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捞尸人的行业规矩：遗骸无论腐烂到何种程度都要打捞，无法上船便套绳拖行

2009年那天下午，江水格外凉。

荆州宝塔河江段，几个小孩在滩涂边玩闹，岸上是一群刚从学校出来放松的大学生。谁都没想到，短短几分钟之内，这里会先后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和一幕让无数人愤怒至今的“挟尸要价”。

两个小男孩一脚踩空，被江水猛地卷走，岸边的大学生几乎是本能地冲向江边。十几个人当中，多数并不会游泳，只能用最笨、也最拼命的办法——手拉手、肩挨肩，往水里搭起一条“人梯”。

第一个孩子被托上岸时，还没喘过气来，第二个孩子已经被接力推向浅水区。江水冰冷刺骨，有人双腿打颤，有人嘴唇发青，其中一名大学生因为体力不支，手一松，“人梯”在风浪中断开。

那一刻，水面上同时响起了呼救声、呛水声和撕心裂肺的喊叫。几名冬泳爱好者从不远处飞奔过来，顾不上脱衣服，直接扎进江里，硬生生从浑浊的水里拖上来六个人。

等大家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还有三名学生没上来。

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三名大学生，在试图把陌生人从水里往生的方向推一把时，自己永远留在了那一段江水里。

这本该是一段被反复讲起的“见义勇为”故事，是能写进教材里的义举。但几天之后，另一幕画面冲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打捞上来的三具遗体，被人用绳索牵在水里，当事人站在岸边，嘴里反复强调的是“还差的钱没给”。

记者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后来被命名为《挟尸要价》。

画面中，江水阴暗，遗体被绑在绳子另一头；岸上的捞尸人一手握绳，一手比划着数字，与校方代表争执；旁边，学生们哭着跪着求他先把遗体拉上来。那一年，这张照片获得了中国新闻摄影最高奖“金镜头奖”，也把一个此前几乎不被公众注意的群体——职业捞尸人，赤裸裸地扔到了舆论场上。

有人骂他们“冷血”“发死人财”；有人替他们喊冤，说这是“市场规则”；有人问：如果你天天和尸体打交道，收点钱真的算过分吗？

骂声和争论声一起涌上网络的时候，真正生活在江边、支起一条小船、靠打捞维生的那些人，正抽着一根接一根的烟，把自己和世界隔在人们不愿触碰的那条线之外。

要说清楚这一切，就得从头讲起。

在中国，几乎每一条大江大河边上，都有那么一两条不起眼的小船，船上住着“捞尸人”。

“捞尸人”，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在水里打捞尸体的人。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听着就不吉利”的职业；在民间，他们还有个带点阴气的称呼——“阴阳跨界人”。

一头连着活人世界，一头拖着死人世界。

在传统观念里，水是“活物”。它养人，也夺人命。每年溺亡的人，从几岁的孩子，到上了年纪的老人，从意外坠水的，到想不开自己往水里跳的，总有人最后消失在水面之下。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叶落归根”，死在水里的，更被看作是一种“不完整”的离去。

家属不能接受，“死在外面，连骨头都找不到”；村里人也觉得不踏实，总有种心病——“人在水里飘着，没个说法”。于是，就有了专门打捞遗体的人。

这个行当并不是谁脑子一热就能干的，它有自己的圈子、规矩和传承。很多江段上的捞尸人，是父传子、师带徒一代一代接下来的。

重庆寸滩长江大桥下游，一个废弃码头边上的小木船，在涨水季节被江水托得高高低低。白天远远看过去，这只不过是岸边众多破旧船只中的一条。但到了夜里，它就是“捞尸人”陈松的家。

陈松，1974年生，快五十岁的人，却看起来比同龄人老不少。脸被风吹得粗糙发黑，额头上一道道沟壑，是大太阳底下和江风里吹出来的。他的手指被长期抽烟熏成了深黄色，指节粗大。

“烟戒不掉，”他把烟叼在嘴角，“人家上班是有人说话，有同事。我守在这江上，一宿一宿的，有时候一个人一瓶酒、一包烟，天亮了才知道自己还活着。”

问他什么时候入行，他挠挠头：“前前后后，有二十年了啷个？具体哪年，记不清了。”

问他捞过多少具遗体，他摆摆手：“记不起，没那个数法。从去年到今年四月，反正有二三十具。”

陈松不太爱多说“具体的人和事情”。记者多问两句，他就支支吾吾：“晚上，这些就不要说了。”

关于“第一次干活”的事，他倒还记得。

那时候，他刚到打捞队不久，父亲和队里的老人给他再三打预防针——“你做的是积德行善，心正了就不怕”；“看到啥都别往心里去，干完活就回家”；“命是他们自己的，你只管把他从水里拎出来。”

