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夫起诉我不照料瘫痪的公公，法官质问我：“为什么不照料？”我嗤笑：“都离婚了，没有义务去照料！”

前夫起诉我不照料瘫痪的公公，法官质问我：“为什么不照料？”我嗤笑：“都离婚了，没有义务去照料！”话音落全场寂静

法官问我为什么不照料瘫痪的公公时，我嗤笑了一声。

那一声在第三法庭里显得特别响，连书记员敲键盘的手都停了。

“都离婚了，没有义务去照料。”

我说完这句话，整个法庭静得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前夫陈建国坐在原告席上，两只手搁在桌面上，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净的黑泥。他没抬头，肩膀却塌下去一截。

法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头发在脑后盘得紧，她推了推眼镜，低头翻材料。翻到第三页的时候停住了，指头点着纸面问我：“被告，你与陈建国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协议离婚，离婚后你与前公公陈德厚是否仍有往来？”

我说有。

“什么性质？”

“偶尔去看一眼。”

“有没有经济上的扶助？”

“买过几回药。”

“具体。”

我想了想，说：“氨氯地平片，二十八块钱一盒，买过三次。还有一回是甲钴胺，四十二块八。都是刷的医保卡。”

法官抬眼看我，那眼神像在菜市场挑土豆，要掂一掂分量。她说：“原告主张你自二零二一年六月起对瘫痪在床的陈德厚未尽照料义务，导致老人身心健康受损，要求你承担过去十一个月的护理费共计四万三千元。你什么意见？”

我说：“法官，我跟陈建国离婚四年了。”

“这我知道。”

“那我照料谁，不照料谁，是我自己的事。”

旁听席上有人咳嗽了一声。我偏头去看，是陈建国的妹妹陈建萍，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男孩，脸涨得通红，像是要站起来说什么，被旁边一个男人按住了胳膊。

陈建国终于开口，嗓子哑得像砂纸磨铁：“爸是二零二一年五月摔的。六月出院，医生说要人二十四小时看着。我得上班，一个月四千二，请不起护工。我找过你，你记得吧？”

我说记得。

“你来看过一次，拎了箱牛奶，搁在门口就走了。”

“我搁在门口是因为你老婆在屋里。”

他噎了一下，脖子上的青筋跳了跳。他老婆周小敏是二零二零年进的门，比我小十一岁，在超市做收银。我见过她一回，在陈德厚出院那天，她站在病房走廊里嗑瓜子，瓜子壳掉了一地。

法官敲了敲法槌：“原告陈述事实，被告不要打岔。”

陈建国又说：“爸瘫了之后，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给他翻身，擦洗，喂饭。中午我妹过来替两个小时。晚上我下了班接着弄。二零二二年三月我腰椎间盘突出，起不来床，就那三天，爸背上生了褥疮，烂到能看见骨头。我去社区医院问，换药一次八十，天天换，我换不起。”

他声音开始抖：“我不是要讹她。我就是想问一句，爸以前对她不差吧？结婚那八年，爸给她带过孩子，做过饭，她生病的时候爸熬小米粥端到床头。这些都不算数了？”

我盯着他看。

陈建国比我大四岁，今年五十整。头发白了一半，额头纹路像刀刻的。他穿着件灰色的夹克衫，领口磨得起毛，那件衣服我认得，还是我们没离婚时买的，在荷花池批发市场，花了一百二十块。

我说：“陈建国，你爸对我好，我记。但你记不记得我们为什么离的婚？”

他不说话了。

“二零一九年十月七号，你爸在楼下跟人下棋，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住院花了三万多。你跟我说什么？你说咱俩得省，把烟戒了，把给孩子攒的补习费先挪出来。我说行。然后呢？你妹陈建萍来家里，说爸的存折上有六万块养老钱，先取出来用。你妈走得早，那存折一直在你妹手里攥着。你妹说什么？她说那钱是爸的棺材本，不能动。你说好。”

“然后我跟你商量，咱俩把县城那套小房子卖了吧，反正空着。你跪下来求我，说那是你妈留给你的唯一念想。我说行，不卖。我把我妈给我的金镯子卖了，七千三。你知道那个镯子是我妈临终前从手腕上撸下来的吧？”

