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户口，我嫁给了上海老头。我嫁给他那年，他五十三，我二十七

为了户口，我嫁给了上海老头。我嫁给他那年，他五十三，我二十七

一

我叫周小燕，安徽芜湖人。

2008年夏天，我大专毕业，学的是会计，在老家县城找了个小公司做出纳，一个月工资一千二。租的房子是城中村的民房，一间半，带个巴掌大的厨房，没有卫生间，晚上上厕所要走到巷子口的公共厕所，路灯坏了半年没人修，我每次都是小跑着去，小跑着回，心提到嗓子眼。

那年我二十二岁，觉得日子不该是这样的。

我有个表姐，叫周小芳，比我大五岁。她在上海打工，每年过年回来，穿的衣服跟县城商场里卖的不一样，说话也带着点上海腔调。她说上海怎么怎么好，地铁怎么怎么快，便利店怎么怎么多，外滩怎么怎么亮。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种光让我心里痒痒的。

过完年，我跟表姐说，带我去上海。

表姐看了我一眼，说，你可想好了，上海不是那么好混的。

我说，我不怕。

表姐说，你去了住哪儿。

我说，跟你挤挤。

表姐叹了口气，说，行吧，你先来，住不下再说。

就这样，2009年春天，我拎着一个蛇皮袋，坐了六个小时的大巴，到了上海。

二

表姐住在闵行，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两室一厅，她跟另外一个安徽老乡合租，我去了以后，在客厅里支了张折叠床。白天折起来，晚上放开，早上起来再把被子叠好塞进柜子里。

我找了份工作，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一个月两千八，不包吃住。表姐说，刚开始都这样，慢慢来。

日子就这样过起来了。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挤公交，倒地铁，花一个半小时到公司。晚上六点下班，再花一个半小时回去，到了家已经快八点。做饭、吃饭、洗澡、洗衣服，等躺到折叠床上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上海很大，很亮，很热闹。可我每天走过的路，从出租屋到地铁站，从地铁站到公司，两点一线，来来回回，跟老家县城的巷子一样窄。我看到的上海，是地铁里的人山人海，是便利店里的关东煮，是晚上加班回来时路边摊的炒面。外滩的灯，我来了半年才第一次去看。

可我不想回去。

回去干什么呢。回县城，嫁给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生个孩子，把孩子扔给公婆带，两口子出去打工，一年回来一趟。那不是我要的日子。

我想留在上海。可我知道，留上海得有户口。没有户口，孩子上不了学，买不了房，办不了护照，连考驾照都要等半年。表姐在上海打工八年了，还是一个外地人。她说，小燕，你年轻，要想办法。别跟我似的，混了这么多年，啥也没混着。

我想什么办法呢。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大专生，没背景没学历没人脉，工资涨到三千五就上不去了。我相过亲，同事介绍了个上海本地小伙子，比我大两岁，在物流公司开车。见面吃了顿饭，他问我，你有上海户口吗。我说没有。他又问我，你以后打算在上海买房吗。我说买不起。他就没再联系过我。

后来我明白了，上海男人找外地女人，要么你有钱，要么你有貌，要么你有本事。我三样都不占。

表姐说，别急，慢慢来，总有办法的。

办法真的来了。

三

2011年秋天，表姐的一个牌友，上海本地人，姓赵，五十多岁，做小生意的，在虹口区有套老房子，说是两室户，六十多个平方。表姐说，这个赵老板想找个外地女人结婚，帮他照顾老母亲，顺便解决户口。

我一听，愣了。我说表姐，你这是让我去给人家当保姆。

表姐说，什么保姆，是结婚。结了婚，户口就能迁过来。满三年还是几年，就能拿上海身份证。

我说，他都五十多了。

表姐说，五十多怎么了，身体好着呢。再说了，人家有房子有铺子，不缺钱。你嫁过去，吃穿不愁，户口也有了。你想想，你在外面打工，打一辈子也拿不到上海户口。

我没说话。那天晚上我躺在折叠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得很，一会儿想我爸妈，一会儿想我以后的孩子，一会儿又想那个没见过面的赵老板。

第二天我跟表姐说，见见吧。

表姐安排我们在人民广场旁边一家茶餐厅见面。赵老板比我想的年轻些，头发虽然白了一半，但梳得很整齐，穿一件深蓝色夹克，裤子熨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人不高，微胖，肚子有点鼓，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挺和气。

