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唐德宗是史上最缺德的皇帝？

公元779年，三十七岁的李适在长安太极殿登基，成为唐朝第十位皇帝。这个新皇帝一上台就干了几件让满朝文武刮目相看的事：把各地进贡的珍禽异兽全部放归山林，遣散宫中数百名宫女，禁止各地上贡祥瑞，还下诏罢免了地方上的岁贡。

淄青镇的士兵听到这些消息，扔下兵器互相看着说：“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连造反的军人都觉得，这回总算盼来个好皇帝。

可谁也没想到，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明主”，后来会成为王安石和欧阳修一致认定的昏君。欧阳修在《新唐书》里评价他，说唐朝的藩镇越来越强、朝廷越来越弱，唐德宗要为唐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王安石更直接，把唐德宗和西汉的昏君汉元帝并列，劝宋神宗千万不要跟唐德宗“同道”。

一个立志中兴大唐的皇帝，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活成“缺德”代名词的？

登基时的“明主”人设：从放宫女到禁进贡

李适登基之初的表现，放在整个唐朝的皇帝谱系里都算得上亮眼。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罢四方贡献”——停止各地向朝廷进贡奢侈品。代宗时期，各地节度使和观察使借着进贡的名义，搜刮民脂民膏往京城送，名为“贡献”，实为贿赂。李适一刀切了下去。接着他“出宫女数百人”，把宫里多余的宫女放回家。还“纵驯象”，把外国进贡的大象放归荆山以南。有地方官献上庆云图，说是祥瑞，李适回了一句：“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庆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何益于人？”

这话说得漂亮。一个刚上台的皇帝，不贪图祥瑞，不沉迷享乐，关心的是“时和年丰”和“进贤显忠”，怎么看都像是个明君。

他还做了一件让宦官们心惊胆战的事。代宗时期，宦官出使各地，回来的时候带着大包小包的贿赂，代宗不但不追究，还嫌他们收得少。李适登基后，派宦官邵光超去给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送旌节，李希烈送了邵光超仆人和七百匹缣。李适知道后大怒，把邵光超杖打一顿然后流放。消息传开之后，还没回京的宦官们纷纷把收来的东西扔在山谷里，再也不敢收受贿赂了。

这一切让朝野上下都觉得，唐朝终于等来了一个能收拾安史之乱烂摊子的皇帝。

可这个“明主”的人设，撑了不到三年就开始崩塌了。

卢杞登场：一个把贤臣杀光、把百姓逼疯的宰相

建中二年，李适任用了一个叫卢杞的人当宰相。这个决定，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卢杞这个人，《旧唐书》给他的评价是“奸邪”。他的长相也很有辨识度——脸是蓝色的，大概是一种皮肤病或者胎记。但他最厉害的本事不在脸上，在嘴上。他“有口才”，尤其擅长揣摩皇帝的心思。

卢杞当上宰相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杀了杨炎。杨炎是推行两税法的功臣，也是当时的宰相之一。卢杞看杨炎不顺眼，找了个借口把杨炎贬到崖州，又在半路上派人把他杀了。接着卢杞又杀赵惠伯。真德秀后来评论说：“杞恶杨炎，既谮杀之，赵惠伯何罪，亦杀之？盖不如是，无以张己之权，而使士大夫慑服之也。”

卢杞杀大臣的逻辑很清晰：杀杨炎是除掉政敌，杀赵惠伯是立威。一个刚当上宰相的人，用两个大臣的人头来告诉所有人：挡我路的人，就是这个下场。

杨炎被杀之后，卢杞把矛头对准了颜真卿。颜真卿是四朝元老，书法天下第一，也是朝中德高望重的重臣。卢杞对他“忌之”，想把他排挤出朝廷。正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造反，卢杞就向李适建议，派颜真卿去劝降李希烈。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死路，可李适居然同意了。颜真卿到了李希烈那里，被扣押，最终被杀。

一个宰相，用皇帝的手，把朝中最有威望的老臣送去死地。而皇帝，居然就这么答应了。

卢杞还干了一件事，让当时的人恨不得吃他的肉。他当宰相期间，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搞得“天下侧目，欲食其肉”。李适不是不知道卢杞的所作所为，可他就是不罢免卢杞。泾原兵变的时候，李适逃到奉天，有大臣上书弹劾卢杞，李适不得已把卢杞贬到新州。可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用卢杞，李适的回答是：“我未见其奸邪。”

一个皇帝，用了五年时间，把一个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是奸臣的人，当成忠臣用。 这不是眼瞎，这是心盲。

