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需求侧研究：国内外重要发现与理论演进

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自2005年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正式提出以来，已从一个发展经济学概念演变为全球多国的国家战略。中国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普惠金融”写入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以来，逐步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普惠信贷体系——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中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已达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8.3%。

然而，随着普惠金融实践的深入，一个根本性问题日益凸显：供给侧的规模扩张是否真正转化为需求侧的福利改善？

早期研究多从供给侧出发，以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账户渗透率、贷款余额等指标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但这些指标无法回答“人们是否真的需要这些服务”“这些服务是否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等需求侧命题。近十余年，需求侧研究迅速崛起，推动普惠金融研究范式从“有没有服务”转向“服务好不好、用不用、用得怎么样”。

本文系统梳理普惠金融需求侧研究的国内外重要发现，从测量方法、决定因素、数字技术影响、金融能力建设、群体异质性及研究范式演进六个维度展开，以期为理解普惠金融的“另一半图景”提供参考。

2026年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绿皮书）的研究重点也是着眼于普惠金融服务的需求侧特征，并基于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多年研究回应了行业当下的热点问题。绿皮书的主要观点及发布时间将在近期的公众号中预告，敬请关注。

01

需求侧测量：

从“账户拥有”到“实际使用”的范式转换

（一）供给侧指标的系统性偏差

需求侧研究的起点，是对传统供给侧测量方法的反思。

印度学者Mukhopadhyay（2016）基于全印微观调查数据，用需求侧信息计算了22个邦的金融包容指数，发现供给侧指数与需求侧指数的排名存在显著不一致。原因在于：同一个人可能持有多个银行账户，导致供给侧数据虚高；而账户开通后是否活跃使用、是否满足真实需求，供给侧数据无从反映。Gupta & Sharma进一步构建了综合需求侧金融包容指数，验证了“仅以银行账户拥有率衡量会高估金融包容水平”的判断，并发现城乡之间在使用维度上的差距远大于账户拥有维度的差距。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如果政策评估只看开户率等供给侧指标，可能陷入“数字繁荣”的幻觉——账户开了很多，但大量处于“休眠”状态，真实的金融包容水平远低于账面数据。

（二）全球需求侧数据体系的建立

世界银行的Global Findex数据库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需求侧金融包容数据来源。该数据库自2011年首次发布以来，每三年更新一轮，覆盖140余个经济体、约14万成年人的抽样调查，是目前全球唯一具有跨国可比性的需求侧金融包容数据。

2025年Global Findex数据显示：全球79%的成年人在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移动货币服务商处拥有账户，较2011年的51%有显著提升。数字支付的增长尤为迅速——发展中经济体使用数字支付的成年人比例从2014年的35%升至2024年的61%，增速超过了账户拥有率的增长。新冠疫情成为数字支付普及的催化剂：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不含中国），首次使用数字支付的成年人中，约40%是在疫情期间开始的。

参考文献：世界银行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2021

(https://get-notes.umiwi.com/morphling%2Fget-aisearch%2Fprod%2Ff1938cb5cbf94bebf6b65f1b926b1cc8?Expires=1794187472&OSSAccessKeyId=LTAI5t7toTp72R3TvdXf9QdK&Signature=J%2Fo5Ym3t5ONdU%2BloZc3lXczryos%3D)

（三）中国的需求侧指标体系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已纳入需求侧问卷调查。最新报告显示，现行指标体系包括使用情况、可得性、质量三个维度，共25类59个指标，从供需两侧反映普惠金融发展水平。2025年4月至5月的需求侧问卷调查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岁以上人群，采集样本15万余份。这一指标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普惠金融评估从“重供给”向“供需并重”转变。

02

需求侧的核心决定因素：

个体特征与经济社会条件

（一）收入与教育：最强预测因子

跨国研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结论：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是决定个人金融包容状态的两个最重要因素。Yangdol & Sarma（2019）基于多国需求侧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提升会显著提高个人的金融包容概率；而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失业和贫困则与金融排斥显著负相关。