他给我倒了杯茶，说，小周是吧，你表姐跟我说了你的情况。我呢，也跟你说实话。我离过婚，前妻带着女儿去了澳大利亚。我老娘八十三了，瘫在床上，要人照顾。我白天看铺子，晚上回来累得不行，伺候不动了。找个保姆呢，不放心，钱也不少花。找个老婆呢，名正言顺，你也踏实，我也踏实。

他说得很直白，没有任何遮掩。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帮我。

他笑了一下，说，我不是帮你，我是帮我自己。你帮我照顾老娘，我给你解决户口。公平交易。

公平交易。这四个字我记到现在。

我问他，结婚以后住哪儿。

他说，住我那儿，虹口，两室户。你一间，我一间，老娘一间。客厅共用，厨房共用，卫生间共用。

我又问，那我要不要上班。

他说，随你。你想上就上，不想上就在家照顾老娘。我每个月给你三千块生活费，家里的开销我来。

我没说话。三千块，比我现在的工资少不了多少。不用租房，不用挤地铁，不用每天花三个小时在路上。

他看我不说话，又加了一句，你先回去想想，不急着答复。

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我坐在折叠床上，看着窗外上海灰蒙蒙的天。表姐问我怎么样。我说不知道。表姐说，人看着还行，不像是难相处的。

我说，他比我大二十六岁。

表姐说，那又怎么样，你又不跟他谈恋爱。你拿户口，他找人伺候老娘，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这四个字，跟公平交易一样，扎在我心里。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没敢说实情，只说找了个上海人，年纪大点，人挺好，有房子，能帮我解决户口。我妈沉默了很久，说，小燕，你想好了就行。你爸知道了肯定不同意，你先别跟他说。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可能因为委屈，可能因为不甘，可能因为觉得自己活成了自己最看不起的那种人。

可我最后还是答应了。

四

2011年12月，我跟赵老板领了证。没有婚礼，没有酒席，没有婚纱照。领完证那天，他带我去南京路吃了顿西餐。牛排、红酒、沙拉、甜点，花了他六百多。我吃不惯，牛排切了半天切不动，红酒喝了一口就放下了。他看着我笑，说，慢慢就习惯了。

我没笑。

搬进他家的那天，是十二月底，天很冷。虹口区那套老房子在二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堆着杂物，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房子不大，进门是个小客厅，摆着一张方桌、四把椅子、一台老式电视机。左边一间是我婆婆的房间，右边一间是他的，中间那间小的给我。

婆婆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半睁着，看见我进来，嘴里含含糊糊地不知道说什么。赵老板凑过去听了半天，跟我说，我妈说欢迎你。

我站在床边，看着这个陌生的老太太，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她是我婆婆，可我跟她没有任何感情。她是赵老板的妈，我是赵老板花钱娶来的媳妇。我们之间，只有一道法律关系。

那天晚上我躺在小房间的床上，听着隔壁婆婆的咳嗽声，听着楼下弄堂里收破烂的吆喝声，听着远处高架上车流的声音。上海的夜很吵，可我觉得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安静的盒子里。

我给我表姐发了条短信：搬进来了。

表姐回：好好过。

好好过。怎么叫好好过。

五

日子过起来了，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我每天六点起床，给婆婆擦身、换尿布、喂早饭。她吃不了硬东西，我就熬粥，把青菜剁碎了拌进去，一勺一勺喂。喂完她，我自己随便吃两口，然后洗衣服、拖地、收拾屋子。中午再做一顿饭，喂婆婆，自己吃。下午推婆婆去阳台上晒太阳，给她按摩腿脚。晚上赵老板回来，我做好饭，三个人一起吃。吃完我洗碗，赵老板给他妈洗脚，然后我帮他把婆婆抬上床，一天就算结束了。

赵老板人确实不坏。他每天早上出门前，会把当天的菜买好放在厨房。晚上回来，有时候带点水果，有时候带点点心。他不怎么跟我说话，但也不找茬。我做什么他吃什么，从来不挑。每个月月初，他会把三千块钱放在桌上，用一只青花瓷碗压着。我拿了，也不说什么。

他管我叫小周。我管他叫赵老板。我们之间没有称呼上的尴尬，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成为真正的夫妻。