冤杀刘晏：拿忠臣的血来填国库的窟窿

在卢杞杀杨炎之前，李适自己先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刘晏。

刘晏是唐朝最会搞钱的人。安史之乱后，唐朝财政一塌糊涂，刘晏主持盐铁转运，通过改革盐政、疏通漕运、稳定物价，硬是把唐朝的财政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他理财的本事，放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史上都排得上号。

可刘晏有一个问题：他跟杨炎有仇。杨炎是元载的旧部，元载当宰相的时候，刘晏参与了审理元载的案件，导致元载被杀。杨炎一直记恨刘晏。李适登基后，杨炎当了宰相，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搞死刘晏。他散布谣言，说刘晏曾经上书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意图动摇李适的太子之位。李适信了，把刘晏贬到忠州，然后派人去杀了他。

刘晏死的时候，天下人都觉得冤枉。 一个替国家管钱袋子、从乱世里硬生生挤出钱来养活朝廷的人，就因为一个莫须有的谣言，被贬被杀。刘晏死后，唐朝的财政再也没能恢复到他在时的水平。

两税法：一项好制度是怎么被玩坏的

李适登基之初，有一件事他做对了——支持杨炎推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把原来的租庸调制改成“唯以资产为宗”，按土地和财产多少来征税，分夏秋两次缴纳。这项改革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租庸调制的核心是“人丁”，可安史之乱后人口大量流失，户籍乱七八糟，按人头征税根本征不上来。两税法按资产征税，至少在理论上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

可问题是，两税法只坚持了四年就遭到了废除。原因在于，李适把这个制度当成了敛财的工具，而不是改革的起点。 两税法规定“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可李适自己先破了这个规矩。他加征间架税、除陌钱，搞得“百姓愁苦，破产不能支”。

范祖禹对这件事的评价一针见血：“德宗之政名廉而实贪，故其令始戒而终废。盖禁暴之法虽具，而诛求之意常出于法外。”意思是，李适的政策名字上看着清廉，实际上是贪。禁令写得再好，他想敛财的时候，什么规矩都可以绕过。

奉天之难：一场因“缺德”引发的逃亡

建中四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兵路过长安，准备去前线打仗。这些士兵冒着严寒赶路，又累又饿，按照惯例，朝廷应该给赏赐。可李适什么都没给。京兆尹王翃奉命犒赏军队，只给了粗饭，而且饭食已经腐臭了。

士兵们炸了。他们冲进长安城，占领了皇宫，李适仓皇出逃到奉天。叛军推举朱泚为首领，朱泚在长安称帝，国号大秦。

李适在奉天被围了一个多月，差点死在城里。他写了一封罪己诏，里面说：“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这封罪己诏写得很诚恳，武夫暴卒读了都感动得流泪。

可问题在于，罪己诏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这场灾难是他自己招来的。 如果他不任用卢杞，如果他不冤杀刘晏，如果他不加征苛捐杂税，如果他在泾原兵路过长安的时候给足赏赐，这场兵变根本不会发生。

罪己诏里有一句话很值得琢磨：“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意思是，不遵循德义，过去的事已经追不回来了。李适知道自己做错了，可他的“知道”只停留在纸面上。

回头就变脸：宦官掌兵与姑息藩镇

奉天之难是李适一生的分水岭。在这场灾难之前，他疏远宦官，信任武将。在这场灾难之后，他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在泾原兵变中，李适信任的禁军将领根本召集不到兵力来保卫皇宫。而在李适逃到奉天最狼狈的时候，守在他身边的只有两个内侍宦官和一百多个随从宦官。宦官的忠心让他感动，武将的冷漠让他心寒。

回到长安之后，李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784年，他把神策军分成左右两厢，交给两名内侍宦官。786年，神策军扩编为左右神策军，宦官窦文场担任监军。到了795年，他下旨让宦官掌握神策军成为制度，还给掌兵宦官发了专门的官印。

从此，唐朝最精锐的中央禁军，落到了宦官手里。 宦官掌握军权成了中晚唐的恶性肿瘤。唐宪宗、唐敬宗两个皇帝被宦官杀害，唐文宗被宦官仇士良彻底架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李适。

与此同时，李适对藩镇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刚登基的时候，雄心勃勃地要削藩，结果引发了四镇之乱。奉天之难后，他不再削藩了，改成姑息。藩镇节度使想世袭就世袭，想扩地盘就扩地盘，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宫市与进奉：皇帝亲自下场当“强盗”

奉天之难后，李适变得比以前更贪财了。他“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

他设立了两个私库，一个叫琼林，一个叫大盈，专门储藏群臣进贡的财物。地方节度使看准了这个机会，纷纷以“羡余”的名义向李适进贡。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常州刺史裴肃靠卖柴炭和案纸来进奉，因此升了浙东观察使。

