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尼·派尔:一个随军记者的二战经历——意大利（11）山地战

意大利战役艰苦卓绝，天不时、地不利。雨下了一天又一天，车辆陷入泥沼，便桥被冲垮。

乡间风景令人惊艳，景色有多美，从敌人手中夺过来就有多难，高耸的山脊几乎全是坚硬的岩石。

走平坦安全的山谷绕行根本不可能，因为德国人就在山上，他们居高临下，虎视眈眈，会把我们一网打尽，所以只能翻山越岭。

德军只需在一座怪石嶙峋的高山上掘壕固守，便能靠一个排长期顶住我们大军的猛攻。

我知道国内民众都为意大利战事进展缓慢感到失望和不解，想知道为什么我军北上寸步难行，他们等我们进军罗马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

美军在意大利进行山地作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只能说，部队官兵同样对罗马望眼欲穿，也听见到处议论纷纷：

“在突尼斯时从没这么糟过”

“我们又遇到一队新来的德国佬”

“要是雨能停就好了”

“我们每止步一天，就要晚一天回家”。

部队官兵过着难以想象的恶劣生活，山谷肥沃的黑土地成了齐膝深的泥沼，数以千计的士兵一连几周都穿着潮湿的衣服，另外数以千计的士兵则在零度以下、铺着细雪的高山里过夜，他们凿开石头，睡在狭小的坑洞、岩石背后或者半露半闭的山洞里，过得像史前人类，棍棒比机枪更管用。

他们怎么撑过严酷寒冬，这个问题非我们所能理解，至少我们在稍微暖和一点的山谷里，有机会睡稍微干燥一点的床。

北上之路单调苦闷，但是错不在部队，也非方向有误，坏事的除了天气、地势，还是只有天气。

哪怕德军在意大利不用战斗部队，一枪不放，仅靠工兵炸毁沿途桥梁，我军北上依然步履维艰。

由于地势险峻，我们在山区必须使用大量骑兵，每个师有数百匹马、骡，在无法行车的地方由它们搬运物资，到了骡子也运不上去的地方只能靠人力，靠美国大兵们背上去。

我搭乘货运飞机飞越地中海，来到意大利，那趟航程的飞机至少超重了1000磅，机舱里塞满了拥有最优先货运权的大纸箱，纸箱里装着上百个背包。

身强力壮的士兵背着它们，将每包重达100磅乃至150磅的食物和弹药带给住在山上恶劣环境中的战友。

幸而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优势聊以慰藉，天空几乎完全由我方掌控，喷火式战斗机白天一直在战斗部队上空巡逻，那阵势好像三个警察在街上来回走动，盯防盗贼出没。

不仅如此，我们的炮兵也占据优势，还是压倒性优势！毫不吝惜地对着那些崖石峭壁挥霍弹药，因为在那种地区，一枚价值50美元的炮弹往往可以挽救10条人命。

狂风暴雨般的炮火，渐渐压制住山上的德军，他们被我军大炮震慑胆寒，火力打击挫伤了对方士气。

最后一点，无论山区有多冷，落雪有多阴湿，泥泞路有多难走，德军士兵过得和美军一样凄惨。

我们在向罗马进军，这点毋庸置疑。但是道路荆棘丛生，如果没有看过那里的泥沼、阴暗的天空，险恶的山脊和令敌人时隐时现的鬼魅般的乌云，就没有资格对进度感到不耐烦。

沉闷的山地战打了一周又一周，有一段时间，我常去一个骡运队，山里平均每个步兵营有这么一个驮载队伍，有的由美国人管理，有的由意大利士兵管理。

我加入的驮载队要爬上将近4000英尺的高山，走到一处岩石丛生的荒凉山脊，为正在那里作战的步兵营供应物资，这个营已经连续战斗了十天十夜，下山时只剩不到三分之一的士兵。

