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女子今早带着遗憾撒手人寰，年仅 32 岁，周遭众人皆满心

唏嘘

河北女子今早带着遗憾撒手人寰，年仅32岁，周遭众人皆满心唏嘘。我是她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接到她弟弟王浩打来的电话时，我正蹲在院子里摘韭菜，准备中午包饺子。手机从手心里滑下去，摔在水泥地上，屏幕碎成蛛网，我都没顾上心疼。我蹲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脑子里全是她扎着马尾辫，骑着自行车从巷口冲过来喊我名字的样子。

她叫王丽，我们住在河北南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镇子不大，东西两条街，骑自行车二十分钟能转一圈。她家在我家后街，中间隔着一片杨树林。春天杨絮飘得满世界都是，我们上学路上总是一边走一边用手扑打。她家院子里种着一棵桃树，每年开花的时候，她都会折一枝插在玻璃瓶里，摆在窗台上。她爸是菜农，常年在土里刨食，四十多岁腰就弯了。她妈在镇上市场卖豆制品，嗓门大，精明，最得意的事情就是生了个儿子。王丽是老大，底下有个弟弟叫王浩，比她小四岁。从王丽记事起，她妈就说：“你是姐姐，凡事要让着弟弟。”王丽很听话，王浩吃鸡蛋她喝稀粥，王浩穿新鞋她穿旧鞋，她从来不说委屈。

可王丽学习是真的好。小学时候她考双百，初中她稳居年级前十，高中考进了县一中。那时候我们俩每天骑着破自行车去学校，一路上她给我讲数学题，讲得眉飞色舞。她跟我说她以后要当医生，因为她爸有严重的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疼得下不了地，她要去最好的医院，给她爸把腿治好。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亮得跟星星一样，我到现在都记得。

但高中毕业那年夏天，她妈在院子里择豆角，头都没抬，就说：“丽啊，咱家情况你也知道，王浩马上要上高中了，学费贵，你爸身体又不好，你就别念了，咱家供不起两个。”王丽站在院门口，阳光白晃晃的，照得她脸发白。她张了张嘴，什么也没争辩，只说了一句“行”。那天晚上她跑到我家，躺在我的床上，眼泪把枕头湿了一大片。她没哭出声，就咬着被角抽噎。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就握着她的手。第二天一早，她背着一个蛇皮袋，坐上了去北京的客车。我送她到车站，她上车前回头冲我笑了笑，说：“等我挣了钱，就回来。”我点点头，看着她瘦小的身影消失在车门里，心里酸得不行。

北京那边，她在一家服装厂落了脚。流水线的工作枯燥又辛苦，一天站十几个小时，中午吃饭只有半小时，馒头夹咸菜。她给我写信，说北京很大，她只认得工厂到宿舍那条路。她说她夜里想家，想她爸她妈，想弟弟，也想我。她把每个月挣的钱留下一点，剩下全寄回去。她学会了踩缝纫机，从笨手笨脚到熟练，手指头上的针眼一层盖一层。三年后她回到镇上，用攒的钱加上她妈贴的一点，盘下了一间临街的小门面，开起了裁缝铺。她手艺好，做出来的衣裳板正，领口袖口都收得利索。镇上的女人都愿意找她做衣服，她价钱公道，活儿又细。铺子门口挂着一长串布料，风一吹，像彩色的旗子。

就在那两年，她认识了建强。建强是隔壁修车铺的师傅，人长得黑，但笑起来很憨厚。他常常来王丽铺子门口转悠，说是路过，眼睛却总往屋里瞟。有一次王丽的自行车链子断了，建强三下五除二就接好了，还抹了点机油。王丽掏钱给他，他死活不要，脸红得像块布。后来两个人就熟了，建强隔三差五给她送点新鲜的蔬菜，说是家里种的。王丽也给他缝过掉扣子的工作服。有一天晚上，建强约王丽去河边走，走了一段路，他停下来说：“丽，我没啥钱，可我是真心想对你好。你愿意跟我吗？”王丽低着头，过了一会儿轻轻“嗯”了一声。那天晚上她回铺子，跟我打电话时声音都是抖的，她说：“我以为我这辈子都没人疼了，没想到还有人喜欢我。”

