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天下、必因人情”：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述评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E·霍尔（Robert E. Hall）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二人"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建立了微观经济基础"。

消费、产出、就业与通胀这些宏观总量，并非凭空而来。它们是千千万万家庭、企业和劳动者在政策、价格、利率与预期的约束下各自做出选择，再加总而成的结果。因此，一项财政或货币政策能否奏效，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如何改变人们的预期，以及这种预期变化如何转化为现实行为。霍尔与伍德福德的工作，正是把这一原则变成了可以检验、可以用于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按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说法，这是宏观经济学的一次"范式转型"，其影响已深入全球主要央行与财政部门的日常实践。

一、理论危机：旧框架为何失灵

20世纪60年代，政策制定者普遍依赖建立在历史总量关系之上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菲利普斯曲线。它显示通胀与失业之间似乎存在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政策者要做的只是在二者之间权衡取舍。

70年代的滞胀打破了这一信念。高通胀与高失业同时出现，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经验关系不再成立。1976年，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历史数据中的总量关系，本身就是人们在特定政策环境下的行为产物；政策一旦改变，人们的预期和行为随之改变，旧的经验关系也就失效了”。这意味着评估政策效果不能靠外推历史关系，而必须回到微观层面，弄清家庭和企业究竟如何决策、如何形成预期。

宏观经济学由此面临一项新任务：在个体决策的基础上重建理论。霍尔在1978年率先在消费领域完成了这一工作；伍德福德则在此后二十余年间，将这些微观基础整合为完整的宏观政策分析框架，并集大成于2003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

二、霍尔：消费决策的微观基础

1、把研究问题倒过来

消费占发达经济体总需求的一半以上，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量，因此，理解家庭如何决定消费，是理解宏观经济的起点。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早已指出，家庭并非只看当期收入，而是依据对终身收入的预期来平滑消费。但在霍尔之前，这一思想始终没有与理性预期结合起来，实证研究也一直在寻找能够预测消费变动的指标，却屡试屡败。

霍尔1978年论文的突破，在于把研究思路倒了过来。他将理性预期引入永久收入与生命周期理论，并在"完美资本市场"的假设下（即家庭可以按固定实际利率自由借贷，不受流动性约束）推导出一个简洁而锐利的结论：如果家庭已经根据全部可得信息做出了最优消费选择，那么当前消费本身就已经凝结了所有预期信息，消费的变动原则上不可能被任何既有公开信息系统性地预测。这就是所谓的"消费随机游走假说"。

于是研究问题从"哪些变量能预测消费"变成了"消费变动是否不可预测"。这一转变的意义远超消费领域本身，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自然基准：凡是在数据中发现的可预测消费变动，都代表着对理论假设的某种偏离，从而可以被度量和解释。

2、从基准到政策：流动性约束与财政刺激

霍尔的结论直接改变了人们对财政政策的理解。如果家庭是前瞻的，那么一笔临时性的减税或转移支付对消费的拉动，并不取决于当期收入增加了多少，而取决于它如何改变家庭对长期收入和风险的预期。一次性的小额补贴只是终身收入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前瞻家庭会把它摊到整个生命周期中慢慢使用，当期消费因此只增加一点，大部分补贴被储蓄起来。按这个逻辑，临时性财政刺激的作用应当相当有限。

但这一推论依赖一个前提：家庭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不同时期之间调配资源，想多花时可以借，想少花时可以存。现实中并非所有家庭都处于这种状态。对于那些收入紧张、又无法借贷的家庭来说，想消费却没钱花才是常态，此时一笔补贴到手，几乎会立刻转化为支出。理论上的"储蓄起来"对它们并不成立。问题于是从"家庭是否前瞻"变成了"有多少家庭真正受制于流动性约束"。1982年，霍尔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利用美国PSID面板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发现约80%的家庭的消费行为符合前瞻性理论，另有约20%的家庭消费基本随当期收入变动，表现为"量入为出"。这一比例会随时间和国家而变化，但关键在于它可以被估计出来，而不必停留在争论层面。

由此得出的政策含义十分明确：同等规模的转移支付或减税，落在前瞻家庭手里大多变成储蓄，落在受约束家庭手里则直接变成需求，面向后者的定向支持，通常比普遍性减税更能拉动总需求。这一结论已成为各国财政部门评估刺激方案的基本依据，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期间定向救助政策的理论来源之一。