李适还设了一个叫“宫市”的东西。宫市就是宦官到市场上“买”东西，名义上是买，实际上是抢。宦官们在长安的东西两市安排了几百个“白望”——就是到处张望、看到好东西就上去拿的人。他们用几尺破布烂绢来“酬值”，有时候连这点东西都不给，还要向卖家索要“进奉门户”和“脚价钱”。有农民用驴驮着柴到城里卖，宦官用几尺绢“买”了他的柴，还要他把驴送进宫里。农民哭着把绢还给宦官，宦官不要，非要他的驴。农民说：“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后食。今与汝柴而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说完把宦官打了一顿。这件事闹到李适那里，李适把宦官撤了职，赏了农民十匹绢，可宫市照旧。

一个皇帝，默许手下的宦官在京城里公开抢劫，抢完了之后象征性地处罚一下抢劫的人，然后继续让人抢。

贬陆贽、用裴延龄：把最后一个说真话的人赶走

在李适的朝堂上，有一个人的存在格外刺眼。这个人叫陆贽。

陆贽是唐朝中后期最杰出的政论家，也是李适在奉天逃亡期间最信任的谋臣。李适的罪己诏就是陆贽起草的。那封感动了无数人的诏书，出自陆贽的手笔。

可回到长安之后，李适对陆贽的态度就变了。陆贽太清廉了，清廉到“诸道馈遗，一概拒绝”的程度。有些官员给陆贽送礼被拒，心怀不满，跑到李适那里告状。李适也觉得陆贽“清慎太过”，就私下里对陆贽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概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意思是，你太清廉了，别人送点鞭子靴子之类的小东西，收一收也没关系。

一个皇帝，公开教唆宰相收受贿赂。 陆贽的回敬掷地有声：“贿道一开，辗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是以涓流不绝，谿壑成灾矣！”贿赂的口子一开，就会越开越大。收了鞭子靴子，下一步就是黄金珠玉。涓涓细流不堵住，就会变成滔天大水。

李适听了这话，无言以对。可无言以对不代表他会改。陆贽不肯同流合污，又有裴延龄在旁边不断进谗言，最后陆贽被贬出朝廷。

裴延龄是继卢杞之后李适重用的又一个奸臣。他“益为天子积私财而生民重困”，替李适搜刮民财，搞得百姓困苦不堪。裴延龄死的时候，“人相贺”——老百姓互相庆祝，可见这个人有多招人恨。

一个“缺德”皇帝的完整画像

李适在位二十六年，从三十七岁登基到六十四岁去世。这二十六年里，他做了什么呢？

他登基之初，放宫女，禁进贡，纵驯象，罢祥瑞，朝野上下都以为“明主出矣”。他支持杨炎推行两税法，想解决安史之乱后财政崩溃的问题。他试图削藩，想恢复中央权威。这些事情如果做成了，他未必不能成为一个中兴之主。

可他做成了哪一件？两税法只坚持了四年就名存实亡。削藩引发四镇之乱和泾原兵变，他自己被赶出长安。奉天之难后，他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把神策军交给宦官，从此埋下了宦官专权的祸根；设琼林、大盈私库，公开聚敛；纵容宫市，让宦官在京城抢劫百姓；教唆宰相受贿，把最后一个敢说真话的陆贽赶出朝廷。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把唐朝往深渊里推。 欧阳修说他应该为唐朝灭亡负主要责任，这个判断并不苛刻。李适之后的唐朝皇帝，面对的是一个宦官掌兵、藩镇割据、财政崩溃的烂摊子。这个烂摊子，李适是主要的制造者。

王安石把唐德宗和汉元帝并列，劝宋神宗“千万不要与唐德宗和汉元帝同道”。一个“德”字，本应是谥号里极高的评价。可李适的“德”，成了“缺德”的德。

他死后的谥号是“神武孝文皇帝”。谥法里，“神”是“民无能名曰神”，“武”是“克定祸乱曰武”。一个被叛军赶出都城、靠宦官保护才活下来的皇帝，谥号里带“武”字，多少有点讽刺。

李适的一生，是一个关于“人是怎么变坏的”的完整案例。 他不是一开始就坏，他一开始甚至表现得比大多数皇帝都好。可当他遇到挫折——削藩失败、被赶出长安——他没有反思自己，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把权力交给宦官，把钱财搜刮到自己口袋里，把说真话的人赶走，把奸臣当忠臣用。

奉天之难前，他还能写出一封感动天下的罪己诏。奉天之难后，他连装都懒得装了。一个曾经想当中兴之主的皇帝，最后活成了王安石和欧阳修眼中的“昏君标本”。这个转变的过程，比“缺德”两个字本身更值得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