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制度，而不是科技，才是增长的根源？

这些年，关于经济增长，流行着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以，经济增长要靠科技突破。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只要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经济就能持续增长。

第二种说法：资本是经济增长的血液。所以，经济增长要靠投资拉动。招商引资、基建投资、房地产只要资本不断投入，经济就能持续扩张。

第三种说法：加班（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保障。所以，经济增长要靠奋斗精神。996、白加黑、五加二只要人人拼命干，经济就能赶超别人。

这三种说法，听起来都有道理。科技确实推动增长，资本确实支撑增长，努力确实贡献增长。但如果把它们当作经济增长的根源，那就把因果链搞反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这段话的核心是什么？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制度是生产关系，科技是生产力，资本是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劳动是生产力的活的要素。当制度适应生产力时，科技、资本、劳动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当制度不适应生产力时，再多的科技投入、资本积累、劳动付出，都会被僵化的制度所吞噬。

所以，就当前而言，制度才是增长的根源。科技是增长的结果，资本是增长的结果，劳动效率的提升也是增长的结果。

一、科技决定论：一个需要分析的前提

（一）科技决定论的逻辑

科技决定论的逻辑很简单：科技进步了，经济就增长了。所以，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推动科技进步。甚至一直被认为说这是唯物的，是二二得四，是驳不倒的。

这个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工业革命靠的是蒸汽机，电气革命靠的是发电机，信息革命靠的是计算机。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带来了经济增长。

但问题在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制度是一样的，或者是领先的。

如果两个国家制度一样，或者一个国家的制度明显领先于另一个国家，那么科技水平的高低，就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快慢。这个时候，科技决定论是对的。

英国和法国在十八世纪，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但英国的专利制度更完善，所以英国的工业革命跑得更快。美国和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制度都是市场经济制度，但美国的技术积累更深厚，所以美国的信息革命跑得更快。

在这些情况下，科技确实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确实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

（二）科技决定论的失效条件

但问题在于：当制度不一样，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的金融财政制度落后、缺乏制度优势的时候，科技决定论就失效了。

这个时候，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表现，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激励科技进步的制度。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时，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

科技是生产力，制度是生产关系。当制度适合科技发展时，科技进步就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当制度不适合科技发展时，科技进步就变成了经济增长的“结果”——你得先有好的制度，科技才能进步；没有好的制度，科技投入再多也出不了成果。

中国有一句老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科技就是那颗种子，制度就是那片土壤。土壤是酸性的还是碱性的，土壤是肥沃的还是贫瘠的，决定了种子能不能发芽、能长多大。

（三）技术突破从哪里来

科技决定论者说，技术突破是经济增长的根源。那好，我们要问：技术突破是从哪里来的？

从瓦特改良蒸汽机说起。瓦特不是凭空发明蒸汽机的。在他之前，纽科门蒸汽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瓦特的贡献是改良，不是原创。但瓦特为什么要改良？因为他和合伙人马修·博尔顿一起，从议会拿到了专利。这个专利，让他们可以在二十五年内独占蒸汽机的生产和销售。

没有这个专利，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别人马上仿制，瓦特一分钱赚不到。他还会花十几年时间去改良吗？他不会。他会去做别的生意，因为做技术研发不划算。

瓦特改良蒸汽机这件事，表面上是技术创新，骨子里是制度激励。技术突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制度土壤里长出来的。

再看爱迪生。爱迪生一生获得了一千多项专利。他为什么能搞这么多发明？因为美国的专利制度保护他的发明，让他可以把发明变成钱，再用钱养实验室，再用实验室搞新发明。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制度激励创新，创新产生收益，收益反哺创新。

反过来看中国。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科技领先世界。四大发明、天文历法、农业技术、造船航海，都走在欧洲前面。但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因为制度不一样。中国的产权制度不健全，技术没有被当作财产来保护。你发明了一项新技术，要么被官府拿走，要么被豪强抢走，要么被邻居偷走。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谁愿意去搞发明？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先进技术，但很多技术失传了。为什么？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聪明，是因为制度不保护技术。技术传承没有制度保障，一代人的发明，下一代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用不上。

这就是制度对技术的决定性作用。

二、资本决定论：另一种需要分析的错误

（一）资本决定论的逻辑

资本决定论的逻辑也很简单：资本投入增加了，经济就增长了。所以，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增加资本投入。

