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大家好，我是苏轼，江湖人送外号“北宋第一流放体验官”，也有人叫我“大宋第一老倒霉蛋”。不是我吹牛，论倒霉这件事儿，我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今天我就跟大伙儿好好唠唠，我这辈子是怎么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才子，活活被贬成一个“资深旅游博主”的。
想当年，我二十一岁进京赶考，主考官是文坛大佬欧阳修。他看了我的文章，激动得差点把桌子拍烂，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意思就是，这小子太猛了，我得给他让路。那会儿我春风得意马蹄疾，觉得这天下迟早是我的。结果呢？我娘去世，回家守孝。再回来，我爹又去世，又回家守孝。三年又三年，等我再回朝廷，发现变天了。王安石搞变法，我看不惯，上书反对。好嘛，被贬。司马光上台了，把王安石的人全赶走，我觉得他做得太绝，又反对。好嘛，再贬。我这张嘴啊，简直就是大宋朝廷的自动抬杠机——谁上来我杠谁，最后谁上来都杠我。我媳妇王闰之跟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我说：“不能，我苏轼要是会闭嘴，那还是苏轼吗？”
第一个大坎儿，是“乌台诗案”。有人从我的诗里挑刺，说我讽刺皇帝，把我抓进大牢。一百多天啊，我以为要砍头了，连遗书都写好了。结果呢？没杀，贬到黄州，当个团练副使——这官名听着挺唬人，其实就是个没实权的闲职。到了黄州，穷得叮当响。工资不够花，我就把每月开销分成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每天取一份。这叫什么？这叫“房梁式预算管理法”。穷归穷，吃不能马虎。我发现黄州猪肉便宜得跟白送似的，有钱人不屑吃，穷人不会做。我眼睛一亮，这不是老天爷赏饭吃吗？我研究出“小火慢炖，多放酱油”的秘方，炖出来的肉红亮软烂，香飘十里。我还专门写了首《猪肉颂》，翻译过来就是：“别急，小火慢炖，它不香吗？”后来我又在东坡上开了块地，自号“东坡居士”。白天种地，晚上写诗，闲了就去赤壁看看江景。你们现在背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都是我在这段时间写的。说实话，被贬这事儿，搁别人身上是灾难，搁我身上，倒像是朝廷花钱请我来深度体验生活。
黄州待了几年，我以为苦日子到头了。结果新党上台，又想起我了。这次贬到惠州——岭南啊朋友们，那会儿岭南是瘴气、野兽出没的蛮荒之地，去那儿跟判死刑差不多。到了惠州，我发现这地方虽然热，但荔枝是真好吃啊！我天天炫，炫完写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意思是，只要能吃荔枝，让我一直待在这鬼地方我也认了！这首诗传到京城，我政敌气得直跺脚：“他过得这么爽？再放远点！”于是，六十二岁的我，被一叶扁舟送到了海南岛儋州。那会儿海南是什么地方？那是真正的天涯海角，流放界的珠穆朗玛峰。我到了儋州，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椰林里搭个茅草棚。但我苏东坡是谁？我稀罕的是这儿的生蚝！我写信给儿子：“儿砸！海南生蚝太绝了！肉嫩汁鲜，千万别告诉朝里那帮人，不然他们都跑来跟我抢！”此信后来被收录在《东坡志林》，成为我“吃货人设”的铁证。
有人问我，被贬了大半辈子，你咋还这么乐呵？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苦难这东西，你越躲它越追你，你转过身来跟它干杯，它反而拿你没办法。我在黄州淋过雨，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我在赤壁吹过风，写下“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在海南啃生蚝的时候，突然想明白了——命运把我扔到哪儿，我就在哪儿生根发芽。你把我扔进泥里，我就在泥里开花；你把我扔进海里，我就在海里扑腾出浪花。你们说我是“老倒霉蛋”，我认。但你们不知道，我这个倒霉蛋，在黄州炖肉，在惠州吃荔枝，在儋州烤生蚝，一路贬一路吃一路写诗，硬是把流放之路走成了美食之旅。那些想整我的人，他们费尽心机把我往死里整，结果呢？我活成了千古风流人物，他们连名字都没留下几个。你说气不气人？所以啊，朋友们，人生在世，谁还没个沟沟坎坎？关键是，你得学会在沟里种花，在坎上架桥。我苏轼这辈子，官越做越小，路越走越远，可诗越写越好，肉越炖越香，人越活越明白。这叫什么？这叫“被贬出境界，倒霉出风采”。行了，不跟你们唠了，我得去看看我那锅东坡肉炖好了没有。记住啊，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但行人也是要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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