第一次出任务，两个人一起上船。那时他还不敢一个人盯紧水面，只负责打下手。等尸体拉上来那一下，他硬逼着自己别多看，只顾着按照师傅教的步骤打结、绑绳、固定。

“刚开始，还是瘆得慌。”他扯着嘴角说，“但一想到人家家属在岸上等着呢，你就没工夫光顾自己害怕。”

这些事，说是“工作”，却绕不开“家庭”。

陈松的父亲干这行干了四十多年。那时候，长江边的村子穷，能养家的活不多，水性好的人要么去跑船，要么就干这一行。陈松从小看着父亲晚上出船，白天回来，有时船舱里多了一床被单，盖着一个僵硬的轮廓。他知道那下面，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他少年时总觉得，这份工作“晦气”，心里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学个“正经手艺”，哪怕是开个修车铺、学个电焊，也好过天天跟死人打交道。

可现实逼着人往回绕。

“那时候我们那里农村条件有限，出去打工也没门路，”陈松说，“结婚了，要养家，没别的门路了，最后还是回到父亲队里，子承父业。”

他其实算幸运。至少他成家之后才正式上船，老婆也能接受。“她也晓得，我这个是积德的事。”女儿后来慢慢长大，也习惯了爸爸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职业。

入行不久后，队里的老人为了给他“压惊”，反复给他灌输一个说法：你这是在做善事，而且还能挣口饭。

在江边混久了，他当然也知道，现实没那么简单。

打捞队接活，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家属或警察找上门来，请他们出船；另一种，是他们自己在江上巡逻时发现“鬼影子”。看见疑似浮尸的黑点，必须划过去看一眼。

如果尸体还浮在水面，顺手捞起，绑好、拖回岸边；如果已经沉下去，就要用特制的排钩、挂钩，在水下慢慢“扫”，靠经验摸索位置。一旦挂住，人一沉，船一沉，绳子一绷，所有人心里都跟着一抽。

陈松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临近腊月。

冬天的江水，又冷又黑。那天夜里，他一个人值班，半夜起身解手，余光瞟到江面上一个黑影在水面缓缓飘着。

他立刻清醒。

一个人发动小船，绕过去，靠近，确定是具尸体。他硬着头皮把绳子抛出去、绕回去、固定，一套流程按部就班。但按理说，捞到岸边就可以等天亮处理，他那天不知怎么地，就手贱地把尸体翻了过来。

“那一瞬间，血一下涌到脑壳上，”他回忆，“吓得我在船头抽了半天烟。”

从那之后，夜里打捞，他再也不翻身，只按程序拖到岸边。他说，那一刻他明白了：人是活的，死的是身体，但吓人的往往是你自己的脑子。

这行里的规矩，一点都不迷信，倒更多是出于经验和卫生考虑。尸体在水里泡久了，浑身发胀、皮肉发白，甚至表皮打皱剥落，带着难以形容的腥臭。那些味道不只是“难闻”，还有真实的健康风险——尸体腐烂产生的细菌、真菌，会沿着皮肤、呼吸道入侵。

陈松说：“（尸体的）味道有毒。”他把这话一半当真，一半当心理暗示——告诉自己抽烟是为了“挡住那股味儿”。事实上，抽烟成了他对抗恐惧、孤独、恶臭的唯一方式。

捞尸人并不只和死者打交道。

2017年的一个夏天，陈松接到通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跳江。“后来家属说，老人得了绝症，不想拖累家里。”老人衣着整齐，脸上还带着一点倔强的表情。等家属赶来时，有人一头扎在江堤上的尘土里嚎啕大哭，那个场面让陈松这个“看惯了生死”的人都忍不住别过脸去。

还有一次，江上的抽沙船触礁，整船人落水。他那天几乎是不要命地往江中扎，一个接一个往外拖，“一次救下十三个大活人”。那天他回到船上，累得一晚上站不起来，但那是他这些年里最畅快的一回——“总比捞尸体要强”。

这么多年下来，他看过太多家属“抢人”的画面：有人跪着磕头；有人抱着遗体不撒手；有人眼睛里没了泪，却一直喃喃自语谢他。那时候，他会觉得，这份“又脏又臭又晦气”的活，至少还有点“意义”。

但意义，偶尔也会变成枷锁。

陈松父亲去世那年，他正在江上值班，等他赶回去，灵堂已经搭好，人已入殓。“捞了一辈子别人家的死人，自己父亲过世那天，没守在身边。”这件事，这些年一直在他心里翻来覆去。