这个逻辑看起来也很合理。修路、建厂、盖楼，都需要资本。资本投入越多，经济规模越大。

但问题在于：资本为什么会投入？资本投入到哪里去了？

（二）资本积累的制度前提

资本积累不是自动发生的。它需要制度保障。

第一，储蓄需要制度保障。人为什么要储蓄？因为储蓄有回报。而储蓄有没有回报，取决于产权制度。如果我的存款随时可能被通货膨胀侵蚀、被银行倒闭吞没、被政府没收，我为什么还要储蓄？

第二，投资需要制度保障。储蓄转化为投资，需要一个安全、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如果投资随时可能被剥夺、被欺骗、被政策变化摧毁，谁还愿意投资？

第三，资本配置需要制度保障。资本流向哪里，取决于金融制度。好的金融制度让资本流向生产性领域，坏的金融制度让资本流向投机性领域。

十八世纪的荷兰，资本充裕，但金融制度偏向投机，资本大量流向郁金香泡沫和国债投机，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十八世纪的英国，资本不如荷兰充裕，但金融制度偏向生产，资本大量流向工业、贸易、基础设施，最终引爆工业革命。

同样的资本，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三）目前资本配置的制度存在优化空间

当前的资本配置，存在的制度优化空间。

第一个问题，是资本大量流向房地产。过去二十年，房地产吸收了天量资本，挤压了制造业和科技产业的融资空间。为什么资本流向房地产？因为制度激励如此。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依赖房地产，银行信贷偏向房地产，税收制度对房地产投机几乎不加约束。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资本不流向房地产才怪。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大量外流。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离境税的主要经济体。资本要出境，不需要申报，不需要补税，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这等于给资本外逃开了绿灯。2025年，中国净资本外流规模接近7800亿美元。这些钱如果留在国内，可以创造多少就业、多少税收、多少技术？

第三个问题，是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大量资本流向了低效的领域，而高效的民营企业却融资困难。这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制度扭曲的结果。

资本决定论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资本配置的制度条件。资本不是自动创造价值的，资本的配置效率取决于制度。

三、加班（劳动）决定论：一种更危险的错误

（一）加班决定论的逻辑

加班决定论的逻辑最直白：干得多，产出就多。所以，经济增长要靠加班。

这个逻辑在短期内似乎成立。一个人干十小时比干八小时产出多，一个企业全员加班比不加班产出多。但从长期看，加班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

（二）加班的真实代价

加班带来的产出增加，是以什么为代价的？

第一，健康的代价。长期加班导致身体透支、精神焦虑、家庭破裂。这些代价，最终会以医疗费用、社会成本的形式被社会承担。

第二，效率的代价。加班时间越长，单位时间的效率越低。研究表明，每周工作超过五十小时后，边际产出急剧下降。超过六十小时后，产出可能不增反降。

第三，创新的代价。创新需要闲暇，需要思考，需要试错。一个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人，没有时间学习新知识，没有精力思考新问题，没有空间尝试新方法。加班挤压了创新的空间。

第四，内卷的代价。当所有人都加班，加班的收益就被抵消了。你加班我也加班，结果是所有人的工作时间都增加了，但相对竞争力没有变化。这就是内卷。

（三）加班文化的制度根源

加班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制度根源。

第一个制度根源，是劳动法执行不力。劳动法规定了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规定了加班工资标准，但在实践中，这些规定往往被忽视。为什么？因为违法成本太低，维权成本太高。

第二个制度根源，是社会保障不完善。如果社会保障完善，人们就不需要通过加班来获得安全感和额外收入。但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不足以让人安心，所以人们只能靠加班来多挣一点、多存一点。

第三个制度根源，是分配制度不合理。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偏低，劳动者只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收入。如果劳动报酬占比合理，劳动者就不需要靠加班来维持生活。

第四个制度根源，是考核制度扭曲。很多单位的考核以工作时长论英雄，而不是以工作成果论英雄。你走得早，领导觉得你不努力；你走得晚，领导觉得你敬业。这种考核制度，逼着所有人加班。

加班决定论的最大问题，是把手段当目的。加班是应对制度不完善的无奈之举，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源。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大家不加班”，而是“为什么大家必须加班”。

四、当前制度才是根源：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这段话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时，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甚至成为生产力的桎梏。

科技是生产力，制度是生产关系。当制度适合科技发展时，科技就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当制度不适合科技发展时，科技就变成了经济增长的“结果”——你得先有好的制度，科技才能进步。

这就是为什么科技决定论在制度优势条件下是对的，在制度劣势条件下就失效了。因为制度优势是科技发挥作用的前提。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这段话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科技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当制度适合科技发展时，制度促进科技发展。当制度不适合科技发展时，制度阻碍科技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制度补课比科技投入更重要。科技投入是经济基础层面的操作，制度补课是上层建筑层面的操作。上层建筑不改革，经济基础就难以发展。