三、伍德福德：宏观稳定政策的综合框架

1、三方程模型

伍德福德的贡献，是把霍尔式的前瞻性家庭决策、企业的价格黏性与央行的利率规则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政策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在2003年的《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中得到系统阐述，其核心通常被概括为"三方程模型"。

第一个方程是前瞻性IS曲线，刻画家庭的跨期消费选择。它直接建立在霍尔的结果之上：当前总需求取决于实际利率以及家庭对未来收入和利率的预期，而不是当期收入本身。这意味着央行影响经济的渠道，不仅是当下的政策利率，更是人们对未来整条利率路径的预期。

第二个方程是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刻画企业的定价行为。伍德福德采用交错定价的设定：企业无法随时调整价格，每一期只有部分企业有机会调价。正因如此，需求变化不会完全体现为价格变动，而会部分体现为产出、订单和就业的波动。同时，能够调价的企业在定价时也是前瞻的，会综合考虑未来的成本、需求、竞争状况和政策走向。于是当前通胀既取决于当前的需求压力，也取决于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

第三个方程是货币政策规则，描述央行如何根据通胀和经济状况设定利率。它把央行从模型外部的"冲击来源"变成了模型内部的理性参与者：央行的行为被企业和家庭所预期，并因此反过来影响后者的决策。

2、自然利率与利率调控

伍德福德的一项标志性贡献，是论证央行应当通过利率而非货币数量来调控经济。这一思想上承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利息与价格》的书名正是向维克塞尔1898年的同名著作致敬。伍德福德引入"自然利率"的概念，即价格完全灵活时使储蓄与投资达到平衡的利率水平。在他看来，央行的任务不是控制货币供应量，而是把政策利率置于自然利率之上或之下，从而为经济降温或升温。这一论证使新凯恩斯模型与现代央行的实际操作方式真正对接起来，也是该模型得以在政策机构中广泛应用的关键。

3、产出缺口与供给冲击

为了度量需求压力，伍德福德引入了"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与自然产出（价格完全灵活时的产出水平）之差。这一概念带来了一个与传统凯恩斯模型相反、却极为重要的政策含义。当经济遭遇负向供给冲击，例如能源价格飙升或供应链断裂，自然产出会下降；此时即便总需求没有增加，产出缺口也可能转为正值，意味着需求相对于受损的供给能力已经过热。模型因此建议加息降温，而传统模型往往会把产出下滑解读为需求不足，转而主张刺激。

这一区别在实践中的意义不容低估。瑞典皇家科学院特别指出，各国央行对近年能源危机的应对之所以远好于20世纪70年代，与这一分析框架的普及直接相关。

4、预期管理与央行沟通

既然家庭和企业的决策都取决于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央行的可信度、透明度与沟通本身就成了政策工具。一个承诺可信的央行，可以通过引导预期，用较小的利率变动实现同样的稳定效果；反之，若央行缺乏可信度，即便大幅调整利率也可能事倍功半。当代央行普遍采用的通胀目标制、前瞻指引和定期沟通，其理论依据大多可以追溯到伍德福德的工作。

四、互补的贡献与理论的边界

两位学者的工作在时间上相隔二十五年，在逻辑上却紧密衔接。霍尔为消费决策建立了微观理论基准并完成了实证检验，回答了"家庭如何形成消费决策"这一基础问题；伍德福德则把这一结果与企业定价和央行行为整合起来，将微观基础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分析工具。瑞典皇家科学院明确指出，伍德福德模型的革命性之处，正在于它纳入了霍尔的结果。二人的工作共同构成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支柱。

这一框架当然也有边界。标准模型对金融部门的刻画较为简单，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它在处理信贷紧缩和金融不稳定方面的不足，此后大量研究致力于在框架内引入金融摩擦。模型对家庭异质性的处理也在不断深化，"异质性主体新凯恩斯模型"（HANK）正是沿着霍尔与米什金关于受约束家庭的思路发展而来。此外，理性预期假设本身也持续受到行为经济学的挑战。但这些发展并未否定两位获奖者的框架，反而说明它提供了一个足够坚实的基准，让后续研究得以在其上识别偏离、不断扩展。

从70年代的理论危机到今天各国央行的政策实践，霍尔与伍德福德的工作贯穿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其理论贡献的核心其实十分朴素：宏观政策作用于人，而人会基于对未来的预期来做当下的决策，任何忽视微观预期以及行为的宏观政策，都可能在关键时刻给出错误的答案。

曾 刚 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 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