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在起跑线”还是“拔苗助长”？认知导向类学前培训项目的实证分析

徐一叶，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教育、教育心理；

张菡容，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与青年研究；

廖翔（通信作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决策、传播心理与跨文化心理。

［摘　要］尽管学前认知导向类培训已成为我国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对儿童长期学业发展的实际效用尚存争议。文章基于444名小学生与847名初中生的横断面调查数据，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自选择偏差后，检验学前认知导向培训与后续学业成绩的关联，并分析智商与执行功能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小学与初中两个学段中，智商与执行功能均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但学前认知培训未在任一学段形成可观测的稳定学业优势。在小学阶段，学前培训无法通过智商或执行功能转化为学业增益，反而与高智商儿童的学业优势收敛显著相关；在初中阶段，虽存在一条经由智商的微弱间接关联路径，但效应量极小且易被稀释。综上所述，认知导向类学前培训未表现出稳定的学业促进效应，学业成绩的个体差异本质上源于儿童自身认知能力结构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模式。

［关键词］学前教育；认知导向培训；智商；执行功能；学业成绩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是个体社会流动与经济产出的核心决定因素，在以学业成绩和学历分层为核心的教育体系下，家庭普遍通过追加教育投入为子女争取竞争优势。近年来，政府通过“双减”政策严格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传统教培行业因此大幅收缩，但政策层面的调控并未有效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由于早期教育塑造先发优势的认知仍广泛存在，大量教培机构转向监管相对宽松的学龄前市场，以脑力开发或思维训练为名推出各类认知导向培训项目，以期通过结构化游戏活动训练儿童的记忆力、注意力与问题解决能力（Duncan & Magnuson，2013）。

这类学前培训热潮被学界概括为起跑线内卷，资本扩张、阶层维系需求、科学育儿话语与家长社群互动共同推高了新生代父母的教育焦虑（鄂翌婷等，2022）。《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23）》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家庭学前教育年均支出达 7826 元，显著高于小学（4651 元）与初中（6891 元）阶段（魏易，2025），凸显出学前教育在家庭教育支出中的特殊地位。

尽管此类培训在商业层面广受追捧，但其能否转化为实质性认知能力提升与长期学业收益，仍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基于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聚焦认知导向类学前培训项目是否真正促进了儿童后续的学业表现。具体拆解为两个层面：其一，这类训练能否有效提升儿童的智商与执行功能；其二，若存在短期提升，能否进一步转化为长期学业优势。本研究通过实证数据评估学前认知训练的实际价值，回应“赢在起跑线”是否为教育幻象的现实疑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双减”后教育竞争向学前阶段前置，各类宣称开发认知潜能的商业培训快速扩张（Bray，2021；Zhang，2021）。然而，千亿级家庭投入能否转化为长期学业优势，始终未有定论。既有研究分别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视角展开探讨，但学科割裂导致结论难以形成合力：社会学揭示了阶层竞争的宏观动因，心理学刻画了认知训练的短期效应局限，教育学围绕发展适宜性展开争论，却未形成覆盖社会动因、心理机制与教育成效的整合框架。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跨学科对话来构建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并提出可检验的研究假设。

（一）文化资本、教育内卷与象征性消费

社会学视角以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为核心，指出优势阶层家庭通过购买早教服务积累文化资本，实现阶层代际再生产（布迪厄，2004）。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进一步解释了家长的微观决策：在升学竞争与信息不对称下，早期教育投入异化为风险规避策略，即便效果不明，家长也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科尔曼，1990）。

个体理性选择在集体层面形成囚徒困境：全员同步提升早期投入并不会改变个体相对优势，只会推高整体竞争门槛，演变为教育内卷（熊钰，2022；Bray，2021）。鄂翌婷等（2022）研究发现，多数家长报班并非基于对效果的理性判断，而是为了缓解“别人都报我不报”的群体焦虑。同时，学前教育投入存在显著的阶层与城乡差异，低收入家庭面临更大的投入压力与更窄的选择空间（魏易，2025），可能进一步加剧起跑线上的教育不平等（张永强、赵佶旺，2024；周子焜等，2023）。

经典阶层再生产理论（布迪厄，2004）有效阐明了早教投入的动因与阶层差异，却默认了“资本投入”向“学业产出”的线性因果关系，忽视了学前认知培训的效能受神经发育规律与认知发展边界的制约。当前，早期教育投入已逐渐溢出工具性技能培养范畴，沦为通过高昂成本构建的阶层排他壁垒。这就引出核心疑问：当全社会抬高早期投入门槛时，这种投入在多大程度上实质性改变了儿童的相对认知优势，抑或更多的是缓解阶层焦虑的象征性消费？