我见过建强，人确实好，本分，肯干。两个人在一起那两年，王丽整个人都变了个样，爱笑，爱打扮，穿自己做的碎花裙子，头上别着一朵小发卡。她跟我说，她想和建强一起努力，攒够钱就把铺子搬到县城去，开个像样的服装店。我看着她的笑容，觉得她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可熬到头的是她的苦日子，不是她妈的算计。王丽她妈听说建强家的情况，当场就炸了：“一个修车的，农村户口，家里还有两个妹妹，你嫁过去喝西北风啊！不行，要娶可以，拿十万彩礼来。”那时候十万块，在镇上都能盖两间楼房了。建强家把家底翻了个底朝天，也只凑出三万。建强来求王丽她妈，他跪在院子里，说：“阿姨，我求你了，我是真心喜欢王丽，彩礼我以后一定补上，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王丽她妈叉着腰站在台阶上，冷着脸说：“没有十万，你休想把我闺女带走。”王丽也跪下来，抱住她妈的腿，哭着喊：“妈，你别这样，建强他对我好，他一定会出息的。”她妈一把推开她：“你给我闭嘴！你懂什么！我是为了你好！”那天傍晚，王丽失魂落魄地走到我家，一句话不说，坐在沙发上，眼睛直愣愣的。我不知道她哭了没有，只看到她手里攥着建强送她的那块手表，指节泛白。

后来建强走了，临走那天晚上，他站在王丽铺子门口，把一块新手表放在窗台上，敲了敲窗就走了。王丽追出去，建强已经骑上摩托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里。王丽蹲在路牙子上，哭了很久很久。那块表，她一直戴在手腕上，直到去世前才摘下来，递给了苗苗。

建强走后，王丽像变了个人。她不再说要去县城开服装店，也不再穿那条碎花裙子。她妈开始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她一句话不说，让见就见。后来有人介绍了大军。大军跑长途大货车，比王丽大五岁，家里在镇上有三间平房，条件算是可以。大军没什么文化，人老实，嘴笨，第一次见面时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坐在王丽对面，两手搓来搓去，半天才憋出一句：“我不会说话，我……我条件也不太好，但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王丽低着头，沉默了半天，最后说了个“行”。她妈乐得合不拢嘴，彩礼谈成了六万，大军家东拼西凑给了。结婚那天，我去看她，她穿着红色喜服，脸上没有一丝笑意，手腕上那块旧手表被袖子遮得严严实实。我拉住她的手，手冰凉冰凉的。她轻声跟我说：“就这样吧，跟谁过都是过。”

婚后第二年，王丽生了个闺女，取名苗苗。她婆婆从乡下赶来，一看是个女孩，脸色立刻垮下来，嘴一撇：“哎呀，是个丫头啊。”王丽躺在病床上，眼泪顺着眼角滑进枕头里，可她没有说一句话。月子期间，她婆婆借口家里事多，当天下午就回乡下了。大军在外地跑车，电话打过去也说不了几句。王丽一个人下床烧水，熬米汤，蹲下去的时候腰疼得冒冷汗。她怕落下毛病，可还是硬撑着。后来她干脆带着苗苗去铺子干活，把苗苗放在一个大纸箱里，里面铺上旧棉被，踩缝纫机的时候，脚一蹬一蹬，纸箱也跟着晃，苗苗就在里面睡得安安稳稳。有一次我去看她，她一边踩机器一边抹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说：“没事，就是觉得苗苗可怜，跟着我受苦了。”

她弟王浩后来在县里谈了个对象，对象家要求在县城买房。王浩回来跟他妈要钱，他妈拿不出，就来找王丽。那时候王丽手头正好攒了五千多块，原本打算进一批新布料，还有三万块的定期存款，是她这么多年一分一毛存下的。她妈说：“你弟买房就差五万，你当姐的不能看着不管。”王丽一声不吭，把那笔定期提前取了出来，又加上手上的五千，凑了三万，交给她妈。王浩拿着钱，连句“姐辛苦了”都没说，扭头就走。王丽站在铺子门口，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那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很平静：“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还债的，还完爹妈的，还弟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完。”我听了心里特别难受，却想不出话来劝她。

前年冬天，她爸查出了糖尿病，血糖飙到二十几，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王丽白天看店，晚上去医院陪床，没睡过一个整觉。她爸脾气躁，嫌饭菜没味，嫌打针疼，把碗摔在地上，粥溅得到处都是。王丽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捡起来，然后又去食堂重新买了一份，吹凉了，一口一口喂到她爸嘴里。她爸吃着吃着，老泪纵横，说：“丽啊，爸对不住你。”王丽笑着说：“爸，你说啥呢，我是你闺女，应该的。”可她自己那阵子，脸色蜡黄，眼窝深陷，体重掉了一大截。我劝她去查查身体，她总说：“等忙完这阵吧。”可她的“这阵”好像永远忙不完。

去年秋天，她终于觉得乳房疼得受不了了，自己骑电动车去了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医生把她叫进办公室，她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报告单，脸色白得像纸。她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只哭了一声就挂了。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低着头，手抖得厉害。她看见我，强撑着挤出一个笑：“乳腺癌，晚期。”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她反而来拉我：“别这样，我都不怕，你怕啥。”可她自己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后面就是住院、化疗、掉头发。她舍不得花钱，用的药都是普通的，化疗反应大，吐得昏天黑地。大军从外地赶回来，在病房里笨手笨脚地照顾她，给她喂饭，给她擦脸。王丽有一次笑着跟他说：“你以前都没对我这么好过。”大军低着头，眼圈红了，闷声说：“我以前混蛋，我以后天天对你好。”王丽说：“不用以后了，这就够了。”