印度的需求侧研究同样发现，男性、拥有银行账户和更高教育资格，与从正规渠道借款的概率正相关。拉丁美洲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模式——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更可能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

（二）性别差异：语境依赖的复杂图景

性别是需求侧研究中争议最多的变量之一。传统观点认为女性面临更严重的金融排斥，但实证结果要复杂得多。

• 印度的研究显示，男性从正规渠道借款的概率更高；

• 秘鲁的研究则发现一个有趣的非线性关系：女性拥有银行账户的概率反而更高，但女性户主的这一优势会减弱近一半；

• Global Findex数据也显示，全球账户拥有率的性别差距正在缩小，在部分经济体甚至出现反转。

这些发现表明，性别对金融包容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受到家庭角色、文化规范、收入来源结构等多重因素的调节。简单的“女性更弱势”叙事无法概括复杂的现实。

（三）信任：被低估的关键变量

埃及的需求侧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是金融排斥的重要关联因素，其影响甚至超过了金融素养。研究发现，低收入、低教育水平、老年群体以及对金融机构缺乏信任的人群，更可能处于金融排斥状态；而金融素养与金融包容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这一发现挑战了“先提升金融素养再推动金融包容”的传统政策逻辑——如果人们不信任金融机构，即使懂得金融知识，也不会主动使用正规金融服务。信任的建立可能比知识普及更为基础。

（四）供给侧 vs 需求侧：谁更重要？

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是：推动普惠金融，应该主要在供给侧发力（增设网点、降低门槛），还是应该在需求侧着力（提升收入、改善教育、培养信任）？

印度学者的研究给出了明确答案：虽然银行服务的可获得性对正规金融服务的使用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与教育、收入、就业状况、性别和社会规范等需求侧因素相比，供给侧因素的贡献要小得多。换言之， 仅仅增加物理网点并不能自动带来金融包容，需求侧的障碍才是更根本的制约因素。

03

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侧效应：

技术赋能与新的鸿沟

数字技术是普惠金融领域过去十年最大的变革力量，也是需求侧研究最活跃的前沿领域。

（一）国际经验：移动货币的革命与门槛

在发展中国家，移动货币（Mobile Money）被视为实现金融包容的“弯道超车”路径。肯尼亚的M-Pesa是最经典的案例——通过手机实现转账、支付和储蓄服务，让大量没有银行账户的人获得了基本金融服务。

但需求侧研究也揭示了技术赋能的边界。Carayannis等（2022）发现，移动货币促进金融包容存在经济增长门槛效应：只有当GDP增速超过约3.7%-3.9%的临界值时，需求侧的移动货币驱动因素（如银行账户渗透率、ATM密度）才能正向推动移动货币创新。这意味着，在经济停滞或衰退的环境中，单纯推广移动支付技术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的包容效果。

海地的案例则揭示了更具体的需求侧障碍：即使有移动货币服务，使用场景缺乏、对电子钱包信任不足、身份认证（KYC）门槛过高、手机拥有率低等因素，仍然制约着数字包容的推进。

（二）中国实践：数字技术重塑需求结构

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走在全球前列，其需求侧效应也得到了大量研究验证。

信贷需求的释放：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扩大覆盖范围、简化贷款流程，将传统信贷体系中难以建立信用记录的家庭纳入正规金融体系。研究表明，居民家庭信贷需求每增加1个单位，金融健康水平提升0.096个单位——数字普惠金融正是通过增加居民家庭信贷需求这一中介路径，提升了家庭金融健康。

消费需求的激活：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基于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三个维度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农村地区，这一效应尤为明显——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农村居民的消费认知和消费体验，成为激发消费潜力的新引擎。

小微需求的匹配：CAFI的调研显示，40%以上的县域小微使用过线上贷款。由于申贷便捷、还款灵活、信用放款等优势，数字金融对于提升小额贷款的首贷户数量、满足短期资金需求、支持收入波动较大的小微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较好匹配了"短小频急散"的个性化需求。

