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计划：把iPhone搬到印度，苹果为什么这么难？

第40章 B计划--在印度组装？

上海封城和郑州的疫情，对苹果而言是个重大转折点，迫使公司停下脚步，认真反思过度依赖中国的脆弱性。

评估结果为：2013 年，中国品牌仅占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23%；到2020 年，这个份额已超过50%。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2022 年，以华为、小米和vivo 为领头羊，中国品牌在俄罗斯和中国市场的累计份额达到79%；在印度尼西亚为73%；在印度为66%。

事实上，三星和苹果是仅存的两家规模较大的、非中国大陆智能手机制造商。中国台湾的HTC、韩国的LG、加拿大的黑莓和芬兰的诺基亚基本消失了；摩托罗拉已被联想收购；谷歌Pixel 的全球的销量低到没法看，被归类为“其他”类别。此外，三星并没有像苹果那样面临脆弱性。2013年，三星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达到20%的峰值，此后的份额骤降至仅1%。2019 年，三星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并大幅多元化供应链，超过四分之三的手机在其他六个国家组装，包括阿根廷和越南；外包给中国合同制造商的设备不到四分之一。中国的智能手机产业不断崛起，充分揭示了苹果对在华产业能力的依赖，凸显了中国从一个廉价劳动力输出地，转型为自动化技术领先的制造基地。如今，中国的重要玩家不再仅仅是制造商，而是以设计驱动的全球性品牌，在全球市场占据重大份额。

据苹果内部人士透露，截至2022 年，超过70%的AirPods 生产活动、近三分之一的Apple Watch 组装活动以及约四分之一的iPad 制造活动已经转移出中国，苹果并没有公开宣传这些举措。

自2010 年代初，苹果与合作伙伴富士康便尝试在巴西生产iPhone，但产量微乎其微——估计仅占总产量的1%或更少。此次扩张旨在规避该地区的高关税，而非建立出口制造中心。但参与巴西项目的工程师称，该计划是一场灾难。巴西的税收仍然很高；工厂规模无法与中国的生产基地相提并论；政治环境不稳定；劳动力供应也不稳定。一名从捷克工厂调派至巴西的富士康员工透露，甚至有武装团伙袭击了工厂。

自2017 年起，苹果也在印度生产iPhone。但和巴西类似，产量有限，且转移生产的主要动因是避税。但与巴西不同的是，库比蒂诺内部有人在推动更大规模地转移。此举目前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但2022 年的上海封城，使得iPhone制造的备选方案获得了批准。

印度制造

在推动将制造活动转向印度方面，相关行动由iPhone 运营副总裁普里亚·巴拉苏布拉马尼姆牵头。前同事形容说，她擅长与供应商谈判、管理供应链，能亲力亲为解决问题。一名制造设计工程师称，她“非常、非常敏锐——能直奔主题”，但他们也表示，她未必具备深厚的技术背景或创新能力。“她会更努力地工作，而不是更聪明地工作，”有人表示。很多人认为，她能否牵头将生产活动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目前还有待观察。这实际上是在说：如果所需的技能只是蛮力和每天工作16 个小时，那么普里亚（苹果内部对她的称呼）就非常适合这个角色；如果需要根本性地重新思考，她可能不适合。

印度是第二官方语言是英语，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印度在未来几十年可能成为巨大市场。2018 年10 月，员工为蒂姆·库克准备了一份内部备忘录，其中写道：印度“的发展轨迹跟中国差不多”。该备忘录将印度经济与2008 年的中国经济进行对比，预测未来五年的GDP 年均增长率7%，并援引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估算称，预计到2025 年，“印度的‘消费阶层’会翻三倍，达到约9000 万户家庭。”2018 年，印度已经是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市场，用户数量达1.24 亿，预计很快将超越美国市场的1.76 亿用户。备忘录称，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广阔领域”。

然而，在该备忘录发布后的五年里，苹果在印度市场的推进始终比较乏力，这种迟缓反映了库比蒂诺的谨慎态度，以及印度不愿像中国20 年前那样，对苹果敞开大门。2015年，库克曾亲自会见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游说在印度开设苹果零售店。但根据印度的保护主义法规，外国企业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时，必须在本地采购30%的零部件，而莫迪拒绝给予豁免。2017 年，相关规定有所放宽，苹果供应商开始和中国台湾的纬创在印度组装部分iPhone，此举使苹果得以规避高额关税，也使iPhone 对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更具性价比。然而，印度的在线苹果商店直至2020 年才上线，首家实体苹果商店则在三年后才开业--比中国的首家苹果商店开业晚了15 年。

