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届美国总统四个女儿，有三个嫁给了犹太人？

民智漫谈

作者：张淑正，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5300字，预计阅读时间16分钟）

导语

如果把克林顿、拜登和特朗普三个总统的家庭背景放在一起，我们会看到一个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女儿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于 2010 年与犹太裔投资银行家马克·梅兹文斯基（Marc Mezvinsky）结婚；

乔·拜登（Joe Biden）的女儿阿什莉·拜登（Ashley Biden）于 2012 年与犹太裔医生霍华德·克莱因（Howard Krein）结婚，并于 2025 年提出离婚；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长女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则于 2009 年与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结婚，并在婚前皈依现代正统派犹太教。

▲ 伊万卡与库什纳的婚礼照（图源 / Getty Images）

也就是说，三位总统的四个女儿中，有三人曾与犹太男性建立婚姻关系。

当然，这个数字本身不能证明任何族群“控制”美国政治。把复杂的政治现象简化为“犹太人影响美国政治”，不仅无法解释美国政治的实际运行方式，也容易把社会网络问题滑向族群归因。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库什纳能够从特朗普的女婿，逐渐成为能够直接介入总统核心外交议程的人物？

2026 年，他与总统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一起参与伊朗核问题和停火谈判，并在 9 月先后前往莫斯科和基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会面。

更特殊的是，库什纳并没有重新担任正式政府职务，而是以特朗普信任的非正式外交角色参与其中。这比“总统女儿嫁给犹太人”本身更值得研究。

因为它揭示的不是一个族群如何“控制”白宫，而是现代美国总统制中，家庭关系、私人资本、社会网络、政治组织与总统个人信任如何交织，并在特定情况下转化为外交权力。

从特朗普女婿到白宫“非正式特使”

贾里德·库什纳的特殊性，首先来自他的家庭身份。

2009 年，伊万卡·特朗普与库什纳结婚。库什纳来自纽约的犹太房地产家族；伊万卡则在婚前完成了现代正统派犹太教皈依。两人随后举行犹太教婚礼，并按照犹太传统养育三个孩子。

▲ 伊万卡与库什纳及其孩子在联合基地安德鲁斯（图源 / 美国空军，摄影 / Senior Airman Delano Scott）

到了 2016 年总统大选，库什纳开始进入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核心圈层，并参与特朗普的中东政策。特朗普 2017 年就任总统后，任命库什纳为总统高级顾问，其工作范围涉及政府运作、贸易以及中东事务。

当时，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还专门就总统任用亲属的问题发表意见，认为《美国法典》（The United States Code）第 3 编第 105 条赋予总统任命白宫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特殊权限，可以使白宫职位不受联邦反裙带法限制。这一法律意见后来成为库什纳进入白宫的重要制度依据。

这件事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

▲ 库什纳 2017 年在巴格达参与会议（图源 / Wikimedia Commons）

美国政治通常强调机构、程序和专业官僚体系，但特朗普对库什纳的使用明显带有强烈的私人信任色彩。

库什纳并非没有政策经验，但他与传统外交官不同。他不是从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职业外交体系中一路晋升上来的外交官。他是特朗普家族成员、纽约房地产和金融圈人士，同时又长期参与中东事务。

这种身份组合，使他天然处在几个不同社会网络的交叉点上。

第一，他是特朗普的女婿。

第二，他来自纽约房地产和金融精英圈。

第三，他是犹太家庭成员，与美国犹太社会以及以色列议题存在社会联系。

第四，他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经参与中东事务，并在《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进程中发挥作用。美国财政部（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当时也公开肯定库什纳等人在推动相关协议中的作用。

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这种非传统外交模式进一步扩大。

从中东到伊朗、俄乌：库什纳的角色如何扩大

2026 年 2 月，彭博社（Bloomberg）报道称，特朗普将乌克兰战争和伊朗问题这两个重大外交议题交给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处理。

2 月 26 日，两人在日内瓦与伊朗方面进行谈判，议题包括伊朗核计划。 3 月，特朗普公开表示库什纳和威特科夫参与与伊朗的谈判。

4 月 12 日，库什纳又出现在美国与伊朗代表于巴基斯坦举行的谈判现场。 4 月 24 日，白宫一度宣布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再次前往巴基斯坦推动谈判，但这次行程随后取消。

6 月，两人又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 ORNL），与可能参与伊朗核谈判的技术专家会面。路透社（Reuters）报道称，此行与未来核谈判的技术准备有关。

到了 9 月，库什纳的外交活动又扩大到俄乌问题。 9 月 5 日，他与威特科夫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9 月 6 日，两人又前往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中东——伊朗——俄乌。一个没有传统外交官履历的人，为什么能够连续进入这些高度敏感的外交议题？