法庭里有人吸鼻子。不知道是谁。

“这些我都不说了。离婚的时候，房子归你，孩子归我，存款三万二归我，你一个月给八百抚养费。八百你给了几个月？头三个月给了，后面就没了。我也没追着你要。二零二零年疫情，你跟我说你失业了，我说那就不给。到二零二一年你爸摔了，你跟我说什么？你说‘咱俩虽然离了，但我爸一直把你当闺女，你来搭把手行不行’。”

“我去了。我拎着牛奶去了。周小敏挺着七个月的肚子坐在沙发上，看见我连屁股都没抬。我站了五分钟，你从里屋出来，说‘你来了’。就这三个字。我放下牛奶就走了。”

“后来你又打过三次电话。头一回说爸想见我，第二回说爸不吃饭，第三回说爸喊我名字。我去了。三次都是趁周小敏不在的时候。我给爸擦了脸，剪了指甲，喂了半碗小米粥。爸拉着我的手哭，说‘小敏啊，这个家对不住你’。我那天从你家里出来，在楼下花坛边上坐了四十多分钟。”

“这些你都忘了？”

陈建国把头埋得更低了。

法官转向我：“被告，你刚才说你去过三次，是否有证据？”

“有。第一次是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号下午两点多，第二次是九月二十号，第三次是十一月三号。第三次那天我记得清楚，因为第二天我女儿期中考试，我本来要去开家长会的，没去成。”

我从包里摸出手机，翻到通话记录。法官让法警拿过去看。法警是个年轻小伙子，接过手机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没什么表情。

法官问陈建国：“原告，被告所述是否属实？”

陈建国说：“属实。但她只去了三次。十一个月，三次。”

“你要求的四万三，是什么依据？”

“我按每月三千九算的。我们这边请个住家保姆，照顾半自理老人，市场价四千五。我打了折。”

旁听席上陈建萍突然站起来：“哥！你跟她说这些干什么！她就是个没良心的！爸以前对她多好，天天给她带孩子，她倒好，拍拍屁股走人，连个屁都不放！现在爸瘫了，她倒干净了！那几年她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

法官敲法槌：“旁听人员肃静！”

陈建萍被旁边的男人拽着坐下去，怀里的孩子吓哭了，哇哇的哭声在法庭里荡来荡去。

我盯着陈建萍看。她比我小两岁，在镇上开个小理发店，日子过得紧巴巴。二零一七年她离婚的时候，带着孩子住回娘家，陈德厚把主卧让给她，自己搬到阳台上住。阳台封了玻璃，冬天冷得像冰窖，陈德厚盖两床被子还咳嗽。这些我都知道。

陈德厚这个人，一辈子窝囊。在厂里当工人，退休金三千出头，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是下象棋。我刚嫁过去那会儿不会做饭，他手把手教，说“米要泡二十分钟，水没过一个指节”。我生孩子那年他五十九岁，天天骑自行车去菜市场买鲫鱼，炖汤给我喝。有一次下雨，他连人带车摔在马路牙子上，膝盖磕破了，鲫鱼在塑料袋里蹦跶，他爬起来第一件事是看鱼还活着没有。

这些事我记。

但记着又能怎样？

法官宣布休庭十五分钟。我去了趟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在走廊尽头看见陈建国。他蹲在暖气片旁边，手里捏着根没点的烟，翻来覆去地转。看见我，他站起来，嘴张了张，没出声。

我说：“你直接跟我说没钱请护工，我能帮就帮一点。你起诉我，是周小敏的主意吧？”

他不说话。

“你回去告诉她，她那点心思我明白。她不想伺候老人，又不愿意落个不孝的名声，就把我推出来当靶子。她进门的时候爸已经瘫了，她觉得吃亏了。是不是？”

陈建国把烟塞回耳朵上，嗓子哑得厉害：“小敏说，你要是不来，就让我起诉。说法律规定了，前儿媳也有赡养义务。她查的。”

“法律没这么规定。”

“她说有。”

“那你现在知道了。”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东西，我说不清是什么。有点像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他下了夜班回来，站在门口看我做饭，就是那种眼神，带着点依赖，带着点不好意思。很多年没见过了。