自2017 年以来，普里亚的团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们从生产入门级iPhone SE 型号开始，到2020 年开始生产旗舰型号。此外，他们还加快了在印度的量产步伐，大大缩短了iPhone 从中国到印度的分销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几个星期。到2023 年，这些时间差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印度制造的iPhone 与全球同步上市。2024年9 月，苹果又达成了一个里程碑：Pro 系列也开始在印度生产。苹果不仅供应本地市场，欧洲等地的消费者也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惊喜，称自己购买的最新iPhone 是“印度制造”。

尽管取得了进展，苹果公司仍处于iPhone 生产多元化的初期阶段。2023 年年中，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估计：“苹果公司90%至95%的生产仍在中国进行；我们认为，实现完全脱钩可能需要至少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会对供应链构成巨大负担。”事实上，与十年前的中国相比，苹果在印度的业务增长速度相形见绌。从2016 到2023 年，印度的iPhone 产量从零增长到约1500 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7%；而在2006 年至2013 年间，中国的iPhone 产量从零增长至1.53 亿部。因此，印度目前的接单速度仅为中国十年前的十分之一。

然而，这些数据仍然严重高估了实际情况。目前，供应商在印度为苹果设立的业务中，大部分属于FATP（最终组装、测试和包装）环节--属于劳动密集型流程，所用零部件主要从中国空运至印度，并由中国台湾企业纬创和富士康进行组装。一位制造设计工程师半开玩笑地表示，所谓“印度制造”的手机实际上是在中国组装、拆解，再运回印度重新组装。截至2024 年底，苹果在印度的运营仍处于“新产品导入”的初期阶段，这个阶段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涵盖了从零部件采购、原型机制造和测试，到大规模量产的整个流程。苹果确实计划让印度在各方面都具备全部能力--但可能需要至少5 到10 年的时间，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一位前苹果高级工程师表示，库比蒂诺目前确实打算在印度打造“邻近供应商”生态系统--即由多家供应商组成的工业集群，运营环节靠近最终的组装环节。但该人士指出，发展速度并不快。如果这些集群能建立起来，会有重大意义，但在此期间，iPhone 在印度和中国的组装都依赖同一条供应链，带来的复杂性远大于韧性。“你必须考虑这个时间周期--从中国运零件到印度，”这位人士指出，印度的劳动力成本虽然低，但从中国运输货物的物流成本很高，两者相互抵消了。这位工程师指出，历史上，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在全球电子制造领域崭露头角时，都是从供应零部件开始，逐步建立技术专长基础；之后，一家供应商，比如主板供应商，才会开始垂直整合，扩展到FATP；相比之下，苹果在印度已经进行了七年的FATP，现在才开始尝试提升供应商的零部件制造能力。“我的感觉是，[苹果]是在倒着做，”这位人士补充道。

挑战中国

一些在苹果工作多年甚至数十年的工程师和高管，都对印度是否具备与中国竞争的实力，以及苹果的投资能否改变游戏规则存在严重分歧。部分人极度乐观。一位刚从两国返回的苹果运营工程师估计，到2030 年，印度将占苹果制造量的60%--在印度生产的苹果产品将超过中国。多位前工程师认为，这种预测是可行的，但许多人认为这种预测过于乐观了，反映出对苹果的能力过于自满，并忽视了中国在过去25 年中所扮演的独特、坚定且强大的角色。即使这位工程师的预测部分成为现实，也会是一项非凡成就，不仅将大幅降低苹果的运营风险，还会推动印度迅速崛起为制造业强国。

有两大主要论点支持印度的潜力，即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廉价劳动力。2023 年，印度人口达14.3 亿，超过中国；相较于越南（尽管有技术人才，但人口仅为印度的1/15）而言，这些庞大的劳动力可能成为重大优势。截至2024 年，印度制造业的平均月薪仅为195美元，而中国为1139 美元（美国为5912 美元）。人们常说，今天的印度类似于20 年前的中国；当然，潜力也是非常大的。全球咨询公司贝恩（Bain）估计，到2028 年，印度制造业的出口额有望从2022年的4180 亿美元增至1 万亿美元以上，主要得益于政策支持和低成本优势。贝恩进一步预测，电子产品出口将以每年高达40%的增速增长。苹果公司也在积极推动当地变革。2023 年，苹果与富士康成功游说印度卡纳塔克邦，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放宽了劳动法规。新法规允许工厂延长工作时长，从原来的9 小时延长至12小时。卡纳塔克邦还放宽了对女性夜间工作的限制，而女性在东南亚的电子产品生产线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的工资水平虽大幅上涨，但也是有原因的--反映了熟练工人的技能水平、工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以及在自动化领域的世界领先投资。换句话说，“中国工人本身就带着机器人”。根据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的数据，中国在机器人采用方面“独树一帜”，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巨资，补贴机器人及其他自动化技术。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统计，截至2022 年，中国部署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29 万台，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多；而印度仅为5400 台。