婆婆的身体越来越差。到了2012年春天，她基本上认不出人了，连赵老板都不认识。有时候半夜会大喊大叫，说些听不懂的话。赵老板被吵醒了，过来看看，叹口气，又回去睡。我起来给婆婆换尿布，喂她喝点水，哄半天才能睡。

有一天半夜，婆婆又喊了。我起来，发现她拉了一床，被子上全是。我打水给她擦洗，换床单，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赵老板站在门口，看着我忙来忙去，忽然说了一句，小周，辛苦你了。

我头也没抬，说，不辛苦，应该的。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了。

那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辛苦。就三个字，可我心里动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动，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家里，终于有人看见我在做什么。

六

2012年夏天，婆婆走了。

走的那天下午，她忽然清醒了。赵老板还没回来，我坐在床边给她喂水。她喝了两口，忽然抓住我的手，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她的手很凉，骨头硌人，力气却很大。

她说，小周，你是个好姑娘。

我愣了一下。她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她一直管我叫“那个安徽的”，或者“小赵媳妇”。

她又说，我儿子命苦，前头那个不是东西。你好好跟他过。

我说，婆婆，你别说话了，歇着。

她摇摇头，说，我不行了，我自己知道。你告诉他，我不怪他。他这些年不容易。

她说完这句话，就闭上眼睛了。手还攥着我的，慢慢慢慢松开了。

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不知道过了多久。赵老板回来的时候，看见我坐在那儿，他妈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就什么都明白了。他站在门口，没进来，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身进了自己屋，关上门，我听见里面传来很低很低的哭声，像什么东西被捂住了嘴。

我坐在婆婆床边，看着她安安静静的脸，忽然觉得这个陌生的老太太，好像也没那么陌生了。

七

婆婆走了以后，家里一下子空了。

赵老板把婆婆的东西收拾了，该扔的扔，该留的留。他留了一张婆婆年轻时候的照片，放在自己床头。照片上婆婆三十来岁，穿着碎花衬衫，站在外滩边上，笑得很甜。

我继续住在那个小房间里。赵老板还是每天早出晚归，我每天做饭、洗衣、收拾屋子。两个人的日子比三个人好过，但也更安静了。有时候一整天下来，我们说不了一句话。

他开始偶尔跟我聊天。晚上吃完饭，他坐在客厅看电视，我在厨房洗碗，他会隔着门问一句，小周，你老家哪儿的。

我说，芜湖。

他说，芜湖好，我去过，有个镜湖，挺漂亮。

我说，我没去过。

他说，那你怎么是芜湖人。

我说，我是芜湖县里的，农村的。

他哦了一声，没再问。

后来他问得多了，问我在上海习惯不习惯，问我以前做什么工作，问我有没有兄弟姐妹。我一一回答，不添油加醋，也不藏着掖着。他听完，有时候点点头，有时候沉默一会儿，有时候说一句，都不容易。

有一次他喝了点酒，坐在沙发上，忽然跟我说，小周，你知道我前妻为什么走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她嫌我没本事。那会儿我还在厂里上班，一个月拿几百块钱。她长得漂亮，会打扮，觉得跟着我委屈了。后来她认识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就跑了。把女儿也带走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着电视，可我知道他什么也没看进去。

我说，那你恨她吗。

他想了想，说，不恨。人往高处走。她想过好日子，没错。

我看着他侧脸，忽然觉得这个男人也有他的苦。我嫁给他，是为了户口。他娶我，是为了有人照顾老娘。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可我们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两个被生活推着走的人，凑在一起搭伙过日子。谈不上幸福，但也不痛苦。

八

2013年，我在上海落了户口。

拿到户口本那天，我坐在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翻来覆去地看。户口本上写着我的名字，旁边是赵老板的名字，关系一栏写着“配偶”。地址是虹口区某路某弄某号。

我终于是一个有上海户口的人了。

我把户口本拍了张照片，发给我妈。我妈回了一条短信，就两个字：好好过。

好好过。又是好好过。我盯着这三个字，忽然笑了。笑完了，又想哭。

我给我表姐打电话，说户口拿到了。

表姐在电话那头喊，恭喜你呀小燕，终于熬出头了。

我说嗯。

她说，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说不知道。

她说，你还住赵老板那儿。

我说嗯。

她说，那你们到底算怎么回事。

我说，不知道。

表姐沉默了一会儿，说，小燕，你总不能一辈子这样。

我说，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坐在出租屋的折叠床上，看着窗外。那天阳光很好，照得满屋子都是亮的。可我心里灰蒙蒙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九

