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浑浊的眼珠转了一下，像是看到了我，嘴角似乎扯了扯，又没了动静。

弟弟说，妈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水也喂不进去，就用棉签蘸着水给她润润嘴唇。医生说没什么好办法，年纪大了，器官都在衰竭，让准备后事。我蹲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那手又干又凉，骨节粗大，指头上全是裂口和茧子，摸上去像块老树皮。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冬天冷，母亲总是把我的手揣进她的棉袄里，用她身上的热气给我暖。那时候她的手是暖的，厚实有力，现在却成这样了。

晚上我和弟弟轮流守着。我让弟弟去睡一会儿，他死活不肯，说怕一闭眼妈就走了。我们就一人搬个板凳，坐在床两边，谁也没说话，只有窗外风吹着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响。

后半夜的时候，母亲忽然哼了一声，身子动了动。我连忙站起来，以为她要喝水。就听见被子底下传来一阵“咕噜”的响动，紧接着一股浓重的臭气弥漫开来。我愣在那里，一时没反应过来。弟弟却像是早有准备，从床头柜里扯出几块旧棉布，又端来一盆温水，对我说：“哥，妈排便了，咱得给她擦洗。”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那种气味太冲了，直往鼻子里钻，我胃里翻了一下。说实话，我在这之前连自己儿子的尿布都没换过几回，都是媳妇弄的。现在要我给老人收拾这个，我脑子嗡地一下，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弟弟见我发愣，也没催我，他自己弯下腰，掀开被角。母亲穿着一条宽松的旧秋裤，裆部已经湿了一片，黄褐色的稀便顺着腿根往下流。弟弟小心翼翼地把秋裤褪下来，又拿棉布浸了水，一点点给母亲擦拭。他动作很轻，嘴里念叨着：“妈，没事，咱收拾干净，你就舒服了。”

我看着弟弟的背影，心里突然一阵发酸。我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到头就过年回来几天，家里的事全是弟弟在撑着。母亲前年摔了一跤，卧床不起，弟弟本来在县城送快递，为了照顾母亲，把工作辞了，回到村里种地，又养了几只鸡。我每次打电话问他，他总说“没事，有我呢”。我寄回来的钱，他一半拿来给妈买药，一半攒着，说是给妈办后事用的。这些事，我从来没问过，他也没提过。

我回过神来，蹲下去，和弟弟一起给母亲擦洗。我从他手里接过棉布，笨拙地学着弟的样子，轻轻擦着母亲干瘪的腿。母亲腿上的皮肤松垮垮的，一捏起来就是一褶，骨头硬邦邦地硌手。我擦着擦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掉在棉布上，洇开一圈深色。

我们俩合力把母亲翻了个身，把垫在身下的旧床单抽出来，换上一块干净的。我托着母亲的腰，感觉到她整个身子轻飘飘的，估计连八十斤都没有。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有一回我发高烧，半夜吐了一床，母亲也是这样，把我翻过来翻过去地擦洗，换床单，给我量体温，熬姜汤，一宿没合眼。那时候我不懂事，还嫌姜汤辣，哭着不肯喝。母亲就抱着我，一口一口地喂，嘴里哄着“喝了就好了，喝了妈就不愁了”。

而现在，轮到我来给母亲擦身子了。我突然明白，所谓赡养老人，不只是给钱给吃的，还有这些说不出口的、脏的臭的活计。村里老话说，老人临走前“净肠”，是把自己身上最后一点不干净的东西带走，把福气留给儿女。我以前不信这些，觉得都是迷信。可那一刻，我竟然有点希望这是真的，希望母亲这一泡稀便，真能把她这辈子受的苦都带走，把剩下的好日子都留给我和弟弟。