那些严酷的日子里，所有物资都只能靠骡子和人力背上山。前面三分之一路程由骡子驮运，士兵承担后面最艰难的三分之二段，因为山路太陡峭，连骡子也上不去。

我这个队里的赶骡人是意大利士兵，背夫基本上是美军士兵，意大利赶骡人来自撒丁岛，过去属于一个山地炮兵团，对于爬山和驱使骡子驾轻就熟。

他们露宿在山脚的公路边一片橄榄树林里，除非有急需，一般不在白天出动，因为大部分山路暴露在敌人炮火范围内。

白天，补给物资由卡车运到橄榄林里，堆在树下，黄昏前开始装上骡背，真正管理补给运输系统的美国人想等到夜幕降临后再让骡子驮载，否则一旦出现任何炮击，意大利人会立马逃得无影无踪。

这个队伍里有155名赶骡人，平常每晚约有80头骡子上路，每头前面有一个人牵着，另有十个人跟在一旁，在路上帮忙将倒下的骡子拉起来，或者将松脱的货物重新绑扎包好。

他们往返一趟的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一名赶骡人通常一晚上只出行一趟，但有时遇到紧急情况也要走两趟。

平时，补给队一晚上运送这些东西：

85罐水、100罐K口粮、10罐D口粮、10英里长的电话线、25箱手榴弹、步枪和机枪的弹药、大约100发重型迫击炮炮弹、1部无线电设备、2部电话、4箱急救包和磺胺类药。

除此之外，驮载队员还会往背包里塞满香烟外加几瓶固定酒精，这样一来，山顶的战友们偶尔也能喝上几口热咖啡。

那段时期，他们还带了500多件沉甸甸的战斗服，发给官兵们取暖，还有玻璃纸做的胀气披肩，部分士兵可以用作睡袋，也会带去多余的袜子。

最有悲剧色彩的是信件，每晚他们会带几袋信上山，然后又带着其中很大一批下山，因为收信人阵亡或受伤了。

攀爬马道尽头上方那段漫长致命的山路，一晚上需要20到300人。

他们叫来炊事员、卡车司机、职员以及所有能找来的人，许多东西由战士们亲自背负。

在一个重要的进攻前夜，为了加强补给，另一个预备的营派来300名一线战斗人员从事驮载运输。天一黑，骡队就以20头为单位陆续走出橄榄树林，美军士兵一路跟在听得见叫喊声的距离内，防止意大利人在黑夜里走失。

还有那些向导，每个觉得自己在此战艰难度日的人，应该都知道他们的情况。

这些人原是一直在山顶苦战的战士，一个多星期以来，他们栖身在岩石后面，淋雨挨冻，靠冷冰冰的K口粮果腹，睡觉没有毯子，时刻受火炮和迫击炮折磨，他们时而进攻、时而躲闪，日渐心力交瘁，看着受伤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送下山。

疾病和力竭最终压垮了很多留在山上的人。于是，他们获准凭一己之力下山找医护兵，再进休养营，大部分人下山走完三分之二段路要花去大半天时间，走得双脚剧痛、肌肉乏力。

然而，眼看喘息之机和安宁在即，他们中断疗养，无奈地参加向导服务，因为实在没有其他可以胜任的人了。

所以，他们得在半山腰多待至少三天三夜，白天可怜地睡在山路边，晚上扯着嗓子引导骡子上山，没有毯子可供取暖，没有床，只能睡在岩石上，可是毫无怨言，人类的意志真令人惊讶。

意大利小骡子的个头和体力不如美国骡子，它们被卡车运来运去，有不少因奔波劳顿害了病。

起初，我们高估了骡子的体力，让它们背得太重。事实上，走在那些山路上，连美国骡子都驮不动那么重的货物。

我们在骡背上捆了4罐水、2罐口粮，总重约240磅，骡子根本无法承受，第二天就会全体病倒，于是见状减轻了一半负重，让它们只背2罐水和1罐口粮。

他们说，意大利人在路上虐待骡子，可下来又精心照料。驱赶牲畜时，我们嘴里的“驾”在意大利人那里念作“啵啵啵”，即我们表达冷的拟声。

晚上，我站在队伍旁，听着赶骡人一边驱赶骡子上山，一边念念有词“啵啵啵”，仿佛整个队伍快要冻死。

早先，还有一些白色骡子，但它们在月光下太显眼，于是被弃用，个别队伍有少量马匹，人们发现其中几匹带有意大利皇室的铭牌。

美军在意大利进行山地作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些骡子刚从撒丁岛运来时，当务之急是给它们钉上蹄铁。从四处搜罗材料到全部钉妥要花上好几天。