基于上述双重理论视角的交叉审视，本文试图进一步解构早期教育中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内卷幻象。事实上，高阶层家庭所拥有的丰厚资源，极易在经验层面形成一种选择性偏差，从而掩盖了培训项目本身的真实效能。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光聚焦认知导向类学前培训的长期学业效应，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等内生性选择偏差后，学前认知导向培训无法使儿童在小学与初中阶段获得稳定、可识别的持续学业优势。

（二）认知能力的提升与效应衰减的悖论

智商（IQ）与执行功能（EF）是预测学业成绩的两大核心认知变量：智商对学业成绩的解释力可达52%~76%（Bouchefra et al.，2022；Lazaroo et al.，2019），执行功能与阅读、数学等学科能力呈显著正相关（Baggetta & Alexander，2016；Pascual et al.，2019）。认知导向培训正是以认知可塑性与关键期假说为基础，以期通过结构化训练提升儿童认知能力（Blakey & Carroll，2015；Ríos Cruz et al.，2018；Xie et al.，2021）。

但这类干预长期面临“效应衰减悖论”的挑战。有研究表明，多数认知训练的收益会在训练结束后6~12个月内逐渐消失（Cortese et al.，2015；Sulik et al.，2023），核心原因为远迁移的失败，即儿童在拼图、闪卡等特定训练任务中获得的熟练度，仅能实现近迁移，无法转化为数学推理、阅读理解等复杂学业能力。本土研究也证实，学前益智活动的回报具有阶段性与边际递减特征，过度投入甚至产生反噬效应（张贵生等，2024）。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从干预到认知的单一线性链条，既未充分考量家庭环境的长期形塑作用与学校教育的同化效应，也普遍聚焦群体平均效应，缺乏对不同认知基础儿童的异质性分析，且追踪周期普遍偏短，缺少跨学段的长期纵向考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外部的学前认知训练难以对儿童深层的认知结构产生不可逆的重塑作用，其引发的短期能力跃升亦无法绕过家庭阶层背景而孤立地转化为跨学段的制度化红利。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智商与执行功能是预测学业成绩的稳健机制变量，但认知导向学前培训无法通过提升智商或执行功能对后续学业成绩产生长效促进作用。

（三）发展适宜性与学段异质性的争议

除了上述两种视角，教育学界围绕“发展适宜性教育”的原则同样展开了长期争论。支持方认为学前是认知发展关键期，结构化训练可为后续学习奠基（Duncan & Magnuson，2013）；反对方则指出，过早的高强度机械训练会挤压儿童自由游戏与社交探索空间，损伤内在学习动机，引发长期厌学情绪（鄂翌婷等，2022）。追踪研究显示，学前知识预备对小学低年级成绩的预测作用通常在三年级后逐渐消退（Iuculano et al.，2015），学界将其归因于冗余教学（redundantinstruction），即学前培训内容与后续学校教学重叠，导致学前培训所带来的先发优势被随后的学校教育迅速稀释（Abenavoli，2019；Burchinal et al.，2022）。

