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两“武丁”——西周金文所记周武王日名

本期介绍文物

西周晚期 应公鼎

1989年平顶山两周之际应国墓（编号M8）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说到“武丁”其人，对先秦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都不会陌生；《史记·殷本纪》记商代三十王，除一首一尾的成汤、纣王以外，着墨最多的就是武丁这位殷商历史上有名的贤王。《孟子·公孙丑上》谓“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可谓是先秦时人对武丁的一致评价。

按照我们对商代帝王名号的一般认识，“丁”为日名，“武”为修饰日名的美称（后来演化为周代的谥号）。所谓日名，即商周时贵族以某个天干日名作为称号，如成汤称天乙（日名为“乙”），纣王称帝辛（日名为“辛”），一般用于死后称谓。选取日名的规则，目前尚不明确，有“生日说”、“死日说”、“祭日说”、“卜选说”等不同说法，均无有力证据。

过去一般认为，姬姓周人不用日名，青铜器铭文上但凡以日名作为祖先称谓，器主人均为殷商后裔（张懋镕《周人不用日名说》）。实际上，从西周金文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姬姓周人并非绝对不使用日名，只是使用日名的情况较少。如溓姬簋铭文称昭、穆之际某代祭公为“父辛”（祭为周公之后），宜侯夨簋铭文称成、康之际某代虞侯为“虞公父丁”（虞为文王伯父仲雍之后）、叶家山M111所出曾侯鼎铭文称曾侯犺之父南公为“父乙”（曾为文王之后）、单具尊铭文称西周早期某位单伯为“父癸”（单为武王以前分化出的姬周支族）、山东梁山出土“召伯”诸器铭文称西周早期某位召伯为“父辛”（召亦为武王以前分化出的姬周支族）。

从商末周初的实际情况来说，周人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商，但“大邑商”的文化相对于“小邦周”来说是更加先进的，西周初年周族的制度与器物都受到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不少殷商遗族在鼎革以后仍然受到周人的礼遇与重用。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姬周贵族追慕殷商制度、采用殷商礼俗是不足为奇的；虽然周人用日名并不能视为一种“常制”，但也不能以“是否使用殷商礼俗”来否定器主人的周族身份（有些学者以召公家族多用殷商礼俗而否定召氏的周族身份，显然就陷入了这个误区）。

很有趣的是，不仅一般的姬周贵族使用日名，1989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8出土的一件铜鼎铭文显示，翦灭殷商的周武王本人也曾被后代冠以日名，其日名为“丁”；按照殷商礼俗，周武王与商王“武丁”一样，可以被称为周王“武丁”。我们来看看这件铜鼎的样子：

西周晚期 应公鼎

1989年平顶山两周之际应国墓（编号M8）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鼎口径26.3cm，通高26.6cm，圆形折沿，圜底微平，两立耳，三蹄足。鼎口沿下环绕波曲纹一周，其间六道扉棱相隔；鼎腹装饰垂鳞纹三重，鼎腿作兽首状。从此鼎的形制与纹饰来看，应属西周晚期宣、幽之际所作。

鼎内壁一侧铸造有铭文四行十七字（含重文二字），其文曰：

应公作尊彝簟鼎，珷帝日丁子子孙孙永宝。

这件铜鼎是应国墓地M8出土的唯一一件有铭铜器。M8是一座南北长7.8m、东西宽4.9m、带台阶式短墓道的两周之际墓葬，单棺单椁，墓主人头北向，发掘报告推测这是一座两周之际的应侯墓。不过，此墓未被盗，墓中所出礼器组合却并不完整，总计有五鼎五簋，其中列鼎三件、列簋四件，与应侯的身份不能匹配；葬制为单棺单椁，亦与诸侯之制不合。M8墓主人是否为一代应侯，尚需进一步考察（笔者认为更可能是某位早逝的应国太子）；不过这件铜鼎自称为“应公”所作，其为应侯所作之器（或即M8墓主人之父），这是毋庸置疑的。

鼎铭并不长，但铭文内容中“珷帝日丁”四字却是此前从未见过的称谓。按照学界的一般认识，“珷”在西周金文中是为周武王谥号所造的专字，犹文王称“玟”；除文王、武王以外，鲜簋铭文中的“昭王”亦在“邵（昭）”边上加一“王”，可见在王谥上加义符“王”形成专字在西周金文中是比较流行的。