拿到户口以后，我找了份工作，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一个月四千五，比之前好点。赵老板说，你去上班吧，家里没什么事，别老闷着。

我开始早出晚归，跟以前一样挤地铁、赶公交。可这次不一样了。以前我是外地人，现在我有了户口，我觉得自己终于站在了这块土地上，脚踏实地。

赵老板的铺子生意越来越不好，2013年年底，他把铺子盘出去了，说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他把钱存了定期，说够养老了。

他每天待在家里，看看电视，翻翻报纸，偶尔去楼下跟邻居下下棋。我下班回来做饭，两个人一起吃，吃完我看书，他看电视，各干各的。有时候他出去遛弯，回来会带两根冰棍，一根给我，一根自己吃。我们坐在客厅里吃冰棍，谁也不说话，但也不觉得尴尬。

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回来晚了，进门看见他坐在客厅里，桌上摆着两碗面。他说，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了碗面，卧了个鸡蛋，趁热吃。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碗面，心里忽然酸了一下。这个老头，不声不响地给我下了碗面。他记得我没吃饭。

我坐下来吃面，他坐在对面看电视。我吃了一口，面有点坨了，鸡蛋煎得有点老，可我觉得好吃。吃着吃着，眼泪掉进了碗里。我赶紧低头，假装吹面，把眼泪吹散了。

他好像看见了，也好像没看见，只是把电视声音调小了一点。

十

2014年，我认识了一个人。

他叫陈建国，是我们公司的客户，做外贸的，比我大四岁，也是外地人，老家江西的。他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做外贸生意，攒了点钱，在浦东买了套小房子，也是两室户，比赵老板的老房子新。

我们是在一次业务对接中认识的。他说话不紧不慢，做事很认真，对人客客气气的。后来他约我吃饭，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离过一次婚，前妻是上海本地人，嫌他没钱，跟别人走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怨恨，也没有委屈。

我问他，那你现在还想找上海本地的吗。

他笑了，说，哪还敢。外地人就挺好。

我看着他笑，心里动了一下。那种动，跟当初赵老板说辛苦你了不一样。这次是心跳。

我们开始交往。他每个周末来找我，带我去吃饭、看电影、逛公园。他牵着我的手走在南京路上，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正常的人了。一个二十七岁的姑娘，牵着一个男人的手，走在上海的街头。

可每次回到家，看见赵老板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心里就发虚。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他是我法律上的丈夫，我户口本上的配偶。可我跟陈建国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才真正活着。

有一天晚上，我回去得特别晚。赵老板坐在客厅里，没看电视，桌上放着两杯茶。

他看了我一眼，说，小周，你坐下。

我坐下了。

他说，你谈朋友了。

我没说话。

他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最近气色好了，回来得晚了，笑也多了。

我还是没说话。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小周，我跟你说个事。我前妻走了以后，我一直没找。后来我妈瘫了，我实在没办法，才想找个伴。你来了以后，我妈最后那段日子过得很舒坦，我得谢谢你。

我说，不用谢。

他说，你听我说完。我今年五十六了，你才三十。我耽误了你三年，不能再耽误你了。你要是找着合适的，就走吧。户口的事，已经办妥了。离婚手续，我随时可以去办。

我坐在那儿，看着他的脸。那张脸老了很多，眼袋垂下来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肉也松了。可他的眼睛很清亮，没有任何算计。

我说，赵老板，你让我想想。

他说，行，你慢慢想。

那天晚上我躺在小房间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传来赵老板的鼾声，很轻，很匀。这个老头，跟我没有任何感情，可他给了我一个户口，一个落脚的地方，三年安稳的日子。现在他又主动让我走。

我不知道该怎么选。

十一

我跟陈建国说了。

他沉默了很久，说，小燕，我不在乎你结过婚。可你在乎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跟他之间，到底是假的还是真的。

我说，法律上是真的，感情上是假的。

他说，那你现在对他有感情吗。

我想了很久，说，不知道。不是那种感情，但也不是没有。

他说，那你想想清楚。我等你。

我开始躲陈建国。他打电话来，我说忙。他发短信来，我隔很久才回。他来找我，我找借口不见。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没办法。我心里乱得很，像一团麻，找不到头。

