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太祖赵匡胤,很多人首先想到两件事: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
但如果对他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两个故事上,显然低估了他。
赵匡胤平定南方多个割据政权,强化中央统治,着手改变唐末五代武将拥兵、朝廷受制于人的局面。他奠定了宋朝三百多年历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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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皇帝,当然称得上杰出。
可杰出的皇帝,就一定是“千古一帝”吗?
我认为宋太祖功劳很大,但如果认真衡量这个称号的分量,他仍未达到门槛。
“千古一帝”,究竟应该看什么?
讨论这个问题,总得有几位可以比较的标杆。
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位。
他们当然都有错误,甚至有严重错误。但他们被反复放到这个位置上讨论,是因为他们有分量足够重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突出之处,在于灭六国、建立统一帝国,将郡县体制推行至全国,并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制度。此后王朝不断更替,统一国家的制度框架却长期延续。
汉武帝的突出之处,在于反击匈奴、经营河西,并派遣张骞通西域,进一步强化中央统治。战争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汉朝的战略空间和对外关系,在他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唐太宗则兼具内政与军事上的代表性成就。他任用人才,接受谏诤,推进贞观时期的治理,同时击败东突厥,显著提升唐朝的对外地位。
这三个人的功绩各有侧重,却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在本时代的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实际成果,足以改变历史格局。
所以,本文衡量“千古一帝”,主要看四件事:
历史突破有多大,
关键任务完成得怎样,
内政与对外能力是否全面,
留下的制度具有怎样的长期贡献和成本。
这不是要求皇帝没有过错。否则,谁也过不了关。
但开创一个王朝,做过几件好事,或者子孙统治得很久,也不足以自动获得这个称号。
宋太祖最大的功劳,必须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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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手的是怎样一个局面?
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兵变频繁。进入五代,中原皇位屡次易主。皇帝能否坐稳,往往取决于将领与军队的态度。
赵匡胤自己,就是在兵变中被拥立为帝的。他比很多人更清楚,军队能够把自己推上皇位,也可能把另一个人推上来。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宋朝很可能只是五代之后的又一个短命政权。
他因此逐步限制将帅权力,加强中央对军队和地方行政的控制,也加强对财赋的控制,试图让军队服从朝廷,让地方不再成为将领经营的独立地盘。
这件事的意义,不能低估。
它既有维护赵氏皇位的目的,也有恢复政治秩序的现实作用。对于经历长期战乱的百姓来说,减少兵变和割据,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进步。
同时宋太祖并没有停下统一战争。
荆南、湖南、后蜀、南汉以及南唐等割据势力,在他任内先后被平定。宋朝控制的区域不断扩大,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得到恢复。
《宋史》对他的评价相当高,肯定他限制藩镇、整顿吏治,也肯定他务农兴学,为宋朝建立了长期统治的基础。
因此,宋太祖的制度建设应当作为他争取最高历史评价的重要依据。
可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些功绩是否已经足够?