我说：“陈建国，你爸的病，到什么程度了？”

他眼圈一下子红了，扭过头去，肩膀抖了两下，硬是把眼泪憋回去了。他说：“上个月吞咽也不行了，吃一顿饭要一个钟头。医生说，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

我没说话。

“我知道我没脸求你。但是你来看看他行不行？就看看。他不闹，他就是念叨你。周小敏听见了烦，有时候吼他两句，他就不敢念了。”

走廊里暖气烧得足，我却觉得脚底下发凉。我说：“我考虑考虑。”

回到法庭的时候，陈建萍正跟旁边那个男人嘀嘀咕咕。男人是她的相好，姓刘，开一辆五菱宏光，在镇上拉货。我认识他，以前来家里吃过饭，话不多，吃三碗米饭。

法官重新敲槌，问双方是否接受调解。

我说接受。

陈建国也说接受。

法官问怎么调。我说：“护理费我不给。但我可以一个月去两次，帮老人擦洗、喂饭。条件是陈建萍必须在场。”

陈建萍跳起来：“凭什么要我——”

“你拿了你爸六万块养老钱，你以为我不知道？那钱你拿去给你儿子交择校费了，是吧？”

陈建萍的脸唰地白了。

法官皱眉：“被告，这个情况与本案无关。”

“有关。那六万是爸的棺材本，陈建萍拿了钱，就该出力。要么把钱吐出来，请护工，要么自己上手。别光指着别人。”

陈建萍的男人拽了拽她袖子，她咬着嘴唇坐下了。

最后调解书签下来，我每月去两次，每次不少于三小时。陈建萍每周去三次，每次不少于两小时。陈建国负责日常。护理费的事，都不提了。

走出法院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看了手机，就是那个点。天阴着，风从裤管里往上钻。陈建国站在台阶下面，那件灰夹克被风吹得鼓起来。他冲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我走过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你爸那双皮鞋，还在吗？”

他愣了一下：“什么皮鞋？”

“那双黑的。他以前出门下棋穿的，擦得锃亮。鞋底都磨薄了还舍不得扔。”

“在。在床底下搁着。”

“下次我去的时候，给他穿上试试。瘫了之后没下过地吧？那双鞋该落灰了。”

陈建国的嘴瘪了瘪，没憋住，眼泪掉下来了。他就站在法院门口，五十岁的男人，穿着磨毛的夹克，哭得像个孩子。陈建萍抱着孩子从他身边走过去，瞪了我一眼，没说话。姓刘的跟在后面，冲我点了下头，算是打招呼。

我转身走了。

走到公交站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我女儿打来的，她在外地上大专，今年二十一岁。她问我：“妈，官司打完了？”

“打完了。”

“输还是赢？”

“没输没赢。”

“那你还要去伺候那个老头？”

“去两次，一个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女儿说：“妈，你是不是还惦记他们家？”

“我惦记你爷爷。你小时候他带你，天天给你买冰棍。你记不记得？”

女儿不说话了。

“他快不行了。医生说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

女儿的声音有点发闷：“那你……你去吧。别太累。”

挂了电话，公交车来了。我上车找了最后排靠窗的位子坐下。车经过荷花池批发市场的时候，我看见路边一家店在甩卖夹克衫，喇叭里喊着“最后三天，一件不留”。那声音又尖又响，像在跟谁赌气。

我想起二零一零年冬天，也是在这个市场，陈德厚花八十块钱给我买了件棉袄。枣红色的，我嫌土，他说“土什么土，暖和就行”。那件棉袄后来被我塞在衣柜最底层，离婚的时候没带走。

现在想想，那件棉袄其实挺暖和的。

第一个月去陈建国家那天，是十一月十七号，我记得清楚。因为头天晚上下了场小雨，早上路面结了一层薄冰，我差点在单元门口摔一跤。

陈建国住六楼，没电梯。我爬到四楼就听见有人在哼，声音又细又长，像小猫叫唤。进了门，一股味道冲过来，说不清是药味还是尿味还是什么，混在一起，黏在嗓子眼里下不去。

陈德厚躺在靠阳台那张床上，脸瘦得脱了相。两只眼睛陷进去，颧骨顶着一层薄皮，嘴唇上全是干皮，嘴角裂了口子。他看见我，眼睛突然亮了一下，嘴张开，啊啊了两声，说不成句。