赵老板好像看出来了。有天吃饭的时候，他忽然说，小周，你要是舍不得走，就留下。我不逼你。

我放下筷子，说，赵老板，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他说，我对你好吗。我没觉得。

我说，你让我走，就是对我好。

他说，那是应该的。你还年轻，不能跟我耗着。

我说，那你呢。

他说，我什么。

我说，你以后怎么办。

他笑了，说，我一个老头子，有房子有存款，饿不死。再说了，我习惯了。

我看着他笑，忽然觉得鼻子酸。这个老头，真的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遛弯，一个人过日子。

我说，我再想想。

十二

2015年春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跟陈建国分手了。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建国，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

他沉默了很久，说，为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可能是习惯，可能是责任，可能是别的什么。

他说，小燕，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他说，那我祝你幸福。

挂了电话，我坐在小房间的床上，哭了很久。我哭陈建国，哭我自己，哭这乱七八糟的一切。我明明可以走的，我明明可以跟一个我喜欢的人开始新生活。可我选择了留下。

我不知道这个选择对不对。但我做了。

赵老板不知道这事。他以为我跟陈建国还处着，有时候还问我，小陈怎么样，人好不好。我说，分了。他愣了一下，说，为什么。我说，不合适。他没再问。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我上班，他看家，我做饭，他洗碗。我们坐在客厅里吃晚饭，看电视，偶尔聊天，偶尔沉默。上海的天一天天长，一天天短，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十三

2016年，赵老板病了一场。

是肺炎，发烧咳嗽，喘不上气。我送他去医院，医生说要住院。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我每天下班去看他，给他带饭，给他擦身，给他倒水。他躺在病床上，瘦了一圈，看着更老了。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床边给他削苹果。他忽然说，小周，你后悔吗。

我说，后悔什么。

他说，后悔嫁给我。

我削苹果的手停了一下，说，不后悔。

他说，你骗我。

我说，没骗你。嫁给你，我有了户口，有了住的地方，有了安稳日子。我不后悔。

他说，可你不快乐。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不出话来。他看出来了。他什么都看出来了。这三年多，他一直在看，只是不说。

他说，小周，我跟你说实话。当初找你，我是有私心的。我妈需要人照顾，我又不想找保姆。后来我妈走了，我其实可以让你走的。可我没说。我怕一个人。

他说，我对不起你。

我放下苹果，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瘦，皮包着骨头，但很暖和。

我说，赵老板，你别说了。我不怪你。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走。

我说，可能因为你也需要我。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在闪。他反手把我的手攥住了，攥得很紧。

那天晚上，我坐在他床边，一直坐到他睡着。看着他闭着眼睛，呼吸慢慢平稳下来，我忽然觉得，这个老头，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丈夫，不是亲人，是一种说不清的存在。

十四

赵老板出院以后，身体大不如前。他走路慢了，爬楼要歇好几次，饭量也小了。我每天上班前把菜买好，中午回来给他做顿饭，晚上回来再做一顿。他说，你别管我了，我自己能行。我说，你行什么行，走路都打晃。

他笑了，说，小周，你越来越像我妈了。

我说，你骂我。

他说，夸你呢。

日子就这样过着，不紧不慢的。我有时候想，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三十岁，结过婚，没离，没孩子，有个老头要照顾，有份不咸不淡的工作。我的人生，好像从一开始就偏了，偏得再也回不来了。

可有时候我又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赵老板对我好，我也对他好。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可有感情。那种感情，是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过出来的。不是夫妻，不是父女，是一种比陌生人近、比亲人远的关系。

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见我回了芜湖老家。我妈站在村口，喊我吃饭。我跑过去，可怎么也跑不到。我妈的脸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雾。

我醒了，发现自己在哭。赵老板站在门口，问怎么了。我说没事，做噩梦了。

他说，梦都是反的，别怕。

他给我倒了杯水，放在床头，然后回屋了。

我端着那杯水，温的，刚好能入口。

十五

2018年，我三十二岁。

赵老板六十一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走几步路就喘，晚上睡觉要垫高枕头。我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心脏有问题，得长期吃药，不能累着。

