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秋,辽宁大连皮口,赵本山和编剧崔凯看了一场并不专业的时装表演。台上的人,大多是当地农村妇女,她们没有受过正规的步态训练,衣服也谈不上多么华贵,可一走上台,个个挺胸抬头,神情自信,步子迈得格外认真。
这场表演给崔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皮口当时的服装产业发展很快,几名家庭妇女从缝纫社起步,后来办起企业,产品还销往海外。她们既是生产者,也是展示者。生活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气质,反倒比刻意模仿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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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细节。他想到,农民并不只是田间劳作的身影,也可以穿上漂亮衣服,走出自己的自信。于是,一个把农村劳动者与时装表演放在一起的构想,逐渐有了轮廓,这便是后来《红高粱模特队》的创作起点。
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饰演氓牛屯模特队的领队,范伟扮演从城里请来的专业教练。一个熟悉土地和乡村生活,一个讲究规范和技巧,两种观念碰到一起,笑料自然不断。
小品里的模特队准备进京演出。为了提高水平,队员们接受突击训练。范伟所代表的,是城市化、专业化的审美标准;赵本山所代表的,则是劳动者朴素而直接的生活经验。两人争的表面是走台步,背后其实是“什么才算美”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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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伟急着纠正动作,赵本山却总把话题拉回劳动者身份。范伟说:“劳动和美是两码事。”赵本山马上接道:“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紧接着,他又反问,若没有天下劳动者辛苦干活,吃什么,穿什么,光讲究漂亮又有什么用。
这几句台词之所以响亮,不只因为说得顺口,更因为它把日常道理说透了。服装要有人裁剪,粮食要有人种植,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份体面,都离不开具体而辛苦的劳动。赵本山没有摆出说教姿态,而是借着人物争执,把道理放进了笑声里。
有意思的是,这种表达并非临时拼出来的。赵本山早期长期活跃在辽宁地方剧团,熟悉二人转和民间表演。1981年前后,崔凯为他创作《摔三弦》,赵本山扮演盲人张志老汉,凭借鲜明的人物性格逐渐被观众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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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赵本山登上春节联欢晚会舞台,崔凯又参与创作了《牛大叔提干》《老拜年》等作品。那些人物往往不体面,甚至有些小毛病,却不是为了单纯取笑乡下人。相反,他们身上有普通人的精明、窘迫、善良,也有面对不正之风时的无奈和讥讽。
《牛大叔提干》曾把基层应酬和公款吃喝摆到台面上说。有人认为,现实中的许多应酬有不得已的苦衷,希望作品别把批评指向乡镇。崔凯的回应很直接:喜剧总要从观众熟悉的地方取材,若连身边的问题都不敢碰,作品也就失去了生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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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的表演常被概括为“土”,但这个“土”并不等于粗糙。它来自东北乡村的语言节奏,也来自劳动者面对生活时的那股韧劲。人物可以犯错,可以贪小便宜,却不能失去基本的是非感,这正是作品能够被许多人接受的重要原因。
《红高粱模特队》还有一层巧妙之处:它没有把农村和城市简单对立起来。范伟带来的专业方法有用,赵本山坚持的劳动观念也有道理。真正的变化,是让农民既学会新的表达方式,又不必因此否定自己的出身。
1997年的舞台上,赵本山用夸张动作制造笑声,也用一句朴素的话撑起了小品的底色。那不是口号式的拔高,而是从服装、走步、吃饭和穿衣这些小事里,落到了劳动本身。掌声响起时,台上站着的并不只是几个喜剧人物,还有那些从田间、工厂和缝纫机旁走来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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