当时，马蹄钉数量不足，不过人们最后找到足够的赛道路钉代替，在意大利，马蹄钉极度稀缺而珍贵，军方把钉子交给民间铁匠时必须清点清楚，铁匠倘若打坏一个，必须把碎片交回去才能再领一个新的。

有些驮载队只由美国人管理，我听说美国人驱赶骡子比意大利人更高明，也听过相反的意见，我不知道哪个说法正确，一个美国士兵说:

他们那些大城市出来的年轻人以前从没鼓捣过骡子，一开始不太上手。

紧急情况下，有些驮载队白天也会上山，这是个危险的任务，因为沿途完全笼罩在德军炮火之下。

幸运的是，我跟随的队伍在路上无一伤亡，不过有七个意大利士兵在骡子停靠区遭遇一轮俯冲轰炸并受了伤。

意大利人对炮弹和炸弹心惊胆战，晚上但凡有炮弹落向骡子停靠区附近，他们就会变戏法般遁入散兵坑。

人比骡子好办得多，骡子哪里知道散兵坑，仅我这个队伍就有50头骡子被炮弹打死，另有100头累垮了。

骡队由两名意大利尉官负责，他们戴着羽毛装饰的提洛尔帽子，看上去颇为浪漫，都不会说英语，但在美军，只要吆喝两声，准能找出一个会说意大利语的士兵。

这个小团队自然也有个翻译，极受众人依赖，快成实际上的大当家。他就是安东尼·萨维诺下士，家住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第14大道262号。

他的那份工作能把任何人逼疯，意大利人不像我们美国人手脚麻利、高效，眼看萨诺维让一个驮载队整装待发，所有货物又散落一地，场面鸡飞狗跳，他落了个两边受气的下场。

负责这边骡子停靠区的军官是哈蒙·威廉中尉，密歇根州弗林特人，其名取自上次大战中赫赫有名的哈蒙将军。

有几个晚上，威廉少尉直到凌晨3点还在帮所有返程的驱骡人下山。另外几个晚上，他早到下午7点就去睡了。

他要抓住一切时机休息，因为很少有哪天晚上他没被喊去指引一些紧急物资上山。

他同十来个士兵一起睡在一个石砌牛棚里，曾是国内一名殡仪服务员，后来参军当过反坦克手，到了这时俨然一名骡子专家。

萨维诺下士极为重视翻译工作，梦里都在念叨，我与他们同睡一个牛棚，一天凌晨3点左右醒来，碰巧听到萨维诺在说：

“好吧，如果我们不能用他们当翻译，那就从他们里面挑几个向导出来。”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觉得有趣极了，他以前从不知道自己会说梦话。

比起骡子，我对背夫更感兴趣，原因部分在于他们更辛苦，部分在于他们说人话而不是哞哞叫，人力运输的工作量之巨大令人瞠目。

在为期十天的日子里，美军士兵往这一座山上背了近10万磅补给物资，这还仅仅是一个运输队的量。同一时期，同样的事情正在十多处乃至更多的地方进行着。

超过一半的山路位于开阔地，隔着光秃秃的岩石暴露在德军炮火下，登顶的那段路又高又陡，必须借助绳子才能继续攀爬。

我军试过雇意大利人来干这活，但是他们干了一天之后便无影无踪。一则报道称几个意大利妇女自告奋勇，扛了5加仑罐子上山，故事真伪无从查证，我觉得是编的。

有的士兵把水扛在肩上，有的则系在背包上，起初有人耍小聪明，中途感觉吃力，就将宝贵的水倒出一点，不久后便因物理规律作罢，因为没装满水的罐子会叮叮当当摇来晃去，失去平衡，攀登难度倍增。