我每天上班前把药分好，放在小盒子里，叮嘱他按时吃。中午回来给他做饭，看着他吃完药再走。晚上回来做晚饭，陪他看会儿电视，然后各自回屋。

有一天晚上，他忽然跟我说，小周，我想去趟外滩。

我说，现在。

他说，现在。

我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扶他起来，给他穿了件厚外套，打车去了外滩。晚上九点多，外滩人还很多。他站在江边，扶着栏杆，看着对面的陆家嘴。那些高楼亮着灯，金光闪闪的，映在江面上，碎成一片一片。

他看了很久，说，我年轻的时候，外滩对面还是农田。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了。

我说，你多久没来了。

他说，二十年了。上次来，还是跟我前妻。

他顿了顿，又说，小周，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

他说，谢谢你陪我。

我说，应该的。

他摇摇头，说，不应该。你本来可以走的。

我没说话。

他转过身，看着我，说，小周，你走吧。

我愣了一下。

他说，我这身体，不知道还能撑几年。你不能一直陪着我。你还年轻，得有自己的日子。

我说，赵老板，你别说了。

他说，我认真的。你找个人，嫁了吧。房子我可以给你一半，钱也分你一些。你拿着这些，重新开始。

我看着他，忽然笑了。我说，赵老板，你这是第二次赶我走了。

他也笑了，说，上次你没走，这次走吧。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我嫁了七年的老头，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满脸的褶子，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那点清亮的光。

我说，我考虑考虑。

他说，别考虑了，走吧。

那天晚上回去以后，我坐在小房间里，想了很久。想我来上海这十年，想我嫁给赵老板这七年，想陈建国，想我妈，想我自己。

我想通了。

十九

我没有走。

我跟赵老板说，我不走。

他说，你傻啊。

我说，你就当我是傻吧。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说的，公平交易。你给了我户口，我帮你照顾老娘。老娘走了，交易结束了。可后来你又病了一场，我照顾你。你给了我住的地方，我给了你陪伴。咱们扯平了。现在你让我走，我不走。因为我走了，你就一个人了。

他说，我一个人习惯了。

我说，我还没习惯。

他看着我，不说话了。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瘦，皮包着骨头，但很暖和。跟上次在医院一样。

我说，赵老板，咱们就这样过吧。你别赶我走，我也不走。你活着一天，我就陪你一天。你走了，我自己过。我不图你什么，你也别觉得亏欠我。咱们就是两个在上海搭伙过日子的人，一个老头，一个姑娘，凑在一起，总比一个人强。

他没说话，可他的手攥住了我的手。攥得很紧。

后来他跟我说，那天他想哭，可忍住了。他说他这辈子，除了他妈走的时候，没哭过。那天差点破例。

我说，那你哭啊，我不笑话你。

他说，哭不出来。

二十

日子还在继续。

我每天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照顾赵老板。他的身体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下楼遛个弯，坏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我习惯了这种日子，习惯了每天回来先看他一眼，习惯了给他分药，习惯了听他讲年轻时候的事。

他有时候会跟我说，小周，我拖累你了。

我说，你没拖累我，你是我室友。

他笑了，说，什么室友。

我说，合租室友。你出房子，我出力气，公平交易。

他说，又提公平交易。

我说，对啊，你教我的。

他笑着摇摇头，不说话了。

2019年，我表姐回老家了。她在上海待了十四年，最后还是回去了。走之前她来找我，在我家吃了顿饭。赵老板跟她聊了一会儿，说上海话，我表姐听不懂，我在旁边翻译。

表姐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小燕，你好好过。

我说，我会的。

她说，你比我有福气。

我说，什么福气。

她说，你至少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想了想，说，也是。

二十一

2020年，疫情来了。

上海封了两个月。我跟赵老板待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我每天做饭，他每天看电视。我们说的话比以前多了。他说他年轻时候的事，说他在厂里怎么认识前妻，说女儿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有多高兴，说前妻走的那天他站在虹桥机场，看着飞机起飞，心里空落落的。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说，你想你女儿吗。

他说，想。可她不想我。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她十年没给我打过电话了。

我说，也许她忙。

他说，忙什么，她恨我。

我说，为什么恨你。

他说，我没本事，没留住她妈。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不是你的错。

他说，我知道，可她还是恨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想赵老板这辈子，想我自己这辈子。我们两个，都是被生活推着走的人。他留不住前妻，我留不住青春。他老了，我累了。我们凑在一起，像两个瘸子互相搀着走路，走不快，可也倒不了。

