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6月，江苏泰兴郭村外围，一名穿着旗袍的年轻女子跌跌撞撞赶到新四军哨卡。她自称国民党军政训处中尉，衣服被泥水浸透，双脚也已经磨破。哨兵一时摸不清身份，立即将她控制起来。谁也没想到，她开口的第一句话不是求饶，而是：“快带我去见叶飞，我有紧急情报。”
这名女子后来改名郑少仪，原名李振芳。她并非普通的国民党军官，而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此刻，她冒险现身，意味着多年的伪装已经很难继续。可在郭村新四军即将遭到突袭的关头，个人安危只能暂时放在一边。
事情还要从扬州说起。李振芳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收入不高，却尽力让她读书。她性格利落，学习成绩不错，私下还喜欢练武，曾拜武术师刘殿壁为师。这样的经历，使她比一般年轻女子更能吃苦，也更懂得如何在复杂环境中保持镇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扬州局势迅速恶化。日军侵入江苏，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李振芳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日军关押。在狱中，父亲接触到地下党员夏岚，逐渐认识到，单靠个人勇气无法改变民族受压迫的处境。
出狱前，父亲曾托付夏岚照料女儿。1939年，经夏岚介绍，李振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没有把她安排在显眼位置，而是让她学习如何观察、判断和传递信息。地下工作最难的地方，不在于一时冒险，而在于长久忍耐，许多时候必须把真实情绪藏在日常举止之后。
当时的苏北，局面相当复杂。叶飞率领的新四军在当地开展抗日斗争，韩德勤部与李明扬、李长江所部也各有自己的打算。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叶飞采取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中间势力的策略，同时警惕顽固派和地方武装的突然袭击。
组织遂安排李振芳以“李欣”为名，进入李明扬部政训系统，担任中尉。她要做的不是刺探无关紧要的消息，而是摸清部队调动、军官关系和行动意图。身份越接近核心，风险就越大；一旦露出破绽，等待她的便可能是审讯甚至处决。
1940年6月下旬，李振芳察觉到李明扬部的气氛异常。部队调动频繁，军官之间联络密切，部分行动刻意避开普通人员。她将零散迹象拼接起来后判断，目标很可能是郭村的新四军驻地。
郭村当时兵力有限，却处在苏北抗日力量活动的重要位置。倘若敌军突然进攻，新四军不仅可能遭受伤亡，周边根据地的联系也会受到影响。更棘手的是，她原本的联络渠道暂时中断，能够把消息送出去的人，只剩下自己。
那一夜，她没有携带明显身份物品，也没有等待上级进一步指示。换作常人，或许会选择观望；但地下工作者一旦确认情报关系到部队存亡，就必须承担决断的后果。李振芳趁夜离开驻地，设法摆脱监视，向郭村方向赶去。
从驻地到郭村约有18公里，其间道路泥泞，河网密布。她既要赶路，又要避开盘查。后来流传的细节中，有她涉水前行、脚掌被石块划伤的说法。无论具体过程如何，这段路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奔跑，而是一次随时可能暴露的秘密转移。
抵达新四军哨卡时，她已经十分疲惫。哨兵不敢轻易放行，双方短暂僵持。她急着解释：“情况紧急，必须马上见叶飞。”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并不是因为语气激烈，而是因为一个潜伏人员主动亮明身份，往往意味着她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叶飞接见李振芳后，迅速核实她提供的情况，并据此调整防御部署。1940年6月28日，李明扬部向郭村发起进攻。新四军已有准备，战斗没有按照对方预想展开。经过数日交战，进攻部队未能达到目的，郭村一带的防线得以保全。
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郭村保卫战。它的意义不只是一次局部胜负，更在于新四军在苏北复杂力量关系中站稳了脚跟。李振芳送出的情报，也由此显出分量：关键时刻，一条提前获得的消息，足以改变一支部队的部署，甚至改变战斗的走向。
身份暴露后，李振芳不能再回到原来的岗位。组织为她改名郑少仪，转入新四军系统工作。她没有因这次行动获得公开表彰，之后长期从事文职和政法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在浙江政法系统任职，曾担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务。
多年以后，郑少仪的早年经历仍被严格保守着，连家人也未必完全知情。1975年，叶飞到浙江工作期间，曾打听当年那位冒险送来情报的女同志。随着这次寻找，李振芳与郑少仪之间的关系才逐渐为外界所知。
2002年10月10日，郑少仪在浙江去世，终年八十余岁。她留下的，不只是“18公里”的传奇，更是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关键时刻作出选择的真实侧影：身份可以隐藏，责任却不能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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