现有研究多聚焦普适性标准与小学低年级阶段，忽视了个体认知禀赋的异质性与跨学段动态演变。从认知层面来看，智商（作为基础智力禀赋）与执行功能（作为高阶认知控制）共同构成了个体的认知功能系统，学前培训的实际效能极可能受到这一内在认知结构与所处教育阶段的双重调节。在小学阶段，儿童个体智力正处于快速重塑与发展的窗口期，学龄前接受的认知导向类培训极易禁锢其自主探索空间，从而对认知能力的全面发育造成抑制效应。由于小学阶段的课程任务较少，这种认知能力的潜在损伤在学业成绩上并未显现。进入初中后，随着学业抽象强度与知识难度的显著提升，学前培训的边际效应几近消退，学业的持续推进转而由儿童内在认知功能系统的要素交互发挥主导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学前认知导向培训的学业效应受儿童认知基础与教育阶段的双重调节。在小学阶段，培训会导致高认知水平儿童的学业相对优势收敛；在初中阶段，培训的直接调节效应消退，学业表现主要由个体认知要素的交互代偿机制驱动。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虽分别从宏观层面的阶层维系、微观层面的认知演化以及中观层面的发展适宜性对学前培训现象展开了探讨，但学科视角的割裂使其仍存在明显的视阈局限：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本转化预设过于线性，心理学视角下的机制探讨过度聚焦短期效应，而教育学视角则倾向于对均质化的特征描述。这种视角的错位，导致既有研究普遍遮蔽了儿童内在认知禀赋的异质性反应，亦未能系统拆解学前培训影响跨学段长期学业发展的完整路径。鉴于此，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整合社会学、心理学与教育学的多学科量化分析框架。该框架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作为关键的情境约束变量，以智商（IQ）与执行功能（EF）作为微观中介变量，并引入教育阶段作为调节变量。通过这一整合性视阈，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内生性选择偏差的前提下，学前认知导向类培训是否具有持续的学业促进效应？第二，学前认知导向类培训对后续学业成绩的影响，是否经由提升智商或执行功能的中介路径得以实现？第三，学前认知导向类培训的学业效应，是否受到儿童自身认知基础与所处教育阶段的双重调节？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托 X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普查项目，由X市教委与研究机构联合实施，采用随机整群抽样，选取该市2所小学、2所初中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1370份，回收有效样本1291份。其中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444名，平均年龄10.8岁；初中一至三年级学生847名，平均年龄13.6岁。所有参与者均由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伦理要求，并经机构伦理委员会审批。

（一）测量工具

1. 认知导向类学前项目的参与情况：通过家长问卷收集儿童入学前是否参加过认知类早教课程（是/否），并补充询问累计时长、每周课时与家长主观评价。考虑到时长数据存在较大回忆偏差，本研究将参与情况设为二分虚拟变量（参加= 1，未参加= 0）纳入回归分析。

2. 智商（IQ）：采用Bilker等（2012）开发的 9项简版瑞文推理测验（SPM），由经培训的测评人员集体施测，原始分按年龄常模换算为标准智商量表分。

3. 执行功能（EF）：采用儿童执行功能量表（CHEXI）家长版，包含注意控制、工作记忆等维度，共24题。原量表得分越高代表执行功能困难越多，本研究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执行功能越健全。既往研究证实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Thorell & Nyberg，2008），本研究中小学组内部一致性系数α=0.98，初中组α=0.94。

4. 学业表现：采用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期末考试成绩的平均分，由学校统一提供并换算为百分制，确保跨校跨年级可比。本研究中三科成绩相关性良好（小学r=0.62~0.71；初中r=0.58~0.69）。

5. 控制变量：纳入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同时控制家庭收入与父母教育水平两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指标，以剥离自选择偏差的干扰。

（二）分析方法

问卷由学校教师协助发放回收，智商测验与执行功能量表数据分别通过现场施测与家长填报获得，与学业成绩数据一一匹配合并。

在数据分析方面，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以考察主要变量的分布特征与双变量关系，随后分别在小学与初中样本中构建分层多元回归模型。考虑到学前培训项目的参与并非随机事件，可能受到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的系统性影响，本文首先通过Logit模型检验项目参与的选择性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逆概率加权法（IPTW）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核心结论进行准因果稳健性检验，以评估项目参与和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在控制可观测选择偏差后的稳定性。此外，为检验学前项目是否通过儿童智商与执行功能间接影响学业表现，本文在两个学段中分别构建并行中介模型，采用非参数自助法（bootstrap=3000）估计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所有连续变量在进入回归模型前均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标准误采用HC3稳健估计，统计分析使用R 4.3.1完成，以α=0.05为显著性判断标准。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认知导向类学前项目的选择性机制检验

在评估培训效应前，需先检验样本的自选择机制。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见表1。相关分析显示，认知导向类学前培训项目的参与和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培训参与并非随机行为，而是嵌入家庭社会经济结构的选择性行为。

进一步分学段进行Log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小学阶段，家庭收入（OR=1.46，p<0.001）与母亲受教育程度（OR=1.62，p<0.05）显著预测认知导向类学前培训项目的参与；在初中阶段，家庭收入（OR=1.42，p<0.001）与父亲受教育程度（OR=1.55，p<0.01）也显著预测认知导向类学前培训项目的参与。可见家庭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本对培训参与均存在显著筛选效应，参与组与未参与组在家庭背景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若不加以控制会混淆培训效应的估计。因此，后续分析均采用准因果方法剥离选择偏差的干扰。

（二）学前认知导向类培训与后续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及稳健性检验

为剥离混杂变量的自效应，本研究同时采用常规最小二乘法（OLS）、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与逆概率加权法（IPTW）三种方法估计学前培训的学业净效应。