二十二

解封以后，赵老板的身体更差了。他走几步路就喘，吃饭也吃不下去，整个人瘦得脱了相。我带他去医院，医生说他心脏功能衰竭，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养着。

他躺在床上，跟我说，小周，我可能没多少日子了。

我说，别瞎说。

他说，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

我说，你少说两句，歇着。

他摇摇头，说，你听我说。我走了以后，这房子你住着。我已经立了遗嘱，房子留给你。不多，六十多个平方，老房子，不值什么钱，但你有个地方住。

我说，我不要。

他说，你拿着。这是我欠你的。

我说，你不欠我。

他说，我欠。当初找你，我是有私心的。后来我妈走了，我没让你走，又是有私心的。我耽误了你这么多年，总得补偿你。

我说，赵老板，你别说了。

他说，你听我说完。你还年轻，才三十四。等我走了，你再找个人。别找上海人了，找个外地的，老实本分的。你要是找着了，带给我看看，我帮你把把关。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他说，你哭什么。

我说，我没哭。

他说，你哭了。

我说，风大，迷眼睛了。

他说，窗户关着呢。

我没话说了。

二十三

2021年冬天，赵老板走了。

走的那天晚上，我坐在他床边，给他喂水。他喝了一口，说，小周，我想听你唱个歌。

我说，我五音不全。

他说，没事，随便唱。

我想了想，唱了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是我唯一记得全的歌，我妈小时候哄我睡觉唱的。

他闭着眼睛听，嘴角微微翘着。我唱完了，他没说话。我低头一看，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没醒。

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等医生来。他的手还是温的，但慢慢凉了。我看着他的脸，安安静静的，像睡着了。我忽然想起他第一次跟我说辛苦你了，想起他给我下的那碗面，想起他站在外滩边上看着陆家嘴说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了，想起他攥着我的手说小周你走吧。

我没哭。我只是坐在那儿，握着他的手，坐了很久。

后来医生来了，护士来了，殡仪馆的车来了。我把赵老板送走了。

二十四

赵老板走了以后，我一个人住在虹口的老房子里。

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六十多个平方，两室户，二楼，没电梯。客厅里还是那张方桌，四把椅子，一台老式电视机。他的房间空着，我偶尔进去坐坐，看看他床头那张他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我没卖房子。这是他留给我的，我舍不得。

我把他的东西收拾了，该扔的扔，该留的留。留了他的一件深蓝色夹克，他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穿的，领子磨白了，扣子掉了一颗。留了他的一本相册，里面有他年轻时候的照片，跟他前妻的合影，他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留了他的一本笔记本，里面记着电话号码和一些零碎的事，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纸箱里，塞在床底下。有时候想起来，会拿出来翻翻。

我有时候想，我这辈子，到底算怎么回事。二十七岁那年，为了一个户口，嫁给了一个比我大二十六岁的老头。我照顾了他十年，陪了他十年。他给了我一个落脚的地方，我给了他一个安稳的晚年。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可有感情。那种感情，说不清道不明，可它真实。

我有时候又想，如果当初我选了陈建国，会怎么样。也许我们结了婚，生了孩子，住在浦东的新房子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也许我们过不到一块儿去，吵吵闹闹，最后还是散了。

我不知道。生活没有如果。

二十五

我现在还在上海。

还在那家小公司做会计，工资涨到了六千五。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挤地铁，赶公交，到公司上班。晚上六点下班，再挤回来，到家快八点。做饭、吃饭、洗澡、睡觉。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日子跟十年前没什么两样。我还是一个人，还是住在那套老房子里，还是每天两点一线。可我有了上海户口，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一份安稳的日子。

我有时候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弄堂里的老头老太太晒太阳，想起赵老板。他以前也喜欢坐在楼下晒太阳，跟邻居下棋，跟人聊天。他走了以后，楼下那把椅子空了，没人坐了。