陈建国在厨房热粥，听见动静跑出来，围裙上沾着米粒。他说：“爸，你看谁来了。”

陈德厚抬了抬右手，抬到半空又掉下去了。他的左手蜷在胸前，五个指头扣着，掰都掰不开。指甲长了，弯进肉里，掌心磨出几个红印子。

我放下包，去厨房打了盆热水。水温试了三遍，怕烫着他。给他擦手的时候，他的指头一根一根地颤，像风里的枯树枝。我拿指甲剪给他剪指甲，剪到左手小指的时候，他突然哭起来了。

没有声音的哭。眼泪顺着眼角往耳朵里流，流到枕头上，洇湿了一小片。

陈建国站在旁边看着，手在围裙上蹭来蹭去。他说：“爸这些天一直闹，不肯吃饭。喂进去就吐出来。昨天社区医院的来看了，说没什么好法子，让熬着。”

我把粥端过来，小米粥，熬得烂烂的。舀了一勺送到陈德厚嘴边，他不张嘴。我说：“爸，是我，小敏。你吃一口。”

他听见“小敏”两个字，嘴唇动了动，张开一条缝。我把粥喂进去，他含了半天，喉咙里咕噜一声，咽下去了。第二勺喂进去，又咽了。第三勺的时候，他呛了一下，粥从鼻子里喷出来，我赶紧拿毛巾擦。他看着我，眼里全是着急，嘴一张一合，像要说什么。

我说：“不急，慢慢来。”

一碗粥喂了一个多小时，喂进去大半碗，洒了小半碗。陈建国在旁边站着，一句话不说，手指头抠着桌角。

擦完脸，我把他那双黑皮鞋从床底下摸出来了。鞋面上落了厚厚一层灰，鞋带缠成一团。我拿湿布擦干净，打了点鞋油，蹭了十来分钟，鞋面又亮起来了。陈德厚歪着头看我擦鞋，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嘴角往上扯了扯，不知道是不是在笑。

我把鞋摆在他床头的柜子上。他偏过头去看，看了很久。

那天走的时候，陈建国送我到楼下。他从兜里掏出一叠钱，零零碎碎的，有五十的、二十的、十块的，还有几张一块的。他说：“这是两千三百块，你先拿着。我知道不够，后面我再想办法。”

我没接。

“我不是来要钱的。”

“那你图什么？”

“我图爸当年对我好。”

他手缩回去了，那叠钱捏在手里，攥成一个卷。他说：“小敏，我那时候不该听小敏的。”

我说：“都过去了。”

“过不去。”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红红的。他说：“我每天晚上给爸翻完身，坐在阳台上抽烟，就想以前的事。想你做的西红柿鸡蛋面，想你在阳台上晾衣服，想你跟爸下棋耍赖。想完了就睡不着。周小敏说我变了，说我心里还有你。我没跟她争。我知道争不过。”

“你别跟我说这些。”

“我就说说。憋着难受。”

我转身走了。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单元门口，灰夹克被风吹得贴在身上，整个人瘦了一圈。

第二个月去的时候，是十二月九号。天冷了，屋里开了电暖器，烘得人脸发干。陈德厚比上次更瘦了，眼窝深得能塞进去一个鸡蛋。他不认识人了，看见我只知道啊啊叫，叫他名字也没反应。

陈建萍也在。她坐在客厅沙发上嗑瓜子，看见我进来，鼻子哼了一声。她男人姓刘的坐在旁边，手里剥着橘子，剥完了递给她。茶几上堆着橘子皮和瓜子壳，地上黏糊糊的，踩上去粘鞋底。

我没理她，去厨房烧水。陈建国在给陈德厚翻身，一个人翻不动，喊陈建萍搭把手。陈建萍装没听见，姓刘的站起来去帮忙了。

翻身的时候陈德厚突然叫了一声，很响，像被踩了尾巴的猫。我跑过去看，他后背靠腰的地方露出一块褥疮，铜钱大小，周围红了一圈，中间发白，有脓水渗出来。

我说：“怎么又烂了？”