母亲被收拾干净后，似乎舒服了一些，呼吸平稳了点。她睁开眼睛，这回看得清楚了些，目光在我和弟弟脸上来回挪动。她张了张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凑到她嘴边才听清：“老大……回来了……”我点头，眼泪又涌出来，我说：“妈，我回来了，我不走了。”母亲笑了笑，嘴角牵动，露出不多的一点笑意，然后她又闭上眼睛，像是睡着了。

那一夜我坐在床边，看着母亲微弱的呼吸，心里翻江倒海。我想到自己这些年在外头，总觉得要挣钱，要给孩子攒学费，要给老家翻修房子，总想着等再攒多一点就回来好好陪妈。可妈等不起了。我算了一下，我一年回来一次，一次待几天，这些年加起来，真正陪在母亲身边的日子，可能连半年都没有。钱挣了多少？也没挣出个名堂来。倒是弟弟，他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守着妈，把最苦最累的活都干了。

天快亮的时候，母亲忽然醒了，精神看着比昨天好一些。她让我扶她坐起来，靠在被子上。她看着窗外的天，东边泛着鱼肚白，她说：“天亮了……今儿是个好天。”然后她转过头，看着我和弟弟，说：“你们俩，别吵了。”我和弟弟一愣。我知道她说的吵，是前年因为给父亲迁坟的事，我跟弟弟闹过一场脾气。那时候我嫌弟弟太固执，非要把坟迁到新买的公墓里，我觉得没必要花那个钱。我们在电话里吵了一架，我说他不孝，他说我不懂。后来虽然事情过去了，但心里总有个疙瘩。

母亲接着说：“你是哥，你让着弟一点。他这些年，不容易。”我点头，想说些什么，嗓子却像是被堵住了。弟弟在旁边哭出了声，他跪在床边，把头埋在母亲手心里，喊了一声“妈”。母亲摸了摸他的头，又说：“我走了以后，你们要互相照应，别让旁人看笑话。”我和弟弟都点头，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完这些，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身子往后靠了靠，呼吸又变得微弱了。我扶着她慢慢躺下，她闭上眼睛，没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一睡，就没再醒过来。

母亲是在第二天下午走的。走得安详，脸上带着一点笑意。亲戚们来帮忙料理后事，有人看见床上的干净床单，又听我说了母亲“净肠”的事，一个上了年纪的婶子拉着我的手说：“你妈心善，走的时候还把干净留给你们，这是给你们积福呢。往后你们兄弟俩会越过越顺的。”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母亲的遗像笑了笑。我想起她最后那个早晨说的“天亮了”，也许她等到了天亮，等到了两个儿子都在身边，等到了我们和好，才放心走的。那泡屎，脏是脏，臭是臭，却让我这个当儿子的，第一次真正摸到了母亲身上的温度，也摸到了自己心里落了多少灰尘。

办完母亲的丧事，我没有急着回城里。我在老家住了半个月，帮弟弟把地里的草锄了，又去镇上买了两袋化肥，把房顶漏水的那间屋子修了修。弟弟不说话，闷头给我做饭，炒了盘鸡蛋，又炖了一只老母鸡，说是自家养的，补补身子。我们俩坐在院子里，喝着酒，谁也没提以前的事。风吹过来，枣树上落了几片叶子，弟弟给我倒了一杯酒，说：“哥，以后常回来。”我嗯了一声，把酒一口闷了。

回城那天，弟弟骑着电动车送我到汽车站。我上了车，从车窗里看见他站在路边，风吹着他的衣裳，人瘦得像根电线杆。车开远了，他还站在那里，没动。

后来我在工地上干得更卖力了。有时候累了，就掏出手机看看，屏幕上是我拍的母亲的遗像——她年轻时候的一张黑白照片，梳着两条辫子，眼睛亮亮的，笑着。我就想，妈说的那福气，我可能找到了，就是我还活着，还能动，还能为家里人干点活，心里头有惦记的人。

净肠不净肠的，我不大信了。但我信母亲是真的想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哪怕她最后留下的，只是一床干净的床单和一屋子洗净的味道，那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