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的朋友周跃立在他的公号发了篇文章,叫《体制外看客:幸灾乐祸与兔死狐悲》。
周兄说,他国庆回了趟老家,和几个体制内的朋友吃了顿饭。
席间,朋友们向他诉苦——财政局的因卖地收益暴跌而只能“上面给一口,吃一口”;医院的说财政不补贴了,收入与从前相比天差地别,全院上下都一个心态,“收入少点就少点,只求别犯错就行”;乡镇的一个人兼三个人的活,绩效奖金却一分没有,“以前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现在觉得自己是个工具”。
总之,看上去,三个体制内的朋友都很受伤。
周兄所写,我亦略知一二。虽然我不在体制内,但尚有几个体制内的朋友。偶尔,他们也会如周兄的朋友一样,私下吐槽几句。
其实,比周兄所说更恼火。
比如,有的地方,不要说绩效奖金,就连工资也不一定能按时发放,一拖就是数月;有的单位,甚至追缴从前发的奖金。
要躺平,也难。总有无数的会议,无数的公文,无数的学习,无数的PPt和无数的报表。
虽然大多没什么鸟用,还得认认真真走过场。
不过,我以为,体制内固然有它的不如意,但与体制外相比,已是人间小天堂。
如果说体制内是擦伤的话,那么,体制外就是骨折。
我家附近有一排店铺。几年来,这些铺子,长则一年把,短则两三月,就会看到旧招牌摘下来,新招牌挂上去。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我常去的一家,老板夫妇勤劳、热情,一看就是最适合做生意的人。一来二去,熟悉了,姑且叫他老张吧。
老张家三代人都开饭馆。爷爷在镇上开,父亲在县城开。到了他,就带着老婆,来到省城。按理,这种人开店,理应生意红火,不发财都难。
可是,有一天,我从饭店门口经过时,看见店里一片狼藉,几个人正把桌椅板凳锅盆碗盏往外搬。满打满算,这家据说花了几十万转让费、装修费等各种费用的饭店,只开了四个月。
老张蹲在一旁闷头抽烟。问他,他红着眼说,实在没办法,房租一个月就得几万,每天眼睛一睁,两千块钱就没了。有时候,一天的营业额才两三千。这生意,没法做了。
问他以后怎么办,他呆了呆说,以后,还没想好,先关了,及时止损,不然越亏越多,装修费转让费花了几十万,还欠一屁股账。
如果说前两年,这些铺子还能不断垮掉,又不断有人满怀希望地接手的话,那么,这两年,越来越多的铺子很久不再开门了,大门上贴着的“旺铺招租”的黑纸白字,如同写给萧条时期的讣告。
再讲小王。小王两口子985毕业,一个在外贸公司,一个在文化公司,都是公司高管,妥妥金领。前些年,房价最高时,按揭买下一个大平层,据说,每月房贷就得两万。
不过,那时小王夫妇意气风发,小王算过账,单是他的收入,就有五十个,两口子加在一起,房贷占三分之一都不到。
然后,放开生育,小王的妻子生了二胎,从此在家做全职太太。
没想到,外贸之路越走越窄,小王的收入每况愈下,终于有一天,公司倒闭了,小王年过四十,失业了。
仗着前几年的积蓄,小王夫妇一开始并没太担心,甚至趁此机会,还出去旅行了两趟。
那时,小王以为,凭他的学历和职业经历,再找个工作——不一定像从前那样年入五十个,但年入四十个——总不在话下吧。
不料,找来找去,期望值从五十个降到四十个,降到三十个,甚至二十个,还是一无所获。
人家瞟一眼他的简历,哦,四十三岁呀,这年龄,都快退休了。
为了挣几个钱,小王甚至去开过网约车,送过外卖——但高度近视外加颈椎病,他注定吃不了这碗饭。
小王的老婆倒是找到了工作。这工作,放在前几年,她连正眼都不会瞧一下:公司文员,月薪四千。
保姆早就辞了,把母亲接过来,可以节约几千。
旅行取消了,衣服不买了,隔三差五的聚会,日益稀少,终至绝迹。
然而,哪怕把日子从生活过成活着,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每个月两万的房贷,像沉重的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
小王赋闲快一年了,偶然碰到他,从前的西装领带变成了短裤T恤,曾经油光可鉴的头发乱得像鸡窝。
他说,积蓄就要见底了,如果半年内还找不到年入二十个左右的工作,那么,他咬着牙说:我只有断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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