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性别、家庭收入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后，无论常规线性模型还是准因果估计框架，学前培训参与和学业成绩的关联在两个学段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性。具体而言，小学阶段参与培训的学生学业成绩平均比未参与者低0.30分（p>0.10）；初中阶段差距扩大至-2.33 分，但仍未达到显著（p>0.10）。此外，IPTW加权的总体平均处理效应也得出一致的无显著效应结论。

该结果验证了假设1。即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选择偏差后，学前认知导向培训无法为儿童带来小学至初中阶段的稳定学业优势。这也从实证层面解构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防御性报班幻象：商业化的早期认知训练虽然在营销中高度宣扬其智商重塑功能，但其在学校标准化评价体系下的增值效应并不存在。

（三）认知导向类学前培训项目影响学业表现的认知中介路径探析

为检验学前培训是否通过认知能力间接影响学业成绩，本研究分别在小学、初中样本中构建并行中介模型，检验经由智商与执行功能的间接路径。鉴于数据为横断面设计，分析旨在检验统计机制一致性，不构成严格因果推断。

1.小学阶段

小学样本的并行中介效应结果见表2a。总效应未达到统计显著。路径分析显示，学前培训对智商（a1）与执行功能（a2）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培训并未实现其宣称的认知提升功能。尽管智商与执行功能均能显著预测学业成绩（b路径显著），但因前端路径断裂，经由两者的间接效应与总间接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小学阶段，学前培训无法转化为学校评价体系下可识别的认知红利。

2.初中阶段

初中样本的并行中介效应结果见表2b，总效应同样未达到统计显著。与小学阶段不同的是，学前培训对智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04，p<0.01），且智商进一步显著预测学业成绩（β=0.181，p<0.01），由此形成一条经由智商的间接关联路径（β=0.037，95%CI = [ 0.010，0.071]）。但执行功能的中介路径仍不显著，纳入中介变量后，学前培训对学业成绩的直接效应仍不显著。

中介分析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设2：智商与执行功能虽是预测成绩的稳健变量，但学前培训无法系统性重塑个体认知结构以提供长期学业动力。小学阶段无任何显著中介路径；初中阶段虽存在微弱的智商中介路径，但效应量极小，极易被后续正规教育与家庭环境效应稀释，不具备实质学业价值。

（四）认知导向类学前项目与个体认知禀赋对学业成绩的交互影响分析

尽管学前项目的平均处理效应为零，但该效应是否在不同认知禀赋的群体中存在异质性分布？并且这种效应是否会伴随教育阶段的演进而发生变化？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本研究在小学和初中学段分别构建分层嵌套回归模型，考察其调节动力机制。

1.小学阶段

小学样本嵌套回归结果见表3a。模型1（M1）仅纳入个体特征与家庭背景变量，模型2（M2）加入培训主效应，模型3（M3）加入智商与执行功能主效应，模型4（M4）纳入交互项。结果显示，在控制个体特征与家庭背景后，学前项目参与的主效应在各模型中均未达到统计显著，且估计系数在模型扩展过程中保持稳定，进一步印证了前文稳健性检验中关于项目未形成整体学业优势的判断。相较之下，智商与执行功能在模型3和模型4中均呈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表明基础认知能力仍是小学阶段学业表现的关键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模型4中智商与培训参与的交互项显著为负（B=-1.66，p<0.05），说明学前培训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受初始智力禀赋的负向调节，即对智力水平较高的儿童而言，参与学前培训反而与其学业优势的收敛相关。

2.初中阶段

初中样本嵌套回归结果见表3b。与小学一致，学前培训的主效应在所有模型中均不显著，且系数保持稳定，再次印证前文稳健性检验中关于项目未形成整体学业优势的判断。进入初中后，学前培训与认知禀赋的所有交互项均不再显著，说明早期培训对学业表现的调节力已基本消退。在认知能力层面，模型4显示，智商与执行功能的交互项显著为负（B=-1.05，p<0.05）。这一结果意味着在学业难度更高的初中阶段，执行功能对智商具有显著代偿效应，即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能够有效弥补基础智商的短板。换言之，初中阶段的学业成就更多取决于个体内部认知禀赋的交互配置，而非学前阶段的培训投入

