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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圳红树林出来,很长一段时间,脑海中反复浮现的竟是一种叫海桑的树。印象里,湿地之上的红树林多是矮墩墩、密匝匝的灌木,但海桑树高得有些出格,十几米的树干笔直地往上蹿,冠顶细碎,枝叶软软垂落,风一吹,恍若一卷绿色的纱帘在摆动。若不仔细辨认,容易将它认作水边的柳树,但低头看到树干底部的淤泥四周,钻出来一大圈气根,便一定会好奇地打听它的来历了。毕竟这样的树在别处是不多见的。
“这树叫海桑。”她告诉我。她是给我们引路的保护区工作人员,模样年轻,却在这片国际重要湿地做了好几年的宣传员了。
我那时已迅速打开手机识图,屏幕上跳出的简介是:无瓣海桑。
“深圳人叫它海桑,叫了30多年了,没有人会较真。”她笑着说。
我却较真了,对海桑突然有了更多探究的想法。我询问AI,获得了一张复杂的谱系表:高大乔木,原产孟加拉国,在恒河与大海交汇的申达本大河口,那里有全世界最大的一片天然红树林,孟加拉虎在水中游泳,鳄鱼趴在泥滩上晒太阳。1985年,这种树被人从南亚带到海南,又过了8年,作为国家“八五”科技攻关课题的一部分,正式落户福田红树林的这片滩涂上。
红树林植物繁多,海杧、白骨壤、木榄、角果木……但都没有吸引我的脚步驻留。她不断地讲述其他植物的生命史,但我总是要把话题截回到海桑的身世上来。
“它是一棵移民树,喜光,喜高温,喜高湿气候。”
对于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来说,一棵树移民到这里,一定有其缘故,我对它的“移民故事”充满了兴趣。
“要说海桑的故事,绕不开深圳湾的建设。”20世纪70年代末,深圳河裁弯取直,脾性大变,因为潮水的日夜冲刷,海岸的淤泥大面积流失,岸线也逐年后退。裸露出来的大片滩涂,太阳一晒,结了一层硬壳,涨潮时被海水一泡,退潮时就变成了稀泥浆。这种地方,树长不活,连草也扎不下根。
深圳湾原有的秋茄、白骨壤、桐花树、木榄这几种矮灌木构成了最原始的红树林生态家族群落。它们都是“好”树,也许仅一个“好”字还无法解释它们的贡献。尤其是白骨壤,匍匐贴地生长,改良淤泥的本事在红树林家族里数一数二。但它们的缺点就是长得实在太慢了。 7年光阴,一棵秋茄才能蹿到两米九,不过一层楼的高度,而滩涂上的土层每年被潮水刮走,这种生长速度根本就抵挡不住土层流失带来的危险。海水裹挟泥沙溢过林地,植物根系浸泡在咸水中,还有不间断的狂风大浪,寻常草木遇此环境,早已枯萎,很难安生。
滩涂被破坏,植被难以存活,飞鸟也不愿选择此地栖息。事情到了这一步,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修复”,而修复需要速度,要与水土流失抢速度。这片滩涂上的时间变得尤为珍贵起来。
“当时搜集了国内红树林的造林经验,挑挑选选,其实也只有一条路:找速生的先锋树种。”她说。
“什么是先锋树种?长得快的树?”我问道。
她说,先锋树种不仅是那种长得快的,还要不怕苦、不挑地,能在一片烂泥地里迅速站稳脚跟。我立即明白,就像打仗时的先头部队,先冲上去,占住阵地,后面的大部队才有机会跟上。
每一片湿地的生态修复必定有过多次尝试,有过失败的放弃,也有成功的经验。草木向阳而生、择土而栖,要在咸涩的滩涂上扎根,在往复的潮汐中存活,这对草木来说谈何容易?很多移栽来的植物没过多久就扛不住了,唯有海桑,能经历滩涂上最严苛的生存考验。科研人员的目光,投向了海桑树这个“外来客”。
后来的数据证明了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大多数草木是落地生根、遇土而发,胎生的海桑却在母体枝头孕育新的生命。长长的胚轴垂挂于枝叶之间,青碧饱满,宛如流苏悬垂。待时机成熟,便挣脱枝丫坠落滩涂。这一刻的坠落不是凋零,而是新生的启程。位于胚芽和胚根之间小柱子似的胚轴,带着鲜活的生命力扎进松软淤泥,在退潮的间隙快速锚定,待下一轮潮水涌来,它已经站稳了脚跟。引种第六年,海桑的平均高度超过8米,冠幅是同龄秋茄的十几倍,成林速度是本地红树的3倍—5倍。那些给海桑引种投赞成票的人,长长地吁了口气。
我必须承认,海桑吸引我的一个点是它的笋状呼吸根,从淤泥里密密地戳出来,横七竖八地铺在树根周围,拱土而出的网状根系像巨怪的手,紧紧抓住了滩涂,向四面铺展开。潮水来时,流速被网状根系阻滞、拖拽,水里的泥沙在缓慢的速度里,也就淤在了树根之间。一年、两年,几年过去,那些本来快要淘空的淤泥又开始变厚、变硬、变高。滩涂的岸线也不再后退了。
这就是后来人们谈论海桑引种时,反复提及的“立功”:固滩消浪,把深圳湾濒临消逝的滩涂从海水嘴里“抢”了回来。海桑一头扎进本地红树根本活不下来的恶劣环境,改造滩涂的底质,把滩涂的盐度降下来,把淤泥的硬度提上去,为秋茄、白骨壤的回归开辟了一条生路。这是当年引种最核心的科学逻辑,也成了写在每棵海桑树根系上的施工图纸。
“海桑还悄无声息地‘干’了几件大事。”她说,几年前来保护区工作,也正是从这几件事来认识海桑的。
深圳河从市区一路自东北向西南流动,流进海湾的水中氮和磷含量高得吓人,幸好海桑的叶子多,吸收这些富营养物质的能力远强于本土灌木。栽上海桑树,就如同海湾入口装上一套“不插电的净化装置”。抑制近海富营养化、减轻赤潮风险,它是立功者。还有一件事鲜为人知。有一种叫互花米草的入侵植物很凶悍,繁殖起来若不加管束,能吞掉整片红树林。但是当海桑长起来后,树冠郁闭成荫,林下透不进光,互花米草便无法存活。早年海湾大面积栽种海桑,一个隐藏的作用便是压制住了互花米草这头“疯狂的猛兽”,保住了红树林湿地的底座。而海桑树冠越长越大后,黑脸琵鹭和鸻鹬将这里当成了歇息之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深圳湾鸟类数量回升,与这片新成林的“高层建筑”也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故事讲到这里,海桑简直像个英雄。它也确实是英雄。
