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部老总私售私募，VIP客户100万亏光，法院为何只判券商赔5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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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券研社）

当营业部老总站在你面前，告诉你有一款“公司运营”的私募产品，年化收益可观时，你很难不去相信。尤其是当你作为这家券商的VIP客户，已经与其建立了多年的信任关系。杨某某就是这样一位投资者。2015年，他基于对某证券营业部的信赖，出资100万元认购了一款由该营业部负责人陈某推介的私募基金。九年后，当这100万元几乎血本无归时，法院的一纸判决揭开了这场“自己人”背刺的真相，也重新划定了金融机构在“飞单”乱象中的责任边界。

一场精心包装的“内部项目”

时间回到2015年6月。陈某的身份是某证券营业部负责人，而杨某某是该营业部的VIP证券客户。陈某向杨某某及其他投资人兜售一款私募基金时，宣称该基金“系某证券公司运营的项目”。在未对杨某某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任何调查评估的情况下，陈某多次组织项目路演，极力推介。

基于对券商营业部负责人的信赖，杨某某签署了《资产管理合同》，出资100万元购入该私募基金份额。然而，合同期限届满、投资项目达到退出条件后，杨某某迟迟未能收到回款。向陈某催要款项时，他才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自己投资的并非该证券营业部授权销售的产品，且该产品风险极高。

2022年3月，证监局向该营业部和陈某发出警示函，认定存在两项违规：私自销售非证券公司代销的私募基金产品，以及营业部空白合同文本管理不到位。

法庭上的博弈：警示函不等于赔钱？

2023年8月，杨某某提起诉讼，诉请营业部赔偿投资款100万元及利息损失30余万元。营业部的抗辩逻辑清晰且冰冷：案涉私募基金的合同相对方是某投资管理中心，证监局出具的警示函只是“行业内部提醒”，受到警示不等同于需要承担投资人投资失败的商业风险。况且，杨某某常年理财，应当知晓投资风险，损失不应由营业部承担。

一审法院驳回了杨某某的诉讼请求。转机出现在二审。

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证券营业部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对杨某某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估，亦未对产品进行风险评级、完成产品与客户的适当性匹配，违反了投资者适当性义务。

但法院同时认定，杨某某作为具备一定理财经验的投资者，未能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充分了解产品信息，便投资高出自身承受能力的高风险产品，自身亦存在过错。最终，二审改判营业部赔偿杨某某损失576,716.97元。

这个数字的意味值得细品。它并非全赔，也远非象征性的补偿，而是按照过错程度切割出的责任份额。法院的裁判逻辑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卖者尽责”是“买者自负”的前置条件。当金融机构未能履行适当性义务时，投资者即便自身有疏忽，机构也难逃其责。

“飞单”的产业化阴影

杨某某的遭遇并非孤例。所谓“飞单”，是指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未经所属机构授权，私自向客户销售非本机构发行或代销的金融产品，以获取高额佣金或其他利益。

上海金融法院曾披露一起更为触目惊心的“产业化飞单”案例。某银行客户经理乙向长期客户甲推介一款自称“银行内部员工基金”的产品，宣称“年化收益6.5%以上”“由银行全程监管、刚性兑付零风险”。甲在乙的办公室完成100万元转账后，才发现收款方是某基金公司。该基金公司爆雷后，甲的投资血本无归。法院查明，包括甲在内共20名投资者以同样方式购买了案涉基金，累计损失超3700万元。最终，银行被判赔偿39万元，涉事员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

“飞单”的运作模式正在迭代。从单兵作战到“产业化推销”，从随机推介到精准收割，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和员工身份成为了最有效的“信用背书”。投资者往往难以分辨，站在面前的“自己人”，究竟是在代销合规产品，还是在为高额佣金铤而走险。

监管数据印证了这一判断。2025年底至2026年初，金融街证券在两个月内累计收到十余张罚单，违规行为涵盖“飞单”、私募销售违规、承诺保本保收益等。内蒙古证监局的通报措辞严厉：多地多名员工私自推介或销售非公司代销的产品，个别员工甚至组织投资者签订共同购买协议，将资金汇集至个人账户集中申购，涉嫌违规代持及资金归集。

57万判决的深层信号

回到杨某某案。四部门联合将此案纳入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其用意远超个案本身。

这一判决重申了一个被“买者自负”口号时常遮蔽的原则：“卖者尽责”是金融市场信任的基石。当投资者走进券商营业部，面对的是持牌机构的负责人，他有权假定对方推介的产品经过了基本的合规审查，有权要求对方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出评估。这不是苛求金融机构“保本保收益”，而是要求其在销售环节守住底线。

但判决同样没有纵容投资者的疏忽。杨某某获赔57万而非100万，意味着法院认为他作为有一定理财经验的投资者，在签约时未仔细阅读合同、未核实产品信息，自身也需承担相当比例的损失。这种“过错相抵”的裁判思路，在保护投资者与防止道德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更深层的问题指向了金融机构的内控失效。营业部空白合同文本管理不到位，使得陈某能够以营业部负责人的身份完成推介和签约；对员工行为监测监控的缺失，让“飞单”得以在营业场所内长期运作。当机构对“自己人”的监管流于形式，最终买单的不仅是投资者，还有机构自身的声誉和真金白银的赔偿。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起案件提供了几个实用的警示：核实产品是否在券商官方渠道公示，警惕“内部项目”“公司运营”等模糊话术；确认收款账户，正规产品的资金应流向托管账户而非个人或不明第三方；保留证据，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都可能成为日后维权的关键。

100万的投资，57万的赔偿，九年的维权。杨某某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法院的判决至少厘清了一条底线：当“自己人”举起刀时，金融机构不能仅以一句“员工个人行为”就全身而退。适当性义务不是纸面上的合规摆设，而是真金白银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