我有时候想，他要是还在，该多好。我给他做饭，他给我讲老上海的故事。我扶他去外滩，他跟我说他年轻时候的事。我下班回来，他给我下一碗面，卧个鸡蛋。

可他不在了。

二十六

2023年，我三十七了。

我妈催我结婚。她说，小燕，你都三十七了，再不找就来不及了。我说，急什么。她说，怎么能不急，你一个女人，总得有个家。

我没跟她说赵老板的事。她只知道我嫁了个上海人，后来那人死了，留了套房子给我。她不知道这中间的弯弯绕绕，不知道那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她托人给我介绍对象，老家的、上海的、外地的都有。我见过几个，有离了婚的，有一直没结的，有比我小的，有比我大的。吃了饭，聊了天，然后就没了下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不太会处对象了，可能是习惯了一个人，可能是心里还住着那个老头。

有一天我整理床底下的纸箱，翻出赵老板那件深蓝色夹克。我把夹克拿出来，抖了抖，扣子掉了一颗。我从针线盒里找了一颗差不多的扣子，穿上针，慢慢给他缝上。缝完了，我把夹克抱在怀里，坐在床上，闻了闻。夹克上已经没什么味道了，只剩下樟脑丸和旧布料的混合气味。

我忽然哭了。哭得停不下来。

我哭赵老板，哭我自己，哭这十几年乱七八糟的日子。我哭我二十七岁那年的选择，哭我三十四岁那年的失去，哭我现在三十七岁还一个人坐在这套老房子里。

我哭了很久，哭累了，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把夹克叠好，放回纸箱，把纸箱塞回床底下。

然后我起来做饭，一个人吃。吃完洗碗，看电视，洗澡，睡觉。第二天早上六点，闹钟响了，我起来上班。

日子还在继续。

二十七

我有时候想，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一个人，我会跟他说什么。

我会跟他说，我结过一次婚，嫁了个比我大二十六岁的上海老头。他给了我户口，给了我房子，给了我一个落脚的地方。我照顾了他十年，陪他走完了最后的日子。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可有感情。

我会跟他说，我不后悔。不后悔嫁给他，不后悔照顾他，不后悔留下来。他给了我一个家，虽然是假的，可也是家。他给了我一个身份，虽然是换来的，可也是身份。

我会跟他说，我现在一个人，过得挺好。有房子住，有工作做，有饭吃，有觉睡。我不缺什么，就缺一个能说话的人。

我会跟他说，如果你愿意，就坐下来，听我说说这十几年的事。不愿意也没关系，我自己跟自己说也行。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个人。也许有，也许没有。

可我知道，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不算好，不算坏。不算幸福，不算不幸。就是一个安徽女人，为了一个户口，嫁给了一个上海老头，然后过了十几年。日子过完了，老头走了，她还活着。

她还得活下去。

二十八

前几天我路过虹口区那个老弄堂，看见二楼窗户开着，阳台上晾着一件白衬衫。

那件衬衫跟我没关系。这房子现在是我住着。

可我还是站在弄堂口看了一会儿。我想起第一次来这里的那天，天很冷，我拎着一个蛇皮袋，站在楼下往上望。赵老板站在二楼窗口，朝我招手，喊，小周，上来。

我上去了。然后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这十几年，我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从一个大专毕业的农村姑娘，变成一个上海户口的中年女人。从一个为了户口嫁人的女孩，变成一个守着老房子过日子的女人。

我得到了户口，失去了青春。得到了房子，失去了爱情。得到了安稳，失去了可能。

可我不后悔。

因为这就是我的日子。我的选择。我的命。

二十九

写到这里，天已经黑了。

我坐在客厅的方桌前，台灯亮着，照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我在上面写字，写我的故事。字歪歪扭扭的，跟赵老板那本笔记本里的字差不多。

楼下弄堂里有人喊吃饭，有人在炒菜，有小孩在哭。上海的天一天天冷了，窗户上起了雾。我用手擦了一块，看见外面路灯亮了，黄黄的，照着湿漉漉的地面。

我想起赵老板走的那天晚上，我给他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他听着听着睡着了，嘴角微微翘着。

我忽然想，他也许不是睡着了。他是走了。去找他妈妈了，去找他前妻了，去找他女儿了。或者哪儿也没去，就在我身边，看着我。

我关上台灯，屋里暗下来。只剩窗外的路灯，透过雾气照进来，昏黄昏黄的。

我站起来，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水是温的，刚好能入口。

我端着水回到客厅，坐在方桌前，看着窗外。上海很大，很亮，很热闹。可我就坐在这间六十多个平方的老房子里，一个人，一杯水，一夜。

这是我选的日子。

我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