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韩国瑜在双十庆典上的脱稿批评尚未平息，"行政院长" 卓荣泰 13 日赴 "立法院" 施政报告前的回应，又把 "不副署" 的争议推回台前。卓荣泰强调这是 "被动且必要" 之举，并以前述《财划法》修法为例：行政院明确指出法案计算公式存在错误，"立法院" 仍坚持完成修法，他才不得不行使不副署的权力。表面看，这是一场关于宪政程序的分歧；深一层看，这场僵局的真正内核，其实是财政资源如何分配的激烈角力。
《财划法》全称 "财政收支划分法"，规范的是台湾各级政府之间财政收入的分配方式。行政区划调整、税源分配、补助款计算，每一条公式的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牵动着各县市的建设资金与施政空间。修法涉及数千亿元新台币的重新分配，行政院与 "立法院" 版本在计算公式上存在根本分歧，绝非简单的技术差异，而是 "钱应该怎么分" 的路线之争：是强化中央统筹能力，还是把更多财源下放地方。这样的争议，在任何一个实行财政分权的体制中都可能发生，但一旦进入 "不副署" 的对抗轨道，财政专业问题就彻底被宪政政治化。
卓荣泰把不副署界定为 "被动"，理由是覆议、大法官解释等救济渠道效用萎缩。这个说法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却也回避了另一个层面：当救济渠道失灵时，责任究竟在谁？覆议制度设计之初，正是为了给行政权提供合法、程序化的异议渠道；如果这个渠道因为政治互信崩塌而形同虚设，那么问题就不在于某一条法案，而在于整个制度环境已经难以容纳分歧。以 "渠道失灵" 为由绕开渠道，无异于承认宪政机制已经难以自我修复。
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的宪政争议正在被选举周期放大。地方选举进入冲刺阶段，财政分配议题天然具备动员效果：谁能争取到更多资源回馈地方，谁就更能赢得选民支持。"立法院" 力推财源下放，有着充沛的政治正当性叙事；行政院坚守财政纪律与统筹能力，同样有充分的治理理由。双方都站在各自最有利的道德高地上，而真正的制度解决方案 —— 比如在专业层面重新核验公式、在预算框架内寻找折中 —— 反而被晾在一边。
资源分配的分歧并非不能谈，问题在于以什么方式谈。卓荣泰提出沟通的三项前提 —— 合乎 "宪法" 秩序、遵守财政纪律、政策合法合宪 —— 从行政权立场看是底线声明，从 "立法院" 立场看却是预设立场。要求对方先接受己方对 "合宪"" 纪律 "的定义再谈分配，等于把对话起点设在终点。财政争议本来有专业仲裁的空间，公式对错可以交由专业机构核算，分配比例可以分阶段协商，但一旦升级为" 违宪 ""不副署" 的宪政对决，专业问题就让位于政治意气，妥协空间被压缩到极限。
这场僵局的代价是具体的。修法悬置意味着财政分配规则迟迟无法更新，县市政府的预算规划陷入不确定；朝野在程序上反复攻防，消耗的是本可用于审议民生法案的政治资源。而当 "不副署" 从罕见的制度例外走向常态化工具，未来每一条有争议的法案都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立法权威与行政效率将在无休止的对抗中被同时侵蚀。
宪政争议从来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政治信任问题。《财划法》之争暴露的，不只是财政公式的分歧，更是台湾朝野之间根深蒂固的信任赤字。在信任缺失的环境里，任何专业问题都可能被政治化，任何制度渠道都可能被架空。要打破僵局，与其在 "谁违宪" 上继续攻防，不如先恢复制度互信：让专业问题回归专业裁决，让财政分配回归协商程序，让救济渠道重新运转起来。否则，即便这次 "不副署" 之争落幕，下一场围绕预算、法案的对决也会接踵而至，台湾社会将在重复的宪政内耗中持续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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