▲（图源 / AP）

特朗普为什么重用库什纳？

如果仅仅因为库什纳是犹太人，就解释特朗普为什么重用他，显然是不充分的。

特朗普重用库什纳，更直接的原因是家族关系、私人信任、商业背景以及此前积累的外交经验。

特朗普本身就倾向于直接谈判和个人化的外交方式。库什纳在第一任期已经参与中东事务，并在推动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进程中发挥作用。

▲ 《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仪式的官方照片⁠，右二为库什纳（图源 / Wikimedia Commons）

2020 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在纪念《亚伯拉罕协议》的讲话中，公开列举库什纳等人对协议达成所发挥的作用。

这意味着，到了第二任期，库什纳并不是一个突然被推入外交领域的局外人。

更准确地说，他已经成为特朗普熟悉的外交“私人渠道”。这种渠道与传统外交机构的区别在于：它依赖的是总统个人授权，而不是职业官僚体系内部的层级晋升。

2026 年 4 月，PBS（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公共广播电视网）报道指出，白宫确认库什纳并没有正式政府职位；库什纳本人也表示，自己并没有正式加入政府，而是作为总统要求协助政府工作的“志愿者”。与此同时，他仍然经营自己的投资公司 Affinity Partners 。

因此，库什纳目前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恰恰是这种身份重叠：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官，却能够参与总统授权的外交谈判；他没有正式政府职位，却拥有进入总统外交决策圈的渠道。

这也是“关系政治”最值得研究的地方。

▲ 2019 年 7 月 16 日，库什纳以白宫高级顾问身份主持内阁会议（图源 / Wikimedia Commons）

三位总统家庭，为何都出现犹太姻亲？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三个家庭。

切尔西·克林顿 2010 年与马克·梅兹文斯基结婚。梅兹文斯基是犹太人，两人的婚礼由拉比（Rabbi）和卫理公会牧师共同主持，是典型的跨宗教婚礼。

阿什莉·拜登 2012 年与霍华德·克莱因结婚。克莱因是耳鼻喉科及面部整形与重建外科医师，两人的婚礼融合了天主教和犹太教传统。2025 年 8 月，阿什莉向费城法院提出离婚申请。

伊万卡与库什纳则更进一步。她不仅与犹太人结婚，还在婚前完成了现代正统派犹太教皈依。早期媒体报道显示，她在与库什纳订婚后开始接受犹太教学习，并最终完成皈依。

美国犹太人并不是美国政治体系之外的一个封闭群体，而是深度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少数群体。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计， 2020 年美国约有 580 万成年犹太人，占美国成年人口约 2.4 %；如果采用包括儿童和不同犹太背景人口在内的更宽口径，规模还会更高。

因此，美国犹太政治影响力如果存在，其解释不能简单建立在人口数量之上。更重要的变量，是政治参与、组织能力、社会资本以及进入主流精英网络的程度。

▲ 波士顿以色列神庙举办的犹太艺术节（图源 / JewishBoston）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政治网络

美国犹太人政治影响力的重要载体，是一套长期存在的政治组织、选举捐款、公共政策机构、智库、社会运动和选民网络。

其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

但这里必须划清一个界限：AIPAC 不等于美国犹太人，美国犹太人也不是一个政治立场完全一致的群体。

皮尤研究中心的 长期 调查显示，美国犹太人在整体上明显偏向民主党。2024 年针对注册选民的调查显示， 69 % 的犹太选民认同或倾向民主党， 29 % 认同或倾向共和党；Pew 2025 年的另一项宗教与政治研究中，这一比例仍显示出明显的民主党倾向。

但与此同时，犹太群体内部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差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统派犹太人。Pew 此前的调查显示，正统派犹太人明显比美国犹太人整体更倾向共和党。

因此，“美国犹太政治力量”更准确的理解，是将其视作一个内部存在竞争的政治生态。

AIPAC 强调强化美以关系；美国政治游说组织‌（J Street）同样支持美以关系，但在外交政策、巴以冲突和两国方案等问题上采取不同立场；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简称 JVP）等组织则持更加批评以色列政府的立场。

这意味着，美国政治中存在的是不同犹太组织之间的竞争，而不是一个可以代表所有美国犹太人的单一组织。

▲（图源 / vivacreative.com）

为什么以色列议题能够进入美国政治核心？

理解美国犹太政治影响力，还必须避免另一个误区：不能把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简单解释为犹太游说的结果。

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涉及战略利益、地区安全、军事与情报合作、历史记忆、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基督教福音派（Evangelical）的长期亲以色列立场等多个因素。

美国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简称 ADL）在讨论“犹太游说”这一说法时也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涉及复杂的政策因素和不同政治行动者，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所谓的“强大犹太游说集团”。

但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影响因素很多，就否认犹太政治组织本身的实际作用。

一项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相关研究整理的数据表明，在 2021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2 月这一共同统计周期内，AIPAC 相关 PAC（政治行动委员会）筹集约 1.76 亿美元；同期 J Street PAC 约 520 万美元，JVPAction PAC 约 17 万美元。