交互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设3，即学前培训的学业效应受认知禀赋与教育阶段的双重调节。在小学阶段，项目参与同智商显著负向交互，表现为智商优势的相对收敛，反映出标准化训练可能对高禀赋儿童产生了认知禁锢与抑制；进入初中后，学前项目的调节效应基本消退，学业表现转由个体内部认知系统的代偿机制主导，即高阶执行功能开始对基础智商短板发挥显著的跨学段补偿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学前认知导向类培训项目的参与显露出强烈的家庭社会经济阶层嵌入性。在排除选择偏误后，学前认知项目的参与对儿童小学及初中阶段的学业成绩不具备任何显著的直接净提升效应，研究假设1得以验证。并行中介模型检验表明，学前认知项目的参与无法在小学建立有效的认知能力中介通道。在初中阶段，虽然在统计上由于测量敏感度显现出一条通过智商的极微弱中介关联，但其增值效应极其脆弱，被直接负效应抵消，证实了学前认知导向类培训干预的效应衰减，研究假设2得以验证。本研究也证实了智商水平与执行功能在长期学业成长中发挥基础主导性，且在不同阶段受异质性调节约束。在小学阶段，机械的学前认知干预禁锢了高认知禀赋儿童的发展，体现出相对优势的收敛；在初中阶段，早期的项目效能已消退，学业表现主要受限于个体内在智商与执行功能交互代偿的机制，研究假设3得以验证。整体而言，商业化的学前认知开发项目无法构建指向长期学业优势的因果闭环，家长在起跑线上的高额投入面临系统性的效应衰减。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讨论本研究的理论实践意义和不足之处。

（一）理论意义

1.挑战“起跑线优势”的传统观念，为象征性消费理论提供实证支撑

剥离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干扰后，本研究结果表明，认知导向类学前培训无法在小学及初中阶段形成稳定的整体学业优势。这一结果从实证层面挑战了起跑线优势的主流假设，也为社会学视角提出的象征性消费的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既有社会学研究多从阶层竞争逻辑解释早教热潮，指出优势阶层通过购买早教服务积累文化资本以实现代际再生产（布迪厄，2004；科尔曼，1990），但往往预设资本投入与学业产出存在线性关系。本研究则揭示了这一逻辑链条的断裂之处：家庭资源的差异确实导致了早教参与机会的阶层分化（魏易，2025），但这种分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象征性的阶层区隔，而非实质性的认知能力提升。当所有家庭都同步抬高早期教育投入门槛时，个体的相对优势并未改变，只是整体竞争成本被系统性抬高，最终演变为全社会范围内的无效内卷（熊钰，2022；Bray，2021）。

同时，这一发现也与心理学领域的效应衰减悖论形成了呼应。大量随机对照试验已证明，多数认知训练的短期收益会在6~12个月内快速消退（Cortese etal.，2015； Sulik et al.，2023），国内研究也发现学前益智活动存在明显的边际递减特征（张贵生等，2024）。本研究将观察窗口延伸至初中阶段，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衰减的长期性，即便存在微弱的短期认知提升，也难以在后续的学校教育中转化为稳定的学业优势。

2. 厘清早期认知训练的作用边界，丰富认知发展的情境约束理论

本研究证实了智商和执行功能对学业成绩具有稳健正向预测作用，但学前认知培训无法通过显著提升两类核心认知能力间接促进长期学业。这一结果厘清了早期认知训练的作用边界，也弥补了既有心理学研究对宏观环境因素关注不足的缺陷。

认知心理学领域长期存在一种乐观倾向，认为基于脑可塑性的早期训练能够对儿童认知结构产生不可逆的改变（Blakey & Carroll，2015）。但本研究发现，这种改变仅局限于高度情境化的训练任务本身，难以实现向复杂学业任务的远迁移。在小学阶段，培训对智商和执行功能均无显著影响；在初中阶段，尽管观察到培训与智商之间存在微弱的统计关联，但这种关联更可能反映的是家庭资源的长期塑造效应，而非培训本身的作用。这提示我们，儿童认知发展是一个受遗传、家庭、学校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过程，单一的结构化训练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个体的认知发展轨迹。这一发现也为理解不同研究结论的分歧提供了新的视角。既有研究中观察到的早期干预效应，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混淆效应。当研究未充分控制选择性偏差时，家庭资源的影响会被错误地归因于培训本身的效果。本研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等准因果方法剥离了这种混淆，从而更准确地识别了培训的净效应。