陈建国说：“上礼拜长的。我买了药膏涂，不见好。”

“社区医院不是能换药吗？”

“去了。人家说这个程度得去大医院，要清创。我问了，清创一次加换药，三百六。去不起。”

陈建萍在客厅里插嘴：“去不起就别去。反正爸也这样了，花那冤枉钱干什么。”

我回头看她：“你再说一遍。”

“我说错了吗？人都这样了，治好了能咋的？能站起来？能下地？还不是瘫着。有那钱不如给活人花。”

我盯着她看。她斜着眼，嘴角往下撇，嗑瓜子的动作没停。她男人低着头，橘子皮在手里翻来覆去。

陈建国站在床边，两只手垂着，像两根棍子。他说：“建萍，你少说两句。”

“我说的是实话。哥你一个月挣几个钱？你腰还疼不疼了？你为了爸把工作都快丢了，周小敏天天跟你吵，你以为我不知道？爸八十多了，瘫了快两年，该走就走，拖着有什么意思？”

我把手里的毛巾摔进水盆，水花溅了一地。

“陈建萍，你爸把主卧让给你住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你爸把养老钱给你儿子交择校费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你离婚没地方去，是谁收留你的？是你爸。你那时候咋不说‘该走就走’？”

她的脸涨成猪肝色，瓜子往茶几上一摔：“你算老几？你一个离了婚的外人，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

“我是外人，那你是什么？你爸瘫了两年，你来过几回？上个月调解书写了每周三次，你来了几次？”

她不说话了。

姓刘的站起来打圆场：“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我去买药，买药行了吧。”

陈建萍瞪了他一眼，他缩回去了。

那天我给陈德厚洗了澡。陈建国烧了两壶水，倒进大盆里。我们把陈德厚抬到卫生间，放在塑料凳子上。他坐不住，得陈建国在后面架着胳膊。我拿毛巾蘸水给他擦身子，擦到后背那块褥疮的时候，他浑身抖了一下。我放轻了手，慢慢擦，擦完了涂上药膏，用纱布盖上。

他的身体像一截枯木头，皮包着骨头，肋骨一根一根能数出来。小腿只有胳膊粗，脚后跟磨出了茧子，脚趾甲又厚又黄。我给他洗完澡，换了干净衣服，把他放回床上。他闭着眼，胸口起伏得很慢，像一只快要没电的钟。

陈建国站在旁边看，突然说：“小敏，谢谢你。”

我说：“别谢。”

“爸今天没闹。平时洗澡他跟杀猪一样叫，今天一声没吭。”

我低头看陈德厚。他眼角又有眼泪渗出来，顺着太阳穴往枕头上淌。我拿手背给他擦了。

“他什么都知道。”

陈建国没说话，转过身去厨房了。我听见水龙头哗哗响，响了很久。

十二月十九号晚上，陈建国给我打电话，声音发颤：“爸不行了，你来看看吧。”

我赶到的时候是夜里十一点零七分。陈德厚呼吸很浅，隔好几秒才喘一口，喉咙里有痰鸣音，咕噜咕噜的。陈建国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周小敏站在卧室门口，披着件棉袄，脸上没什么表情。陈建萍没来。

我走过去，摸了摸陈德厚的额头，不烫，凉凉的。他的眼睛半睁着，瞳孔像蒙了一层灰。我喊他：“爸，爸。”

他的眼皮动了动，嘴唇翕了两下，没发出声。

陈建国说：“医生来看过了，说就这一两天了。”

我坐在床另一边，把陈德厚的手从陈建国手里接过来。他的手很轻，轻得像一把干柴。我握着，他的指头突然收紧了，就那么一下，然后又松开了。

凌晨三点三十三分，他停了呼吸。陈建国趴在床边哭，肩膀一耸一耸的。周小敏走过来，拽了拽他胳膊，说：“别哭了，办后事吧。”

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天还黑着，远处高架上有车灯扫过去，一道一道的，亮一下又没了。冷风灌进领口，我打了个哆嗦。

身后传来陈建国的声音：“小敏。”

我没回头。

“爸走了。”