（三）数字鸿沟：需求侧的新挑战

数字技术在促进包容的同时，也可能制造新的排斥。老年群体、农村低收入群体、残障人士等，可能因数字技能不足、设备缺乏、认知障碍等原因，在数字金融时代反而更加边缘化。这被称为“二级金融排斥”或“数字鸿沟”——从物理网点的排斥，转向数字服务的排斥。

中国的研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尤为突出，他们对财富保值增值、医疗支付、康养服务及财产传承等有多元需求，但对金融风险的识别和抵御能力较弱，在数字化浪潮中更容易处于弱势地位。

04

金融素养与金融能力：

需求侧的“软实力”

（一）金融素养：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被视为普惠金融的“需求侧基石”。经典理论认为，只有当人们理解基本金融概念、具备财务计算能力时，才会主动使用正规金融服务。因此，金融教育被许多国家列为普惠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需求侧研究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更精细的检验。跨国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和人的发展是高金融包容的必要条件，供给侧因素（银行集中度、网点数量）只是可替代条件。换言之，没有需求侧的金融素养，光靠铺网点实现不了真正的包容。

然而，埃及的研究发现金融素养与金融包容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重要机制：金融素养发挥作用需要前提条件——如果信任缺失、收入不足、服务不可及，光有知识无法转化为行为。金融素养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二）从“金融素养”到“金融能力”

需求侧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进展，是从“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概念走向“金融能力”（Financial Capability）概念。前者侧重知识和认知，后者强调行动能力——即不仅要“懂”，还要“会用、能用、敢用”。

世界银行对莫桑比克的评估提出了完整的金融能力框架，不仅考察金融包容水平，还系统评估人们的金融知识、态度和行为，以及现有金融产品是否真正满足了需求。这一框架的核心洞见是：金融包容的质量，取决于供给侧产品与需求侧能力的匹配程度。

中国的研究也在向这一方向演进。CAFI提出了金融健康度量维度、指标和指数，并基于23万份调研问卷对中国灵活就业者的金融健康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数字平台的金融教育参与程度越高，金融素养和金融健康越好；数字平台能够推动消费者的金融健康理念更容易形成，并转化为提升金融健康的行动。

05

需求异质性：

不同群体的需求画像

需求侧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打破了“普惠群体=同质化弱势群体”的刻板认知，揭示了内部巨大的需求差异。

（一）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全生命周期的分层需求

小微企业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但其融资需求并非铁板一块。CAFI创院院长贝多广曾指出，“讨论普惠金融与企业融资，不能只把融资理解为银行贷款”——中小微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具有不同融资需求：种子期需要天使投资，成长期需要风险投资，成熟期才更多依赖银行贷款。

从需求特征看，小微企业融资呈现“短、小、频、急”的典型特征，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差异巨大。当前的突出痛点是应收账款积压，普惠金融需要从“做大”转向“做强”，关注信贷资源是否真正流向更小、更弱、更需要支持的群体。

CAFI还曾进一步提出了普惠金融政策目标的“不可能三角”：提高普惠群体的信贷可得性、保持风险可控、维持融资成本下降，三者难以同时实现。如果要提高可得性又控制风险，就需要更高的收益覆盖成本；如果既要降风险又要降成本，就只能服务更优质的客户，从而降低普惠性。这一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内在张力。

（二）新市民与灵活就业者：波动收入下的保障需求

新市民群体（包括创业就业、随迁等城镇常住人员）和灵活就业者是需求异质性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信用信息相对缺乏，收入波动性大，需要更具适配性的保险保障和信贷支持。

CAFI的《中国灵活就业者金融健康》报告聚焦这一群体，发现灵活就业者在收支管理、风险应对、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更大挑战。报告特别关注了失信人员的金融健康问题和金融健康指数的预警作用，为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中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灵活就业群体的金融需求提供了重要的基线数据。

（三）农村居民：生产与消费的双重需求

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具有生产性与消费性交织的特征。传统研究更多关注生产性贷款（农户经营、农业生产），但需求侧调查发现，农村家庭的消费性金融需求（住房、教育、医疗、耐用品消费）正在快速增长。