可生态平衡是群落动态博弈。博弈的规则,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
“后来,海桑不被待见了。”她皱了皱眉。
“为什么呢?”这个疑问,其实早已在我心里了。
“这就得讲新的生态原理了。”她说道。
滩涂稳定了,淤泥肥沃了,本地红树就有了存活的条件。但有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海桑的气根多,占据了很大的空间,影响到了其他红树林种群的生长。细心的人还发现,海桑长高成林,原本低矮的红树林群落就凭空多了一层之前没有的“上层结构”。秋茄、白骨壤、桐花树,这些天然的下层灌木,演化过程中没有经历过生存空间被别的树种压制。想象一下海桑茂密的林冠一遮,林下的光照骤降,白骨壤最先扛不住,它耐阴性最差,幼苗几乎无法在林下生长;秋茄幼树也越长越弱,整个原生群落的自然更新链条中断了。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底栖蟹类、贝类,因为食物的变化,导致了种类、数量下降。那条看不见的底栖食物链在滩涂上渐渐弱化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颠倒的生态秩序,外来乔木高高在上,本地红树在林下生存不利,群落结构一天天走向单一。仅仅是海桑占了主导地位,弱点也出现了,就是病虫害的干扰,海桑林开始出现大面积枯枝。这个趋势藏着不妙的征兆,让人动了驱赶之心。
还有一个让人没想到的麻烦,海桑扎了根,它的果实成熟后,掉进海水里,这些“浆果”种子随潮漂流,一路扩散到整个深圳湾,最后能漂到香港米埔湿地。从2006年起,香港的保育机构每年都要派出大量工人清除野生海桑苗,防止它们挤占米埔湿地的原生群落。
防控海桑的过快繁育,让当年那些引种者又一次头痛起来。昔日冲锋陷阵的英雄,今天成了生态社区里一个过于强势、霸占位置不走的“钉子户”。深圳湾的红树林修复面临新的选择,不仅是“要不要”海桑的问题,也是“放哪里、放多少”的难题。
“先前把它请进来,现在又不想要了,好像是一个悖论。”她说,每天早晚有巡护员修剪或清除部分气根,目的是控制其种群密度,为本土物种腾出生态空间,把阳光让给别的树,不让单一物种垄断湿地资源。
这些年,不断有研究者给海桑下定论:与互花米草本质不同,不是恶性入侵物种,只是“条件性不良引进树种”,是“过度扩张的先锋树种”。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下,它是功臣;修复完成后,它便变成了“破坏者”。
它似乎成了人们眼中的“坏”树。
听到这里,我忽然懂得了,海桑没有绝对的好坏。它的功过写在湿地不同的演替时序里。这大概是海岸线生态教给我们最深刻的一课:没有永远的功臣,也没有永不消失的入侵者。
深圳红树林现行的实施方案,是对海桑树进行更精细、耐心的“结构调整”。前沿迎风带上的海桑林防风墙继续保留,那里海浪大,依旧需要它们固岸消浪。中后段的湿地,对海桑逐年疏伐间伐,像在丛林中打开一扇扇天窗,让阳光照到泥滩上,再把秋茄、木榄、白骨壤的幼苗一株株种起来。
“种子扩散也被严密监测,要阻止它们向对面的海岸线蔓延。”我从她的描述中理解了结构调整的目的,是把先锋树种从“主导者”转变为“共生者”,让单一人工林回归多层立体的红树林群落。
我问道:“这才是这片湿地最好的模样?”
她点了点头。最好的模样,就是任何物种都能自由地生长。我也瞬间懂了,理想的湿地生态,从来不只是单一物种的舞台。
走在木栈道上,那些高高的海桑再次进入眼中,我似乎对它有了一种体恤。这些并非深圳湾的原始居民、也不可能成为永久居民的树,是那段拯救滩涂的岁月的纪念碑。海桑记录的,是人类在某个历史阶段,面对生态危机做出的理性选择。
登上瞭望塔,繁华都市高楼矗立,眼前的红树林在一片深沉的静谧中充满灵动的生机。白鹭身姿轻盈,四处觅食;跳跳鱼在淤泥里扭动身体,欢蹦乱跳;昆虫的声声轻鸣,穿过丛林,打破海湾的宁静。她眺望远处,嘴里却在说:“过两天,就要涨潮了。”
记住海桑树,任何一种生命史,开始了就不会有真正的结束。潮涌潮退,世界永远在变化之中。深圳红树林里,关于生态平衡的谈判和选择,还将在漫长的季节里发生。
作者简介
沈念,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文学》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小说集《灯火夜驰》《八分之一冰山》、散文集《大湖消息》《世间以深为海》,非虚构文学作品《与鹿归》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等文学奖项,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扬子江文学评论、中国城市文学等排行榜。
来源 | 中国环境报
编辑 | 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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