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李讷来北航探亲，李敏开门见山问：“你来看我有什么事？”

1966年，北京航空学院家属区，李敏正在屋里收拾家务，妹妹李讷忽然登门。孔令华外出工作，屋里没有旁人。姐妹多年相见，李敏没有绕弯，开口便问：“你来看我有什么事？”

这句话听起来直接，却很符合李敏的性格。她知道，李讷不会无缘无故跑到北航来。果然，李讷说明来意：父亲毛泽东让她转告姐姐，近来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要轻易参加其他工作组。

话不长，分量却不轻。李敏听完后，马上明白父亲是在提醒，也是担心她。那个特殊时期，工作环境变化很快，年轻干部更要谨慎对待岗位和职责。父亲没有长篇训诫，只托妹妹带来一句话，反而显得格外郑重。

李敏没有把这番话理解成约束。她清楚，毛泽东支持子女独立，但对工作态度一向要求严格。既然已经走出中南海，开始过自己的日子，就不能再把家庭身份当成依靠，更不能在工作上有半点马虎。

这种独立，是从柴米油盐开始的。

1962年，李敏生下儿子孔继宁。孩子出生后，家庭责任陡然增加。此前住在中南海时，日常生活有专门人员照料，做饭、生火这些事情，她接触得并不多。搬出去以后，切菜、烧火、安排一家人的吃喝，都成了必须面对的现实。

刚开始，炉火并不好掌握。柴放得太密，空气进不去；放得太少，又很难烧旺。朋友王桂苡常来帮忙，手把手教她怎样码柴、怎样掌握火候。事情看似细小，却让李敏懂得，独立生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天都要亲手完成许多琐碎事情。

孩子渐渐长大，李敏也没有停留在家庭生活里。她重新投入学习和工作，遇到不懂的业务，便到图书馆查资料，回来继续琢磨。身边同事和领导给了她不少帮助，她的工作能力也在一次次实践中提高。

1965年，根据工作安排，李敏从九局调到八局。八局负责管理国防高等院校，工作内容与她所学专业较为接近。她在大学期间学习师范，调任后接触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等学校，常常随工作组外出参加会议。

有一次长沙会议结束后，她随工作组来到北航。这里对她而言并不陌生，丈夫孔令华正在北航担任助教。夫妻二人在同一所学校工作，生活上多了照应，工作上却仍各有职责，并没有因为家庭关系而混同。

也正因为李敏在北航工作，李讷才有机会来探望姐姐。妹妹带来的那句话，使李敏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位置：她首先是一名工作人员，其次才是领袖的女儿。这个分寸，必须自己把握。

李敏对父亲的关心心存感激，也没有把这件事到处谈论。她继续按要求做好本职工作，把注意力放在手头事务上。对她来说，最实际的回应不是表态，而是把事情办扎实。

她牵挂的，还有远在上海的母亲贺子珍。

北京到上海路途不近，那个年代外出并不方便，即便只是探望亲人，也要按规定办理手续。李敏每次准备去上海，都要向领导申请。时任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钟赤兵将军了解情况后，通常会给予方便，使她能够利用假期前往上海。

贺子珍身体状况不佳，平时不太愿意出门。李敏到了上海，常陪母亲在附近走走，看看城市建设，也陪她说话。母女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多，却需要格外珍惜。

孔继宁后来也有一段时间跟随外婆生活。李敏独自承担家庭开支和工作压力，把孩子送到上海，一方面是生活上的安排，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母亲身边有亲人陪伴。贺子珍愿意照顾外孙，李敏因此能够更专心地完成学习和工作。

从北航家属区的一次探亲，到北京与上海之间的往返，李敏面对的始终是几件具体事情：把孩子照顾好，把工作做好，照料父母，也学会安排自己的生活。1966年那次姐妹相见后，她仍按原定岗位继续工作，孔继宁则留在上海，由贺子珍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