统一事业,他奠定了基础,却没有亲手完成
拿宋太祖与秦始皇比较,最明显的差别,是统一任务的完成程度。
秦始皇在本人统治时期灭掉六国,把战国诸国并立的格局变成了统一帝国。
赵匡胤平定了南方多个政权,完成了统一战争中的重要部分。但他在976年去世时,吴越、漳泉地区以及北汉,仍未完全纳入宋朝直接统治。
吴越与陈洪进纳土,发生在978年;北汉灭亡,发生在979年。
这些都是宋太宗时期的事情。
当然,宋太宗能够继续推进,离不开宋太祖留下的军队和财政,也离不开他留下的政治基础。前人的功劳不能抹去。
但后继者完成的事情,也不能全部计入前人的成绩。
奠定统一基础,与本人完成统一,终究存在差别。
有人会说,赵匡胤只做了十七年皇帝,如果再活几年,未必不能完成。
这当然有可能。
但历史评价首先衡量已经发生的事情。早逝可以解释事业为什么未竟,却无法把一种可能变成已经实现的功业。
这里也必须公平:统一未完成,并不等于他缺乏完成统一的能力。
但是他的实际成果,到这里为止。
面对北方,他没有取得同等级的战略突破
宋太祖的军事功绩很大,但主要成果集中在平定南方割据。
北方则是另一道难题。
北汉背后有契丹支持,燕云地区也早已成为中原王朝面对北方压力时的重要问题。
赵匡胤并非没有行动。
969年,他亲征北汉,围攻太原,最终撤军,未能灭掉北汉。在他任内,燕云地区同样没有收回。
这一点,与汉武帝、唐太宗形成了明显差别。
汉武帝通过对匈奴作战、经营河西等行动,显著拓展了汉朝的战略空间。唐朝面对北方的局势,则因唐太宗击败东突厥而发生重大变化。
宋太祖尚未取得这样的成果。
当然,不能简单拿地图大小评判皇帝。汉、唐、宋所面对的对手不同,地理条件和资源基础也不相同。
燕云问题也是赵匡胤继承的历史难题,并非由他造成。
但承认困难,并不意味着可以跳过结果。
如果要把一位皇帝放到历史上极少数顶尖帝王的位置,除了说明他面对的难题有多大,也需要说明他究竟突破了多少。
宋太祖在平定南方方面表现出色,但在改变北方战略处境方面,留下了明显的功业缺口。
让朝廷坐稳,是重大贡献;军事制度的成本,也要讨论
宋太祖最强的一项,是制度建设。
他针对唐末五代的政治困境,加强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减少将领反噬朝廷的风险。这是重要成就。
不过,一套制度解决了对应的问题,也可能产生对应成本,两面都要看。
军队服从国家,是必要的。但如果管控不断加重,将帅的自主权受到过多限制,指挥与调动、作战之间出现掣肘,也可能影响军事效率。
宋代军事制度,便存在这样的张力。
宋代文官掌军制度一方面有助于维持政治秩序和文治路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军事效能上的损失。
但这套制度是逐步形成的,经过多位皇帝调整,不能全部归到赵匡胤一人头上。
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是:他留下的制度,在强化朝廷控制与保持军事能力之间,取得了怎样的平衡?
从这个角度看,宋太祖的制度贡献很突出。但仅凭朝廷更加稳定,还不足以证明国家各方面能力都达到了同样高度。
这也是评价他时需要保留的一层区别。
支持宋太祖获得最高评价的人,还有一个很有力的理由:宋代的文化与经济成就。
这个理由值得认真对待。
宋太祖强化秩序、重视文治,为后来的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开国时期的政治选择,确实会影响一个王朝的长期道路。
可是,宋代的繁荣,是历代政策与社会变化、技术发展,以及无数人劳动共同形成的。
不能因为宋朝后来出现了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技术成就,就把这些成果全部记在赵匡胤名下。
这条规则,也同样用于汉武帝和唐太宗。
汉唐数百年的全部辉煌,不属于其中某一位皇帝。
评价个人,既要看他为后来创造了什么条件,也要看他本人究竟完成了什么。
否则,讨论就会偏离皇帝的功业,变成王朝之间的比较。
说到这里,我认为宋太祖还不足以称为“千古一帝”。
他的制度贡献很有分量,平定南方割据的功绩也非常突出。但他的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对北方战略格局没有取得同等级的突破。制度建设的长期作用,则需要同时衡量贡献与成本。
把这些放在一起看,他是一位功绩卓著的开国皇帝,也是一位重要的制度建设者。
这样的评价,已经很高。
如果把“千古一帝”理解为“有重大历史贡献的杰出皇帝”,宋太祖当然有资格参与讨论。但如果这个称号意味着极少数帝王,他们改变了历史格局,整体功业达到极高程度,我认为他的实际成就仍有差距。
尊重赵匡胤,不必把所有最高赞誉都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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