帝，是殷商制度中对死去先王的称谓，在商代晚期多与日名连用，如纣王称“帝辛”，其父称“文武帝乙”之类。日丁，即天干为“丁”的日名。

发掘报告中认为“帝”是时王对其已逝生父的尊称，故“珷帝”为武王之父文王，显然是不正确的。裘锡圭先生已指出商代的“帝”并不仅限于时王之父，王父以前的直系先王均可称“帝”（裘锡圭《“花东子卜辞”和“子组卜辞”中指称武丁的“丁”可能应该读为“帝”》）。李学勤先生则指出“珷帝日丁”的词语构造完全与纣王父的称谓“文武帝乙”相同，均为“谥号/美称+帝+日名”，“珷帝日丁”即使用殷制称谓的周武王之称号；《左传》僖廿四年记富辰之言“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是知应国出自武王，应国始封之君为周武王之子，故应公作此鼎以祀武王（李学勤《新出应公鼎释读》），其说大致不误。

不过，要说这件铜鼎是为祭祀武王所作之器，甚至有些学者还据此推论出“应国曾立武王庙”（贾海生、池雪峰《由应公鼎及相关诸器铭文论应国曾立武王庙》），未免就有些过度解读。《礼记·郊特牲》记载：

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

这条记载出于孔子及其弟子对鲁国三桓的批评。三桓各自在家庙中祭祀鲁桓公（三桓受氏先祖均为鲁桓公之子），并在彻祭时演奏祭祀文王的雍乐，违背了“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的周礼原则，受到了孔子的强烈批评。

按此说，未即位为王的王子受封为诸侯，其后世在国中立庙，只能为始封之君立祖庙，不得立其父（周王）之庙；未即位为侯的公子受封为大夫，其后世在家中立庙，只能为始封之大夫立祖庙，不得立其父（诸侯）之庙。三桓在家中立庙祭祀鲁桓公，还在彻祭时演奏祭祀文王的雍乐，这严重不合于周礼，也是春秋中叶以后“礼崩乐坏”的实际表现。

文献中明确记载春秋中叶以前在国中设立“天子之庙”的，只有宋国为帝乙设庙（宋国始封之君微子为帝乙之子），郑国为厉王设庙（郑国始封之君桓公为厉王之子），鲁国为文王设庙（鲁国始封之君周公为文王之子）。宋于周为客，周公于成王有大功，郑桓、武于平王有大功，是以得享逾制之殊荣。

然而，“不敢祖天子”、“不敢祖大夫”只是针对宗庙祭祀的规定，并不是说诸侯、大夫不得自称天子、诸侯的子孙（实际的血缘关系是不能否定的）。如近来大量发现的曾国青铜器铭文，追述始祖往往称伯括、南公（一般认为即文献中记载的南宫括父子，伯括为名义上的始封之君，南公为实际就国的第一代曾侯），但亦见有曾侯在铭文中自称“余文王之孙”（芈加钟），这并不能说明曾国立有文王之庙，只能说明曾侯世系与文王有血缘关系，始封之君南宫括或为文王庶子。

我们再来看看应公鼎的铭文：

铭文第六字为“簟”，发掘报告读为“禫”，认为即《仪礼·士虞礼》中记载的父母去世后两年零一个月举行的“除丧之礼”。应公鼎的铸造年代在西周晚期，此时的应国国君不可能还在为武王服丧，显然发掘报告的读法是错误的。此字应从张富海先生读为“燂”，即加热、炙烤之意（张富海《读新出西周金文偶识》）。

那么，这件鼎铭的含义大概可以解释为：

应公制作了这件用来加热食物的珍贵铜鼎，希望“珷帝日丁”（周武王）的子子孙孙永远宝用它。铭文中“珷帝日丁”是“子子孙孙”的修饰语，大意即此鼎永远由周武王的后裔（也即应国公室）传承宝用，并不是专门用来祭祀武王的器物，更不能得出“应国曾立武王庙”的结论。明确了“珷帝日丁”是周武王的日名以后，我们还可以找到周初青铜器铭文中另一条关于武王日名的线索，笔者将在下一期文章中为大家详细解说，敬请期待。以上即是本期文章的全部内容。往期文章推荐：“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再说金文“柬”地与商周管邑的关系淮南河东两周阳——从楚“周阳之戈”说西汉周阳侯国之地望孙叔敖”还是“叔孙敖”？——以出土金文、简牍材料辨正蒍敖名称在古书中的流变山国用虎节：一件未经著录的罕见战国虎形铜节此公众号所发文章为笔者原创文中所有带“信古”水印的图片均为笔者本人拍摄其他图片均引用自公开发表的资料，标注有详细来源图文版权归本人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用作商业用途转载、引用文章内容需符合规范，在显著位置标明原作者，并附原文链接如发现图片、文案被盗用，将委托专业版权服务公司追究侵权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