“我知道。”

他从后面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两个人就那么站着，看着高架上的车灯来来回回。过了很久，他说：“你以后还来吗？”

“来干什么？”

“来看看我。看看这个家。”

“陈建国，你老婆在屋里。”

他不说话了。

我转身进去，拿起包。经过卧室门口的时候，周小敏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我说不清，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憋着气。

我下楼的时候，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一层地亮，又一层一层地灭。走到单元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六楼那扇窗。窗帘拉着，透出一点黄光。

风很冷。

三天后办丧事。陈德厚的老同事来了七八个，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穿着灰扑扑的棉袄，在灵堂里抽烟。其中一个问我：“你是他闺女？”

我说不是。

“那是？”

“前儿媳妇。”

老头哦了一声，没再问。他抽了口烟，看着遗像说：“老陈命苦。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把俩孩子拉扯大。退休了也没享着福，下个棋都能摔瘫了。”

我在灵堂里坐了一个下午。陈建萍在收礼金，她男人在旁边记账。周小敏带着孩子回娘家了，说是孩子感冒。陈建国跪在蒲团上，谁来磕头他就跟着磕。他膝盖不好，起来的时候得扶着桌子，脸上的表情像是疼，又像是别的什么。

出殡那天早上，我去得早。陈德厚躺在棺材里，穿着寿衣，脸被化了妆，涂得红红白白的。那双黑皮鞋摆在棺材角上，鞋面被我擦得锃亮，鞋带系得整整齐齐。

陈建国站在旁边，看着那双鞋说：“爸要是能穿着这双鞋走就好了。”

我说：“他瘫了两年，穿不了了。”

“下辈子吧。”

“嗯。”

司仪喊起灵的时候，陈建国突然抓住我的手腕。抓得很紧，指甲掐进肉里。他说：“小敏，我对不起你。”

我说：“松手。”

他没松。

“你松手。”

他松了。我转身往外走，经过周小敏身边的时候，她正抱着孩子打电话，声音又尖又高：“对，今天出殡。我下午就回来，你晚上想吃什么？”

走到殡仪馆门口，外面下起了小雨。我站在雨里，没打伞。雨丝细细的，落在脸上凉凉的。我想起二零一零年那个冬天，陈德厚给我买的那件枣红色棉袄，八十块钱，在市场里扯着嗓子跟摊主砍价。

那个声音真大，真亮。

后来我再没去过陈家。陈建国给我打过两次电话，头一回是过年，说“年货给你留了点，你过来拿”。我说不用。第二回是清明，说“爸坟上栽了两棵柏树，活了”。我说哦。

他没再打。

前些天我在街上碰见陈建萍，她推着她儿子，孩子长高了不少。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点了下头，算是打招呼。我也点了下头。两个人擦肩过去，谁也没停。

我走了几步，听见她在后面喊：“哎。”

我回头。

她说：“那个……我哥跟周小敏离了。”

我没说话。

“上个月离的。周小敏嫌他挣得少，跟超市一个理货的跑了。我哥现在一个人住，腰还是疼，也没人管。”

她说完就走了，推着孩子，走得很快。

我站在街边，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路边有个老头在下棋，围了五六个人，吵吵嚷嚷的。棋盘边上搁着个搪瓷缸子，泡着半缸子茶，茶叶沫子浮在水面上。

我看了两眼，走了。

到今天我也说不清，那天在法庭上说的那句话，到底算不算数。都离婚了，确实没有义务去照料。可人这辈子，有多少事是照着义务来的？

陈德厚最后那段日子，我去了三次。就三次。他拉着我的手哭的时候，我其实可以多坐一会儿。我站起来说“我走了”的时候，他的嘴张着，像要留我，又像要说什么。我没回头。

这些事我谁也没告诉。我女儿不知道，我朋友不知道。就我自己，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

想那碗喂了一个钟头的小米粥。想那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想他指甲缝里我拿牙签一点点剔出来的黑泥。

想他最后那口气咽下去的时候，我在旁边。

你们说，离婚了，到底还有没有义务去照料前夫的老人？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有时候觉得自己做得对，有时候又觉得，那三次去少了。你们家里有这种事的，最后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