事实上，中国在技术复杂性方面的水平已经非常高，甚至让多位专家都想不明白。普通人经常认为，富士康只需要在其他国家开工厂就行了；但在中国境内的富士康产业集群周边，聚集了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随时准备争夺下一笔大订单。科技咨询公司D2D Advisory创始人杰伊·戈德伯格（Jay Goldberg）表示：“对苹果而言，放弃这种体系是很难的。”。例如，如果富士康需要安装超声波焊接机（利用超声波能量，将不同的金属或塑料融合在一起），可以随时联系多家企业来运行生产线，并雇佣劳动力。“这里有大量专业化、细分化的子承包商，而其他地方并不存在这种生态系统，”戈德伯格说。换言之，中国提供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而是一个经过20 多年发展形成的全流程生态系统。

还有文化维度。一位前苹果工程师指出，印度的运营节奏远不如中国，并补充道：“那里根本没有那种紧迫感。”中国自上而下的雄心得到了顺从、勤劳劳动者的支撑；相比之下，印度政府非常碎片化，且权力有限，印度工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2024 年9 月，印度约1500 名三星工人组建工会并罢工，要求提高工资。BBC 在全球播出了他们的故事，迫使这家韩国公司优先考虑合规。在中国，此类事件不会得到媒体支持，也很快会被压下去。

就意图而言，库比蒂诺显然在认真努力，要求供应商合作伙伴在印度复制自己在中国的产能。一位供应商高管表示，苹果正“拼命”催他们搬迁。但即便供应商具备能力，且新德里政府愿意投资基础设施，苹果的行动步伐仍可能受限，因为相关产能布局仍受到严格管理。“苹果显然在缓慢撤离，但必须走钢丝。他们不想逃跑，但也不能慢慢爬，”戈德堡表示：“他们必须以恰到好处的速度前进。如果动作太快，中国会生气。如果动作太慢，他们就会陷入困境。”

由于对自身的脆弱性比较敏感，苹果在私下对话中表示，此举是为了在印度扩张，而不是从中国撤离。此外，库比蒂诺方面一直在向北京传递信息：是的，部分生产活动正在转移给印度，但我们的中国供应链正变得更加本土化。这种策略让富士康陷入了两难境地。尽管主要是这家中国台湾组装巨头在印度扩张，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地理布局的转变并非其本意。多位熟悉双方关系的人士表示，鉴于富士康在中国大陆投入的巨额资金、对当地政治文化环境的深刻理解，以及近40年积累的信誉，富士康对在印度建立iPhone 生产基地没什么兴趣。但苹果需要完成转型，并且已经向富士康说白了：如果想保留iPhone业务，就必须扩大在印度的布局。

在越南，苹果前十大供应商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包括立讯精密、歌尔和比亚迪。2023 年初，彭博社报道称，包括立讯在内，约14 家供应商已获得新德里的批准，在印度设立运营部门，因为“苹果认为，这些公司需要增加服务，以便在印度扩大存在”。一位前产品经理表示：“我认为，如果苹果在印度成功，中国政府也会支持。”这位人士补充道，看看中国在非洲的重大贡献，那里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发展协议，且中国对非洲的矿产资源拥有巨大控制力。“他们正在积极参与，帮助非洲部分地区建设基础设施，”这位人士说：“如果你认为他们不愿在印度这样做，以便谋取自身利益，那你就是疯了。”

与此同时，塔塔集团（Tata Group）已成为最雄心勃勃的印度企业，希望成为本地的“锚定企业”，吸引更多供应商参与iPhone 生产，并借助新德里提供的激励措施，吸引其他印度企业。该集团于2020 年成立了塔塔电子（Tata Electronics），并通过生产手机外壳和数据线进入iPhone 供应链。随后，塔塔集团借鉴“买入入场”的红供应链经验，于2023 年以1.2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纬创在印度的iPhone 组装工厂。2024 年9 月，塔塔宣布将在霍苏尔的iPhone组装工厂新增2 万个岗位，使当地员工总数翻倍。两个月后，塔塔集团收购了和硕在印度唯一iPhone 工厂的多数股权。CyberMediaResearch 的行业研究主管普拉布·拉姆（Prabhu Ram）表示，长期来看，印度希望将整个价值链转移至本国境内，而政府将竭尽全力提供支持。“这不仅仅关乎蒂姆·库克的遗产，”他说：“也是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