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她写下那句被新闻界记了三十多年的话："每一个不太愚蠢、不太自负的记者都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说这话的人，是《纽约客》的珍妮特·马尔科姆。
这句话是《记者与杀人犯》的开篇。这本书写的是杰弗里·麦克唐纳起诉记者乔·麦金尼斯的官司。麦克唐纳是陆军上尉，因杀害妻子和孩子被定罪。麦金尼斯在写关于他的书时，一直靠写信维持他的配合，信里清楚传递出"我相信你是无辜的"的印象。可麦金尼斯最终出版的书，明确认定麦克唐纳有罪。
她盯上的不是凶案，是记者的背叛
在马尔科姆笔下，这种文学上的背叛，似乎比麦克唐纳一家的惨死更让她不安。这与她的一个判断一脉相承：非虚构写作者让现实和事实变得像律师在法庭上对峙时那样可塑。新闻对审判的报道，总是给真实强加一条虚假连贯的情节线。在她看来，非虚构永远在追求小说那种权威的"完整性"和看似必然的走向。
《记者与杀人犯》那句著名的开头，立下的是一条普遍法则，节奏却像《傲慢与偏见》的第一句。到了《沉默的女人》，她研究西尔维娅·普拉斯和特德·休斯不断增殖的传记文献，走得更远："不受中介的报道这一理想，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经常实现——在那里，作者忠实地报道自己想象中发生的事。"
她对每一种职业都下过类似的判词。她说精神分析的"最大悖论，是其洞见的近乎无用"，尽管她自己的作品里塞满了弗洛伊德式的套路和范式，她本人也做过八年精神分析。刑事审判背后的无罪推定有一种"空洞"，足以让整个司法系统受到质疑。传记在她眼里是"越界的""无礼的"，读者不如接受"如果有什么事是我们自己的事，那就是我们可悲的、本来的自我"。但这不等于她赞成自传——那项事业的"原罪"，是沉溺于"冲突、怨恨、责备、自我辩护的记忆——而把它们发表出来，是错的、不公平的、不可原谅的"。
她自己也卷入了诉讼
让记者们愤怒的，不只是她在《纽约客》长文里写了什么，还有她省略了什么：她当时自己也卷入了杰弗里·马森发起的诉讼。马森是一位行事张扬的精神分析师，马尔科姆写过他的职业经历，同时把他的采访引语加工、重新摆放过，超出了公认的规范。她拿得出大部分引语的录音原始形态，但少数几句更煽动性的，只存在于她找不到的书面笔记里。在两次审判中的第一次，她被判犯有诽谤罪。
马尔科姆坚称，她这种"适应性"技法曾经是"《纽约客》非虚构写作的常态"，约瑟夫·米切尔这样的作家就用过，他们让采访对象达到自己达不到的雄辩程度。在《记者与杀人犯》的后记里——这篇附录正因《纽约客》文章引发的轩然大波才不得不写——她主张："当记者要引用他录了音的采访对象时，他对采访对象、对读者都负有责任，把对方的言语翻译成散文。"这与所有主流新闻伦理相去甚远。那种为了读者方便、让角色说得比现实中更好的书面体裁，当然，是小说。
无论马尔科姆对自己参与新闻业有多不安，她都一路向前。没有聪明的头脑和刻薄锋利的文风，她完成不了那些思维上的腾挪，也写不出那些引人入胜的人物肖像。2005年约翰·罗伯茨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她写道，他"面部表情的持续变化，让人想起十九世纪的表演入门书，里面把情绪——愉悦、赞同、沮丧、不确定、希望、恐惧——画在模特的脸上"。
她最好的观察，是别人从没想过的
她最好的观察，不止于亚历山大·蒲柏那句名言所说的"常被想到、却从未被表达得这么好"——它们是可能从未被人想到过的东西。她有一种箴言家的欲望，要把任何捕捉到的东西变成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她的书页上落着一场稳定的雪，全是"每一个""所有""我们""总是"这类全称词。
人们通常等不到一个例子来支撑这些表面上无所不在的现象。可马尔科姆尖刻的语调力量，让读者记住并默默认同了大量这类权威口吻的东西。仅凭风格，她就值得我们注意。但真正让她成为一个值得拥有自己传记的人物的，是她挑战客观性预设的那种独特方式。在揭露文学上的失当时，她不怕动用一些她正在谴责的操纵手法。她向别人发出的令状，也是开给自己的空白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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