三十来年风吹雨打，陈松落下了一身风湿、关节炎，腰腿疼得厉害。有人劝他“收手吧，回家休息”，但他抬手看了一眼茧子厚得能把烟烫灭的手掌，自嘲道：“舍不得是一方面，没别的能力是一方面。”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陷在这个职业里、进退两难的人。

在湖北武汉，从1981年开始，有个人在江边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他叫陈阳喜。

1981年，二十岁出头的陈阳喜在江边散步，碰巧遇上日后的师父在水里打捞。那会儿，城市里的工厂名额紧张，下岗潮还没到来，农村孩子没什么好出路。陈阳喜看了一会儿，师父招呼他：“来帮个忙？”他就这么被拉上了船。

第一次出任务，他打捞的是个本镇人。

“味儿很重，都开始腐烂了。”他后来回忆，“那几天晚上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那个人躺在地上的样子。做梦也梦到，吓醒。”

第二次，他捞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整个人还算完整。“比第一次好一点，没那么怕。”就这样，一次比一次，恐惧一点点被“职业习惯”磨平。

从1981到2013年，三十二年里，他打捞了超过四百具遗体。每逢暑期、涨水季，以及节假日，溺亡人数都会明显上升。有一年，最多的一天，他连着捞了五具。

在他看来，“捞尸”和其他工作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多了一层别人不愿碰的“忌讳”。但在他们自己心里，这份工作有一条比什么都重要的准则——“要讲道德”。

“讲道德”具体是什么？

陈阳喜解释得很直白：

“飘在水面上的，用绳套住拖走就行。沉在水底的，我们尽量钩衣服，冬天衣服多一点好下手；夏天衣服少，就勾手腕、脚腕。能不勾肉就不勾肉，尽量保持遗体完整。人已经走了，不能再让他受罪。”

这不是矫情，而是他们几十年传下来的基本职业伦理——“把人完整地交给家属，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

在他们这一圈人眼里，一具遗体如果无人认领，就由捞尸队处理，做个简易火化或掩埋；有家属的，第一时间通知对方前来认领。不光是讲“道德”，也是为了自己心安——他们每天和生死最近，也最知道“人死之后，最难放下的是活着的人”。

那么，“挟尸要价”这种事，又是怎么发生的？

现实往往比逻辑复杂。

捞尸人这一行业，从来不存在一套公开透明、统一执行的收费标准。早年，陈阳喜给派出所工作，一次给六十块，他、师父和船夫三人平分。后来价格慢慢涨，有时派出所会付一两百，家属另外给一千两千表示感谢。但也有不少次，打捞完了，家属转身就走，连句“谢谢”都没有，更别说报酬。

为了避免“白干”，他们学会了先收取一部分定金；遇到手头确实紧的家庭，就“看着给”，甚至干脆不要钱，当成“行善积德”。

问题在于——只要“谈钱”，就很容易触动旁观者最敏感的神经。

荆州“挟尸要价”事件，就是被所有人截取了最刺眼的一幕：捞尸者手握绳索，三具遗体漂在水中，岸上学生跪地求情，捞尸人坚持“先把钱说清楚”。中间的过程、双方此前有没有误会、约定细节有没有出入，后来都被淹没在了情绪里。

那天的报道和照片，让全国极大一部分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水里的尸体不是由消防、警察统一免费打捞，而是有人靠这个为生，而且“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谈价钱”。

有人从道德角度谴责，认为“这是对逝者的不敬、更是对英雄的不敬”；也有人从现实角度辩解：“他们靠这个吃饭，冒的是自己的命，收费不算过分。”

事实大致是这样：打捞遗体，本就需要体力、技术和勇气，也存在安全风险。很多捞尸人自己没什么保障，更没有所谓“职业保险”，所有风险自己扛。在这样的前提下，“收费”本身并不是什么罪。但当收费方式、态度和对象变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问题就不再只是钱，而变成了——一个没有规范、没有制度、没有保障的灰色行业，被逼着在道德和现实之间摇摇晃晃。

“挟尸要价”之后，公众的视线一时间聚焦到了这个看不见的群体。有人开始好奇：这些“捞尸人”平时靠什么生活？是不是如传言那样“一具尸体一两万，发死人财”？是不是“动辄坐地起价”？也有人站出来说：“不能用个别人的行为，盖掉整个行业。”

事实上，绝大多数干了几十年的捞尸人，在自己的世界里，反复提到的是“道德”和“本分”。

有人问陈阳喜：“你就不觉得晦气吗？”他掰着手指算：“我干的是拾人骨肉，给家属一个交代。别人觉得我晦气，那是他们的事。”

但这些“别人眼光”，真就能完全不在乎吗？

答案是不能。

捞尸人承受的压力，远不是“味道”和“恐惧”那么简单。心理上的孤独、社会的误解、制度上的缺位，都在不知不觉中把他们推向了边缘。

有人说他们“不干净”，不愿和他们同桌吃饭；有人明明知道他们干的是“必要的活”，却在背后嘀咕“赚死人钱不道德”；连保险公司，有时候都不愿意给他们承保，觉得风险太大。