一个健康人从山脚空手徒步登顶需要三小时，大负重的情况下更慢。然而，这边却能见识到一些体能不可思议的人。

这个运输队的头号驮载兵是莱斯特·斯卡伯勒一等兵，可惜他在我来之前已经调离，无缘相见。

他来自西弗吉尼亚，堪称微缩版保罗·班扬。他生病了，应该正在休养，他可以在两个半小时内将满满一罐水背上山顶再一口气返回，其他人仅仅上山就要三个小时乃至更久。

他不是某一次创下这个纪录，而是天天如此，他的搬运纪录是一日往返四次，其中第四次是紧急冲刺，支援在山顶抵抗德军反击的战友。

斯卡伯勒不是巨人，他18岁，身高5尺7.5寸，体重只有135磅，这么小的身体里却蕴含着这么巨大的力量，对我而言闻所未闻。

我上山的向导是弗雷德·福特一等兵（家住东圣路易斯诺斯帕克路第3037号），长得高大粗犷，蓬头垢面，胡子蓄了两周。

尽管外貌有些凶恶，其实为人和蔼友善，和所有普通的驮载兵一样，他也在山顶奋战了数周，如今本该下山休养。

他是某步兵连的勃朗宁自动步枪手，还遇到了一件滑稽的事:

“我丢过几打手榴弹，甚至砸过石头，估计干掉了不少德国人，始终没机会用自动步枪。”

弗雷德用紫色墨水在夹克背面印上自己的士兵编号和人名“贝蒂”，下面一行印着：“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市”，爱妻贝蒂是在国防工厂上班的化学家。

他一只脚因为长水疱被包扎得严严实实，走路得踮起脚尖才能减轻脚后跟的触痛。他对我说道：

“有时候，爬着爬着知道自己不行了，但不知怎的，仍然在一直往上爬。”

其实，他们并非人人如此。我见过一个又一个驮载兵在山路起点报告“爬不上去”，然后甩掉身上背的东西，开始折返。

少数人或许是装病，但大多数确实筋疲力尽，他们的脚皮开肉绽，关节炎、疝气或者心衰等疾病也会在致命的攀爬过程中发作。

我们准备下山时，德军的炮弹开始远远落在我们身后。弗雷德说：

“如果你觉得我走得太快了，就喊一声。他们开始开炮的时候，我们必须飞奔下山，无论如何也不能停下来。”

所幸一路上没发生任何急迫的交战，耽搁我们赶路，因而我和弗雷德一起疾步如飞地下了山，就连踢到的石头滚动起来也追不上我们。

诸位都听说过战壕口炎和脚癣，但是，当时意大利战场还有另一种职业病在交战双方之间蔓延，被称作“战壕足”，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恶名昭著，德军和美军都不能幸免。

战壕足的病因是脚长期处于湿冷环境且没有勤脱鞋，山区里的士兵时常两周乃至更久不脱鞋，也不能让双脚保持干燥，导致组织逐渐丧失功能、足部长疮。

这与血液循环不畅和皮肤坏死的原理基本一样，最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发生坏疽，军队里发生了好几起必须截肢的病例，另一些士兵会至少六个月无法走路。

战壕足病的某些症状很像冻伤，而且和冻伤一样，患者即使有条件也不能泡热水。

有的士兵染上战壕足病许久毫无怨言，结果拖到无法走路，只能躺担架上被抬下山，另一些患者则是忍痛自行下山。

有一个小伙子把通常只需要两个小时的下山路足足走了一天半，赤足抵达山脚，鞋提在手中，脚在流血，疼得天旋地转。

山顶的战斗有时近乎野人斗殴，德军和美军士兵常常近得可以朝对方砸石头，这时期的手榴弹使用量超过了地中海战争的其他任何时期，而且，投掷手榴弹必须离敌人很近。

岩石在山地战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士兵们躲在岩石后面、睡在岩石缝隙里，投掷石块，甚至被飞石砸死。