（三）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

《矛盾论》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在内部，在制度。科技突破是外部条件，资本积累是外部条件，加班努力是外部条件。这些外部条件能不能发挥作用，取决于内部制度。

同样的科技，在不同的制度下，产生不同的效果。同样的资本，在不同的制度下，流向不同的领域。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制度下，产生不同的效率。

这就是内因决定论。制度是内因，科技、资本、劳动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制度不好，再多的科技、资本、劳动，也转化不成经济增长。

（四）量变与质变的辩证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量变改变事物的质，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经济增长也有量变与质变。科技投入增加，是量变。资本积累增加，是量变。劳动时间增加，是量变。但量变到一定程度，如果不伴随制度质变，就会遇到天花板。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改革带来的制度质变。农村改革、国企改革、市场开放每一次制度变革，都带来了新的增长。但制度红利不是无穷无尽的。当制度变革停止，量变就会遇到天花板。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根本原因不是科技投入不够，不是资本积累不够，不是劳动时间不够，而是制度变革不够。制度变革滞后，量变就无法继续。

（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制度变革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旧制度被否定，新制度建立。但新制度也会遇到新的问题，需要再次否定，再次建立。

中国当前的制度补课，就是一次否定之否定。过去的制度安排——土地财政、出口导向、投资拉动——曾经有效，但现在遇到了瓶颈。需要新的制度安排——直接税立法、人民币发行立法、动态领导制度建设——来推动新的增长。

五、制度补课：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引擎

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阶段，关键不是技术突破，不是资本积累，不是加班奋斗，而是制度补课。

（一）税政制度补课

推进直接税立法，让财富流动而非沉淀，让劳动税负减轻、资本税负加重。

遗产税、赠与税、资本利得税、资本离境税、房产税、超额利润税这些税收工具的功能，是让财富的传递有成本，让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不能无限扩张，让每一代人都有重新出发的机会。

税政制度补课，不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更是为了建立公平的分配规则，为了激励劳动和创造，为了约束兼并和投机。

（二）产权制度补课

加强产权保护，特别是民营企业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但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仍然不足。产权不安全，民营企业家就没有长期投资的动力。他们赚了钱就想转移出去，而不是投入再生产。

知识产权是创新的核心资产，但知识产权保护仍然不足。创新者投入巨资研发的技术，被别人轻易模仿，研发投入收不回来。这严重抑制了创新的积极性。

（三）法治制度补课

让法律成为约束权力的工具，而不是权力操控的工具。

法治的核心是约束权力。政府不能随意改变规则，不能随意干预市场，不能随意侵犯产权。这种约束，是长期投资和创新的前提。

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政策不确定性。地方政府为了GDP竞争，可以随意改变规则、干预市场、侵犯产权。这种干预破坏了市场预期，增加了投资风险。

（四）劳动制度补课

严格执行劳动法，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劳动报酬占比。

劳动法的核心是保护劳动者权益。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加班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这些规定，需要真正落实。

社会保障的核心是提供安全网。养老、医疗、失业、住房这些保障，需要真正覆盖。

劳动报酬占比的核心是分配公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需要提高，让劳动者能够通过正常工作获得体面生活，而不必靠加班来维持生计。

六、结语

科技决定论、资本决定论、加班（劳动）决定论，这三种思潮有一个共同点：把结果当原因，把表象当本质。

科技是增长的结果，资本是增长的结果，加班是增长的结果。它们本身不是增长的根源，而是制度发挥作用后的产物。

真正的问题是制度。制度好了，科技自然会进步，资本自然会积累，劳动自然会有效。制度不好，科技投入再多也出不了成果，资本投入再多也打了水漂，加班再多也只是内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有前提。前提是制度是一样的，或者是领先的。制度无优势、金融财政落后的条件下，科技决定论就失效了，科技进步就变成了经济增长的表现，真正的原因，是激励科技进步的制度。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科技是生产力，制度是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时，科技就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时，制度就是经济增长的瓶颈。这个时候，补制度比补科技更重要。

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制度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科技是经济基础的核心部分。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时，制度促进科技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时，制度阻碍科技发展。这个时候，改革制度比增加科技投入更重要。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制度一变，增长就来。农村改革释放了农业潜力，国企改革释放了工业潜力，市场开放释放了商业潜力。每一次制度变革，都带来了新的增长。

中国未来的增长，同样要靠制度变革。不是靠更多的技术投入，不是靠更多的资本积累，不是靠更多的加班时间，而是靠更好的制度。

所以，制度才是当前经济增长的根源。

——哼伯2026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