“给了逝者尊严，却给不了自己尊严。”这句话，用在很多捞尸人身上，一点不夸张。

更现实的是，这个行业本身也在慢慢走向“消失”。

近十年来，各地专业消防、水上公安的救援能力大幅提升，水域救援队、应急管理系统逐渐完善。穿着蛙人装备的专业队员，配备声呐、救援船、潜水器材，可以在更短时间、更大水域内进行搜救。他们有统一标准、明确拨款、系统培训，也有职业伤害保险。

相比之下，陈松、陈阳喜这一代“民间捞尸人”，正像老一代木匠、铁匠一样，站在行业的尾声，看着自己这门“没人愿意继承”的手艺一点一点淡出。

“现在的年轻人干不了这个。”陈阳喜说，“胆子大一点的耐不住寂寞，耐得住寂寞的怕累，不怕累的又胆小。”

他曾试着带几个徒弟。有人第一次跟船，看见尸体腿就软了，差点栽进江里；还有的人捞完一次，回去连着做了一个月噩梦，再也不肯上船。

2013年，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学的年轻人，边干边教。他心里算着：“带他十年，差不多就能放手；那时候我也老了，可以退下来了。”

这像极了一个门派快没人的时候，山门前站着最后一位老守山人——守着的不只是饭碗，还有一套被社会边缘化的规则和价值观。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样的行业，应该消失吗？

从情感上看，很多人可能希望“不再有人溺亡”，那自然也就“用不着捞尸人”。可客观现实是，只要有江河湖海，只要有人贪玩、有人想不开、有人不慎跌落，水里就不会永远平静。

捞尸这个行为本身不会消失，只是由谁来做，以什么样的方式做。

2010年，“挟尸要价”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有人大代表在会上提过一个建议：尽快建立规范的溺亡打捞应急制度，组建一支长期固定、制度健全、体系完备、身份明确、保障有力的溺亡打捞协作团队，把它纳入公共应急体系里。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别再让“捞尸”只靠几个民间个体撑着，也别再把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完全推给“市场”和“道德”去博弈。

如果公共救援体系足够健全，水域打捞有了透明的程序和统一的标准，民间的捞尸人就会慢慢从“唯一选择”，变成“辅助力量”；收费也可以通过制度约束，而不是靠当事人的个人良心和家属的情绪赛跑。

在那样的未来里，陈松、陈阳喜这样的“老江湖”，有可能转为专业队伍的一员，把经验传给更年轻的救援者；也有可能真正退休，带着手上的茧、身体里的风湿，回到一个普通市民的位置上，不再被人用异样眼光打量。

而在那个未来到来之前，他们依旧还在。

依旧在夜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叫醒；依旧在天蒙蒙亮的时候，站在江堤上望着雾气和波浪；依旧在被人需要时，撑起小船，划向一个谁都不愿意靠近的地方。

他们本不该被妖魔化，也不该被神化。

他们只是现实缝隙里，被迫走上这条路的一群人——有人为了养家、有人为了延续父亲的手艺、有人只是因为“那年在江边多看了一眼”。

在“挟尸要价”的照片里，人们看到了人性里最冷的一面，却很少有人去想：如果没有制度和保障，靠个人良心和牺牲精神撑起的行业，迟早会在某个极端案例里，暴露出它的全部脆弱和灰暗。

那张照片后面的故事，比画面本身复杂得多。

三名挺身而出的大学生，把生命停在了二十岁出头，换回了两个孩子的未来；而拉住他们遗体的那根绳子另一头，是一个在社会缝隙当中生存了几十年的捞尸人，一边要为被救的人默默祈祷，一边又不得不为自己的家计算计。

谁是绝对的好人？谁是彻头彻尾的坏人？现实往往不给这么简单的答案。

但有一件事，可以说得很清楚：

当我们要求某个人“必须善良”“必须高尚”的时候，最好也想一想，他有没有被允许过“普通人”的选择——有没有制度保障他不需要用道德当饭吃，不需要在生死边缘讨生活。

那些被我们忽略了很多年的“捞尸人”，本质上只是不断替别人收拾残局的人。他们带给逝者最后的尊严，却一直在为自己的尊严讨价还价。

真正该被追问的，或许不是某一个捞尸人当时的手势与表情，而是：在这条长长的江边，我们到底花了多少力气，让活着的人少一点走到那一步；又愿不愿意多花一点力气，去让那些站在生死交界线上的人，不必再用自己的冷硬，去抵抗世界的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