一枚大炮炮弹打在松动的岩石表面时，炸裂的石块会飞出好几码远。有一个营，飞石造成的人员伤亡占比达15%。

此外，偶尔有炮弹在陡坡爆炸，炸松了一块大岩石，岩石弹跳着滚落了数千码远，士兵们说滚落的声音好像风暴。

战士们离开战场下山时脏污狼藉、蓬头垢面、满脸倦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也很少笑。

美军在意大利山地作战救护伤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人类的体力和精神恢复得很快，下山两三天后，他们就有了起色，修面和清洗之后的样子令人过目难忘，有人说:

“清洗完毕后，我们个个脸色惨白，看上去病恹恹的。”

他们的谈话很好玩。一天晚上，我在牛棚听到有人讲述阻止儿子参加下一次大战的办法：

“等我回家，我就让他双手负重10磅，从车库屋顶跳下去，跳到足弓塌陷。只喂他一丁点野草，直到吃坏肚子；让他阅读时只点蜡烛，搞坏他的视力。”

刚离开战场的士兵另一句挂嘴边的话是：

“我们去那不勒斯开展二次征兵吧。”

意思是去每个战斗地域附近的大城市，把城里众多职员、司机、服务员、宪兵、办公室人员征召入伍，派去山区作战。

有趣的是，那边无须大量征兵。我深信只需一声呼吁，必然应者云集。战争中一个矛盾现象是:

无论战斗经验是什么水平，后方人员都盼望上前线，而前线的人又想走。

一个部队里，我注意到小伙子们总是用“大叔”一词表示有权有势的人，比如：

“大叔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或者“我希望大叔赶紧把那些套鞋发下来”。

另一个行话是“盯着”，意为观光和溜达，例如“盯着那不勒斯”。

一天早上，我听到一句虽然老掉牙但当时听来很好笑的比喻，我和十来个士兵正睡在一个羊圈里，他们几周没刮胡子，也没洗漱，一直和衣而睡，若他们在一个寒冷的清晨钻出铺盖卷，准能吓坏小孩子。

一大早，一个士兵盯着一个同伴看了好久，开口道：

“天啦，你看上去像棵有好多猫头鹰的树。”

骡道尽头，光秃秃的山坡上坐落着一栋旧石屋，它被用作救护所，即便如此，德军每天仍会朝附近打来炮弹。

有一次，我在现场，和大伙儿一起站在屋外——有至少两三个医疗兵、电话线架线兵，驮载兵外加几个轻伤员，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急促的呼啸声，我们全体卧倒在地。

巨大的爆炸冲击波冲出一百码远，20秒后，大大小小的弹片哗啦啦落在我们旁边的岩石上，叮当作响。

还有一天，我正在山路尽头，一个受伤的空降部队上尉走进旧石屋里的救护所，他叫弗朗西斯·希恩，家住印第安纳波利斯北格雷街22号，五官精致，看上去和空降兵这种硬汉队伍格格不入。

刮了胡子的他在一众伤员之中格外显眼，尽管有些灰头土面，却是最近才弄脏的，而不是积累了几周的陈旧污垢。

希恩上尉昨天才上山，去替换一个受伤的军医，结果到了山上不过几个小时，自己也挂了彩，但无大碍，一枚机枪子弹打中他的右肩，没伤到肩胛骨，于是他自行徒步下山，称其伤口不碍事。

希恩上尉1938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加入空降部队前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立医院的实习医生。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时代》周刊上读过我的专栏，因此我们才有缘相聚。