津巴布韦的需求侧调查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对疾病、死亡等意外冲击的准备严重不足，说明保险和应急储蓄的需求被严重低估。这一结论具有普遍性——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人们对风险管理类金融产品的需求往往被信贷需求所遮蔽，但实际上风险抵御能力的不足才是更根本的脆弱性来源。

（四）老年群体：数字时代的特殊脆弱性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群体的金融需求日益受到关注。他们对财富保值增值、医疗支付、康养服务及财产传承等有多元需求，但面临数字鸿沟，对金融风险的识别和抵御能力较弱。在金融服务全面数字化的趋势下，如何保障老年群体的金融权益、提供适老化的金融服务，成为需求侧研究的新课题。

06

研究范式演进：

从“金融排斥”到“金融健康”

（一）第一阶段：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

普惠金融研究的起点是“金融排斥”概念——关注哪些人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为什么被排斥。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是识别排斥的维度（地理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自我排斥等）和测量排斥的程度。研究方法以供给侧数据为主，政策含义是“消除排斥、扩大覆盖”。

（二）第二阶段：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

随着实践推进，研究视角从“排斥”转向“包容”——不仅关注“有没有”，还关注“用没用、用多少、用什么”。Global Findex等需求侧数据库的建立，推动了这一转向。研究开始区分“可获得性”（access）与“使用”（usage）两个维度，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落差。这一阶段的政策含义从“铺网点、开账户”深化为“提升活跃度、优化使用结构”。

（三）第三阶段：金融健康（Financial Health）

近年来，需求侧研究正在经历第三个范式转向——从“金融包容”走向“金融健康”。如果说“包容”回答的是“有没有获得金融服务”，那么“健康”回答的是“金融服务是否改善了生活”。

金融健康关注个人、家庭或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顺畅管理日常收支、稳健应对财务冲击、周全准备未来成长发展所需的金融资源，并保持财务掌控感。这一概念将研究的最终落脚点从“金融服务本身”拉回到“人的福祉”，代表了普惠金融研究的人本化转向。

中国学界和政策界也在积极推动这一转向。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刘桂平提出要“积极谋划金融健康”，将普惠金融从“有没有”推向“好不好”。CAFI围绕家庭财富韧性、个人信用重建等主题展开需求侧研究，关注经济不确定环境下家庭和个人的金融行为变化，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提升金融韧性。2025年，中金财富与CAFI联合发布的白皮书进一步将金融健康与财富管理联系起来，提出“财富管理助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调研样本的金融健康指数平均值为65分左右，显示提升空间仍然很大。

这一范式演进的内在逻辑是：从“供给侧的供给”到“需求侧的获得”，再到“人的福祉改善” ，研究的重心不断向最终目标逼近。

07

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合国内外需求侧研究的重要发现，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供给侧指标不能替代需求侧评估。账户拥有率、网点密度、贷款规模等供给侧指标，往往高估了真实的普惠金融水平。政策评估必须引入需求侧视角，关注使用率、满意度、获得感等“结果性指标”。

第二，需求侧障碍是更根本的制约因素。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信任度、社会规范等需求侧因素，对金融包容的解释力远大于物理网点等供给侧因素。仅仅增加供给无法自动实现包容，必须同步提升需求侧能力。

第三，需求是高度异质的。不同群体、不同生命周期、不同地区的金融需求差异巨大，“一刀切”的普惠金融产品效率有限。政策设计需要更精细的需求分层和产品适配。

第四，数字技术是赋能工具，但不是万能钥匙。数字普惠金融在降低成本、扩大覆盖、提升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也可能制造新的数字鸿沟，且其效果受经济发展水平、信任环境、基础设施等条件制约。

第五，普惠金融的终极目标是人的金融健康。从“排斥”到“包容”再到“健康”，研究范式的演进反映了对普惠金融本质认识的深化——金融服务本身不是目的，改善人的福祉才是目的。

THE END

CAFI公众号部分文章亦发布于以上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