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春，苏南水阳、狸头桥一带，粟裕把一张皖南地图摊在桌上，反复查看山川、河流和道路。此时，摆在新四军面前的，不只是部队往哪里走的问题，更是军部能否摆脱被动局面的关键选择。
皖南与苏南相距并不算远，双方控制区之间最远约150公里。按照粟裕的估算，如果皖南军部决定向东转移，苏南方面派出三个团迎接，两支部队从南北两面相向行动，最快一昼夜便有可能接上。
这不是临时起意。
1940年，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调集约18个团，逐步压缩新四军在皖南和苏南的活动空间。他的布置很明确：切断两地联系，先困住皖南军部，再对苏南部队施压。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军内部曾有一种判断，认为叶挺、项英在皖南容易被围困，陈毅、粟裕在苏南却不易被一举控制。这种判断未必完全准确，却说明苏南和皖南所处的环境确实不同。
皖南多为国民党军重兵控制区域，新四军军部又背负机关、后勤和伤病人员，行动受到很大限制。苏南则处在日军占领区和敌后乡村之间，国民党军若大规模进入，既要顾忌日军，也要承担补给和地方控制的压力。
陈毅、粟裕据此提出，皖南、苏南如果各自为战，兵力就会被分散；若能合在一处，再向苏南、苏北及长江以北发展，部队反而更容易打开局面。陈毅曾向项英表达过类似意思：“皖南不能久守，东移才有出路。”
项英的考虑却不同。他主张把皖南和江南看作相对独立的作战单位，认为皖南应依靠江南增援，在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后打破封锁，并伺机向浙东、闽北方向发展。
这两种方案，差别不在一条行军路线，而在对根据地性质的判断。陈毅、粟裕更看重敌后发展和机动作战，项英则更担心皖南一旦放弃，军部失去依托，部队会陷入无处落脚的境地。
为了说明东移并非空想，粟裕没有只停留在电报往来上。他安排江南指挥部作战科长吴肃带侦察组，与皖南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率领的侦察组分别出发，勘察双方可能接近的道路。
勘察内容很细。山口能否通过，河流何处可渡，村庄之间是否有隐蔽道路，地方群众能否提供粮秣，都要记录在案。吴肃完成任务后，向粟裕详细报告了沿途情况，双方对接并不是完全没有条件。
与此同时，粟裕还根据苏南部队能够调动的兵力，拟定了三个团接应军部东移的方案。三个团不是全部投入正面交战，而是承担开路、掩护、接应和堵截等任务，目的在于为军部机关和主力争取时间。
陈毅、粟裕也清楚，电报中的文字很难把复杂的敌情和行动步骤讲透，因此曾派人前往皖南军部沟通，希望当面说明苏南方面的判断。问题在于，军事准备已经逐步展开，决策却始终没有真正落定。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项英，要求新四军军部、后方机关和皖南主力转移到苏南，并明确提出部队应向苏南、苏北直至海边的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这一指示，实际上为东移提供了政治和战略依据。
但项英仍没有立即行动。其顾虑并非毫无来由，皖南军部人数众多，机关、伤员、家属和物资都需要转移；一旦途中遭遇拦截，后果将由整个军部承担。正因为责任重大，计划越是周密，决断反而越困难。
形势没有给出太多等待时间。1940年夏，江南国民党军从南、北、西多个方向加强压力，新四军在苏南也面临被压缩的危险。陈毅、粟裕判断，若继续把力量困在江南，苏南和皖南都可能失去主动。
6月15日，陈毅、粟裕致电中央、项英和刘少奇，说明局势已难以继续周旋，并提出转移苏北、集中力量发展的打算。对他们而言，这已不是是否接应军部的问题，而是江南部队必须先保存自身、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6月28日，陈毅率部渡过长江。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渡江北上。三个团接应皖南军部东移的计划，至此失去了实施条件，苏南部队转而在江北建立新的活动区域。
这次转移后来证明改变了新四军的发展格局。陈毅、粟裕在苏北站稳脚跟，部队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而皖南军部仍留在原地，直到1941年1月遭遇国民党军包围，皖南事变由此发生。粟裕的方案并非没有准备，也不是道路完全不通，真正使它搁浅的，是战略判断、现实顾虑和决策迟疑同时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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