在啃了好几天的C口粮和K口粮后，我们逛到一个师部指挥室，坐下来饱尝了一顿丰盛午餐，有薯条和印第安纳风味的美式炸鸡，可以想象那时我们何等惊喜交加。

东道主是得克萨斯州著名的第36师，该师有个乐呵呵的炊事兵，叫查尔斯·摩根，来自得州格莱德沃特市，妻子住在得州梅希亚市，她要是也在这儿，认出自己的丈夫会有点困难，这位中士参军时体重189磅，现在长到235磅。

有一天，我在山路遇到三个德国战俘下山，后面跟着一个手持汤姆逊枪的小兵。

路上几个通信兵部队的摄影师叫住那一队人，要求拍照，他们嘱咐小兵让德国人后退50码，再对着镜头重新迈步下山，一直走到摄像机后面。

起初，德国人一脸茫然，但反应过来后开始整理衣着，他们理顺大衣衣领和裤子，然后笑容可掬地走过摄像机，虚荣地像个小孩子。

说到虚荣心，第36师的一个团有几张我的帅照，拍摄于山坡上的箱式厕所门外，他们觉得照片可以传为笑柄，打算拿胶卷讹我一笔，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我过了这么久的战地生活，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还在乎什么形象呢。事实上，我告诉他们，我倒有可能自掏腰包请他们把照片刊登出来。

我在第36师各单位工作期间，认识了一个团级外科医生埃米特·阿拉芒上尉，来自得州阿瑟港，他体格精瘦，说话时神色坦然，笑意盈盈，思维敏捷而缜密。

他说话有个习惯，先犹豫几秒钟，然后连珠炮般一口气说完下一句，快得让我觉得自己被抛到一边。

阿拉芒上尉在意大利多次表现不凡，不久前开着吉普车冲到战场边缘救走伤员，博得团长大加赞赏，更早以前，他还有一段被德军俘虏六天的有趣经历。

那是我军刚踏足意大利不久，他和弗兰克·霍兰德军士长（来自得州韦斯特镇）做了德军的俘虏。

他们不算真正被当作俘虏对待，而是相当于医疗兵的同僚。当时还有大约30个美军伤员也被俘了，德国人让阿拉芒上尉包办这些人的手术和包扎。

两天后，德军撤退，军医显然不想把上尉和中士当作普通俘虏上交，于是开了个会，最后把问题甩给上级定夺，结果是撤退时带上这两个美国人。

那些德国人都不会说英语，阿拉芒上尉懂一些法语，足够日常交流。撤退了四天，第五天一大早，他们发现守卫还在睡觉，趁机溜之大吉。

一户意大利农民帮他们躲藏了几天，民间秘密线人把他们的下落带到盟军占领的附近镇上。

有一天，一个意大利人找上门，让他们跟他走，两人随他走了9英里，发现一辆英国侦察车等着他们，这才得以归队。

阿尔芒上尉说:

他从德国人那里得知，救护所最好设在建筑物里面，哪怕只是个旧羊圈也好过帐篷。

身处战地，有结实的墙的环绕，会让人稍感宽心。他还持一套理论：

给予伤员的最佳救治，是让他们感到温暖和舒适。

所以，只要有条件，他总是将自己的救护所设在屋子里，无论白天黑夜，壁炉都生着火，还有随时备好热咖啡。

一有伤兵被搬进来或走进来，上尉会立刻递上咖啡和香烟，他先在炉火前让自己暖和起来，重获安全感和振奋感。

这套理论很管用，因为一连好几个夜晚，我在阿尔芒上尉的某个救护所里亲眼得见。

和所有前线军官一样，他亦对所谓战场“精神崩溃”深有感触，这里指的是士兵被异常的压力和无尽的险恶压垮。

他觉得，这一代美国孩子太受父母呵护，几乎得不到自立的机会，结果在面临某些自认为超出极限的状况时便会崩溃。

他说:

如果让他挑选一群最能适应战场的士兵，他会全选从前的新闻工作者，因为他们早年就会独立谋生，一定可以构建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他们闯过血雨腥风。