进入 2026 年，AIPAC 与 J Street 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9 月报道，J Street 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 300 万美元，针对获得 AIPAC 支持的部分共和党候选人进行广告投放。

这其实比“犹太游说集团”这样的笼统说法更能说明美国政治的运行方式：影响力来自组织、资金、选民、议题和政治联盟的组合。

库什纳：几个网络的交叉点

如果把美国犹太政治生态理解为一张网络，那么库什纳所处的位置就比较特殊。

他同时站在几个网络的交叉点上：一端是特朗普家族；另一端是美国犹太社会；再往外，是纽约房地产和金融资本；更远处，则是以色列、中东海湾国家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圈。

库什纳第一任期参与推动《亚伯拉罕协议》，已经建立了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关系。离开白宫后，他成立投资公司 Affinity Partners ，并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海湾地区资金中获得大量投资。

Reuters 报道，Affinity Partners 在 2024 年获得包括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中东投资后，管理资产规模达到 48 亿美元；2026 年的监管文件显示，其资产规模进一步升至约 62 亿美元。

这就使库什纳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身份组合：他既是特朗普的女婿，也是投资人；既有第一任期的外交经验，又拥有与海湾国家领导人的私人联系；既是犹太家庭成员，又长期参与中东政策。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才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进入权远远超过普通政治顾问。

因此，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是“犹太身份能带来多大权力”，而是：身份如何与家庭、资本、职业经验和总统个人信任结合，最终转化为政治资源。

▲（图源 / Corriere Della Sera）

这种模式的边界在哪里？

如果把库什纳描述成能够左右美国外交的“幕后人物”，同样是不准确的。

他的影响力首先来自特朗普。没有总统的授权，库什纳很难获得参与国家外交谈判的空间。

其次，他面对的也不是一张可以自由操作的国际关系网络。俄乌战争涉及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安全利益；伊朗问题则牵涉核问题、以色列、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和全球能源市场。

这些问题都不可能由一个总统亲信单独决定。库什纳的私人商业活动也给这种“非正式外交”模式带来了利益冲突方面的争议。

Affinity Partners 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是中东主权财富基金。Reuters 和 Bloomberg 均报道过其来自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方面的资金；

2026 年，美国国会议员也就库什纳同时参与政府外交与经营私人投资公司的问题提出质疑。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质疑属于国会议员和媒体提出的利益冲突争议，并不等同于已经被认定存在违法行为。

这也说明库什纳模式的真正特殊之处：不是他拥有某种超越制度的“权力”，而是他的家族关系、商业身份、私人网络和外交角色发生了高度重叠。

“关系政治”的强化

从克林顿、拜登到特朗普，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三个总统女儿的婚姻，就得出“犹太人控制白宫”这样的结论。

这种说法既无法解释美国犹太人内部的政治分歧，也无法解释美国对以色列政策背后的战略、安全、宗教和国内政治因素。

真正值得观察的是另一个趋势：美国总统家族、金融资本、犹太社会以及以色列议题之间，确实存在高度重叠的社会网络。

私人关系本身开始越来越直接地参与国家权力运行。

库什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他不是通过传统外交官僚体系进入权力中心，而首先通过家庭关系进入总统信任圈，再凭借商业背景、政策经验和国际私人网络扩大自己的政策空间。

换句话说，真正发生作用的不是单一身份，而是多重身份的叠加。

▲（图源 / Google）

结语

“三位总统的四个女儿中，有三个曾与犹太男性结婚”。如果只把它当成一个吸引眼球的数字，它本身并没有太大的解释力。

但如果顺着这个数字继续追问，就会看到美国政治中一个更复杂的现实。

美国犹太人虽然是人口占比较小的群体，却长期深度参与美国的教育、金融、法律、医学、传媒和政治生活；与此同时，犹太政治组织和选民网络也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统一的“犹太集团”。

美国犹太人在党派、宗教、意识形态以及对以色列问题的态度上都存在明显分歧。AIPAC、J Street 以及其他犹太组织之间也存在竞争。

因此，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一个族群是否控制了美国政治”，而是：一个人口规模相对有限的社会群体，为什么能够通过组织、选举、资本、社会关系和政策网络，在美国政治体系中保持较高的议题存在感？

库什纳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观察样本。

他的经历说明，政治影响力并不简单取决于一个人属于哪个族群，而更取决于他能否进入权力网络，以及不同网络之间能否发生连接。

当家庭关系、私人资本、政治组织、社会身份和国际战略利益发生交叉时，政治影响力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它不再只是站在白宫门外进行游说。

有时，它会进入白宫，甚至进一步走出白宫，直接参与战争与和平的议题。

▲（图源 / Wikimedia Commons）

撰稿：张淑正

编务：彭米儿

责编：邵逸飞

图片来源：网 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民小智君

转载：请微信后台回复“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