3. 揭示认知禀赋与培训的交互效应，拓展发展适宜性教育的理论内涵

在小学阶段，培训参与对高智商儿童产生了明显的“拔苗助长”效应，导致其学业相对优势收敛。这一现象可以用远迁移理论来解释：高智商儿童的认知发展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探索性，而标准化的机械训练会压缩其自主探索的空间，破坏其内在学习动机，反而阻碍了其认知潜力的充分发挥。这与批判教育学的观点相一致，即过早的结构化训练会剥夺儿童在自由游戏中自发构建认知图式的机会（鄂翌婷等，2022）。在初中阶段，执行功能对低智商群体表现出更强的学业促进作用，呈现清晰的资源补偿模式。这一发现拓展了非认知能力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学业要求提高、学习任务复杂化的情境下，良好的自我调节与学习管理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智商的不足。

（二）实践意义

1. 引导理性早教观念，遏制无效教育内卷

本研究警示家长和教育从业者，应对认知导向型早教项目的实际效果保持审慎态度。幼儿时期流行的各种潜能开发班并没有让孩子真正意义上抢跑成功，反而出现了投入大量时间、金钱却未见学业回报的情况。这意味着家长在为孩子选择早教课程时，不能仅凭宣传广告就寄予厚望。家长在适度提供认知刺激的同时，更要保障儿童拥有充足的自由游戏和社交探索时间。毕竟，通过自由玩耍获得的常识积累、创造力发展及社会交往能力，往往是儿童获得未来适应力与综合素养的关键。若过早将幼儿置于高度结构化的训练环境中，不仅可能牺牲其宝贵的童年体验，亦未必带来显著的长远收益。教育工作者与社会各界也应加强科学育儿理念的普及，帮助家长正确认识早期认知训练的短期成效与长期局限，引导其从发展规律出发理性规划儿童成长路径。唯有全社会对早教功效形成科学而审慎的认知，才能有效遏制“大投入、小产出”的教育内卷，提升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效益。

2. 落实因材施教原则，实施差异化教育支持

本研究表明，儿童对早期认知训练与后续学业要求的反应存在显著异质性，提示教育工作者需立足儿童发展规律，针对不同认知特质的学生实施差异化教学支持。对于高智商但学业表现平平的儿童，可通过课堂观察与长期学业追踪完成识别，为其设置挑战性、探索性学习任务，减少低水平重复练习，激发内在学习动机，推动认知潜能向学业表现转化。对于认知水平一般但学业表现良好的儿童，其学业优势源于良好的学习习惯与执行功能，应给予正向反馈并辅以高阶学习策略指导，巩固非认知能力带来的学业增益。对于学业困难儿童，不应仅依赖重复性课业补习，而应针对性开展执行功能训练与学习技能培养，从能力根源提升其学业适应水平。

3. 优化幼小衔接机制，推动教育阶段科学衔接

本研究发现，部分早教课程与小学课程体系存在衔接错位，幼小衔接的核心是学前与小学教育的双向协同。小学低年级应贴合入学儿童发展特点，采用游戏化、探究式教学，帮助儿童逐步适应规范课堂；学前阶段需避免过度学科前置，侧重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行为习惯与社交能力。从长期发展看，循序渐进的教育安排更利于儿童持续成长。相较于超前开展机械识字、运算训练，丰富语言交流、科学启蒙与规则意识培养更能夯实儿童的认知与心理基础。具备良好专注力与学习动机的儿童，即便未接受强化早教，也能顺利适应学校教育；违背发展规律的超前训练，反而会增加后续学业适应压力。综上所述，幼小衔接需各阶段各司其职，避免学前学科化与小学功利化叠加，为儿童提供匹配发展节奏的成长支持。

（三）不足之处

本研究虽系统揭示了认知导向学前培训的学业效应与作用机制，但仍存在四方面局限：其一，未系统比较认知导向与学科导向、综合发展取向等其他学前干预的效果差异与作用路径分野。其二，对中介与调节效应的深层机制剖析不足，课程内容与校内教学的契合度、教学模式差异、家庭参与度等关键变量尚未纳入分析。其三，横断面设计仅能揭示变量间统计关联，难以支撑严格因果推断，也无法完整刻画儿童长期发展轨迹。其四，样本取自单一城市，结论外推性受限；项目参与依赖家长回溯报告，难以区分课程质量与实施方式的异质性；结果指标聚焦学业成绩，未覆盖创造力、学习动机、心理适应等广义发展维度。后续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拓展多区域样本，系统比较不同类型学前项目的长期影响，细化项目实施特征，纳入多元认知与非认知结果指标，为早期教育政策优化提供更全面精准的实证依据。

责任编辑：徐浙宁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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