有一次，她趁精神好一点的时候，让大军把她那台缝纫机搬到了病房。她找出一块碎花布料，说是早先给苗苗留着做棉袄的。她坐在病床上，一针一线地缝，动作很慢，针脚却整整齐齐。她缝了整整两天，做成了一件小棉袄，口袋里还绣了一朵小花。她捧着那件棉袄看了很久，说：“我可能陪不了她长大了，这棉袄能穿到十岁。”我当场就哭了，她反而笑我：“哭啥，我还能做件衣裳呢。”

她妈和她弟来看她，她妈跪在病床前，嚎啕大哭，说：“丽啊，妈错了，妈不该逼你，妈不该重男轻女，你打死妈吧。”王丽躺在病床上，说话都费劲，还是伸手给她妈擦了擦泪：“妈，我不怪你，你把我养大也不容易。”王浩跪在地上，用拳头捶自己的胸：“姐，我不是人，我花你的钱，还嫌你唠叨，你打我吧。”王丽摇摇头，虚弱地说：“浩子，姐求你一件事，以后替我多照看苗苗。”王浩哭着点头：“姐你放心，苗苗就是我亲闺女。”

临终前的那天晚上，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她。她精神似乎好了一些，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她说她记得我们一起去河沟里捞蝌蚪，把蝌蚪装在玻璃瓶里，后来全跑了。她说她记得她第一次来例假，吓得直哭，还是我教她怎么用卫生纸。她说她这辈子最快活的日子，就是和建强在河边散步的那两年，虽然穷，可是心里头甜。她又说，她最遗憾的就是没为自己活过，没上大学，没嫁给喜欢的人，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件贵衣服，甚至连好好检查身体的时间都没挤出来。她转过头，眼睛亮亮地看着我：“你说，人活一辈子，到底是图个啥？”我没法回答。她自己笑了笑说：“我就是图他们都好。可他们好了，我咋就不在了呢？”说完，她眼角滑下一滴泪。她最后说：“你帮我盯着苗苗，别让她像我，从小就知道忍让，最后把自己忍没了。”我握着她枯瘦的手，使劲点头。

今早五点半，王丽走了。护士说她走得很安静，像是睡着了一样。大军跪在床边，脸埋在她手心里，哭不出声来。苗苗被人牵来了，她还不懂事，站在床边，歪着头问：“妈妈为什么不起来？妈妈是不是在睡觉？”她奶奶一把把她抱走，眼泪掉在孩子的头发上。王丽她妈哭晕过去好几次，被人架到走廊里。王浩抱着她的头，一声一声喊着“姐”，但王丽再也听不见了。

葬礼那天，天有点阴。王浩捧着王丽的遗像走在最前面。遗像用的是她十八岁那年照的证件照，照片上的她梳着马尾辫，笑容明亮，眼睛里全是光。那是她还没被生活压垮的时候。街坊邻居站了两排，很多人抹眼泪。有人说：“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有人说：“她就是太累了，累了一辈子，也没享过一天福。”王丽她妈站在灵前，嘴里反反复复地说：“妮儿，妈对不起你……”可那个叫王丽的姑娘，再也听不到了。

送完王丽，我一个人坐在她裁缝铺门口的台阶上。卷帘门拉着，上面贴着一张“暂停营业”的字条，是王丽亲手写的，字迹还有点歪。我伸手摸了摸那张字条，眼前仿佛看见她穿着那件旧棉袄，弯着腰，一笔一画写下这几个字。她本来想忙完这阵就营业的，可她没有忙完。

晚上回到家，儿子在写作业，老公在沙发上看手机。我站在厨房里，锅里的水开了，我把饺子下进去，看着它们一个个浮起来，突然就哭了。我哭王丽，也哭我自己。我摸摸自己那张脸，才发现我也很久没照过镜子了。我打开衣柜，里面挂着的都是我老公和孩子的衣服，我自己那几件，洗得发白，领子都卷了。我拿起一件，又放下。我掏出手机，给一个很久没联系的老朋友发了条消息：“周末有空吗？咱俩去看场电影吧。”她回：“好呀，好久没见了。”我放下手机，擦了擦眼泪，把饺子盛出来，端到饭桌上。

窗外，春天的风轻轻地吹着，路灯亮了。我好像又看见王丽从远处走过来，穿着她自己做的碎花裙子，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车筐里装着新扯的布料，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经过我面前，回过头，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干干净净的，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