我个人算是中立观点，不认为美国有1.3亿意志坚强、无可撼动的人民。另一方面，相对较少的士兵的确崩溃。令我费解的是，打仗时究竟有谁精神永远不垮，无论那人多么坚强。

这场战役中，我见识过许许多多受到手下爱戴与敬重的军官，但从没见过像来自得克萨斯州贝尔顿的亨利·瓦斯科上尉这样备受尊重。

瓦斯科上尉是第36师的一个连长，早在离开美国前就已领导该连很久。他很年轻，左右不过25岁，身上那份真诚与和蔼使人甘愿受他领导。一个中士告诉我:

“除了我父亲，就数他对我最好。”

有一个士兵这样说:

“他一直照顾我们，每次都站在我们一边。”

另一个人也说：

“我从没听说过他干过丁点不公平的事。”

他们带瓦斯科上尉下山那个晚上，我也在骡道起点，天空一轮圆月，照亮了长长的山路，连穿过下方山谷的一截路也看得见。

整个晚上，都有阵亡人员陆陆续续被运下山，尸体被绑在骡子背上，横趴在木驮鞍上，脸朝下，头垂在驮鞍一侧，僵硬的腿以别扭的姿势伸在另一侧，随着骡子的步伐上下晃动。

赶骡子的意大利人害怕走在死人旁边，只好由美国兵牵骡子下山，到了山下，他们也不太情愿搬卸尸体，一个军官只得亲自动手，叫了人来帮忙。

我不知道那晚第一具尸体是谁，在烈士面前你会自觉卑微，不会问愚蠢的问题。

人们把他从骡背上滑下，立在那里，影影绰绰下，他似乎只是个倚靠着别人的病人而已。然后，人们让他平躺在路边一排石墙的阴影里，然后回到牛棚，坐在水罐上或躺在草堆上，等待下一拨骡子。

有人说，死者已经过世四天，接下来没人再谈这件事，我们东拉西扯了至少一个小时，死者一直孤零零地躺在外面石墙的阴影里。

后来一个士兵走进来，说又来了几具尸体，我们遂来到路上，月光下立着四头骡子，道路在它们身后蜿蜒上山，牵骡子的士兵等着我们接应，他们中一人淡淡地说:

“这一个是瓦斯科上尉。”

两人上前，从骡背解开他的尸体，抬到石墙的阴影里，其他人则去收拾另外几具尸体。最后，五具尸体头足相衔连成一行。

人们不会在战斗地域遮盖尸体，就把他们平放在阴影里，直到别的死者到来。

卸去负担的骡子走进橄榄树林，路上的士兵呆呆站着，似乎不愿离开。渐渐地，我感觉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动起来，走向瓦斯科上尉的尸体。

我觉得不该盯着看他们和他诀别。我立于一旁，能听见他们的话。一个士兵走过去，低下头，扬声恨恨道：

“他妈的。”

只此一句，说完便走开了。另一个士兵上前说：

“他妈的见鬼去吧！”

他低头注视上尉半晌，也转身离去。又一个人走过去，我觉得他是个军官，毕竟夜色朦胧，很难分清官和兵，每个人都胡子拉碴、蓬头垢面。

他低头看着上尉没有生气的遗容，仿佛当对方还活着一样说道：

“我真难过，老伙计。”

接着，一个士兵来到那军官身旁，弯下腰，也对他死去的上尉说着什么，他不是喃喃私语，而是以极尽温柔的语气说：

“我真的很伤心，长官。”

这时，那军官蹲下身子，握住上尉的手，足足坐了五分钟，定定地凝视死者的容颜，自始至终不发一语。

最终，他放下那只手，凑过去抚平上尉的衬衫衣领，简单整理了伤口周围破烂的衣角。然后站起身，沿着公路渐行渐远，月光下始终形单影只。

我们其余人回到牛棚，将那五个头脚相衔躺成一行的逝者留在矮墙的暗影下面，然后在牛棚稻草堆上躺下，很快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