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一男子埋了一百斤红薯在地里，遗忘了19年，想起后挖出，惊

我家老屋后头那块红薯地，荒了整整十九年，要不是母亲临终前那几天老念叨“红薯该起了”，我这辈子都想不起来，自己还在地里埋过一百斤红薯。

父亲走的那年，我刚满十八。矿上塌了方，连句囫囵话都没留下。母亲本来就肺上有毛病，听到噩耗直接吐了血，躺在床上半个月没起来。家里那几亩薄田，种的全是苞谷和红薯，收成不好不坏，可要给母亲抓药，就得把粮食换成钱。秋后红薯刨回来，堆在堂屋角落里直滴土。邻居二叔说，山那边有人收红薯，一斤能卖两毛五，但得等天冷了价钱才高。我怕红薯放不住，就学着老辈人的法子，在后院西南角挖了个深坑，底下垫上干草，把一百斤红薯一个个码进去，再盖上土，踩实，做个记号。那天北风刮得紧，我搓着手回家，半夜就接到婶子传来的话——母亲病糊涂了，滚下床摔破了头。

我连夜借了二叔的板车，把母亲拖到镇上卫生院。大夫说再晚来两天，人就没了。我守了三天三夜，母亲总算睁开了眼。可住院的账本像座山压下来，我一个十八岁的半大小子，实在没辙。后来跟着村里人去了广东，进电子厂，一天站十二个小时，指甲盖都被螺丝刀磨秃了。走的那天早上，我往怀里揣了二十块钱，连回头看一眼的工夫都没有。后院那堆红薯，就这么被我忘了个干干净净。

这一去就是十多年。我在厂里认识了桂香，她是湖南人，肯跟着我吃苦。我们租了间铁皮房，生了个女儿。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总算有个家。桂香把钱算得死，每个月要寄五百回去给母亲，剩下的存起来，说将来给女儿上大学。我腰不好，厂子里干了十年，腰肌劳损越来越重，后来只能去建筑工地打零工。桂香在超市做收银员，夫妻俩忙得像陀螺，一年到头见不了几面。日子一长，话就少了。她抱怨我没本事，我嫌她絮叨，吵过几回，最凶的那次，她把结婚戒指摔到地上，说嫁给我倒八辈子霉。我蹲在出租屋门口抽了一宿烟，心里头又酸又苦，可又觉得她没说错。

去年春天，母亲病重，我辞了工回老家。母亲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床上，眼睛却亮得吓人。她抓住我的手，一会儿叫我的小名，一会儿说胡话：“红薯……红薯该起了……”我当她是烧迷糊了，顺着她的话应：“等天晴就去，等天晴就去。”她看着我，忽然又清楚起来，说：“你爹……他给你留了东西……”我问留了什么，她摇摇头，又昏睡过去。

母亲撑了小半个月，走了。办完丧事，账上多了两万块的债。女儿今年高考，考了个不错的大学，学费加住宿费要八千。桂香在电话里没说话，半天才叹了口气：“你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凑凑吧。”我翻遍了老屋，只找出一台旧电视和两张老桌子。蹲在后院门槛上，我看着那片荒了十九年的地，杂草长得比人都高。母亲的话忽然钻进耳朵里——红薯该起了。

我扛起一把生锈的锄头，走到后院西南角。十九年的雨水和泥巴，早就把当年的记号冲没了。我凭着感觉，在离老槐树三步远的地方往下挖。邻居六婶路过，扶着墙笑：“傻娃子，那红薯埋了十几年，早化成泥了，你挖啥子？”我没停手，一锄头一锄头地刨。土又硬又实，刨了半尺深，果然露出黑乎乎的一团，是烂掉的红薯皮，手一碰，全是腥臭的泥水。我扒拉着，心里又失望又难受，想着自己真是糊涂，母亲的话哪能当得了真。

正要扔了锄头，忽然指尖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不是石头，圆滚滚的，带着冰凉的锈味。我把周围的泥扒开，露出一个铁皮盒子，巴掌大小，盖子锈得几乎跟泥一个颜色。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用锄头尖撬开盖子，里面是一层油纸，油纸裹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竟是一枚金戒指，和一张叠成四方块的信纸。

信纸发黄，边角都脆了，上头是父亲歪歪扭扭的字。他念过两年私塾，写字像画画，可那几行字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土里。父亲说：“孩儿他娘，这是咱家传下来的戒指，我把它埋在红薯地西南角，离老槐树三步远。矿上下井通知下来了，我怕有个三长两短，你缺钱的时候挖出来，卖了应急。娃还小，别告诉他，免得他分心。”落款日期，正是他出事前三天。

原来那天我埋红薯，挖坑挖到了铁盒子，当时还暗骂一句“哪来的破铁疙瘩”，随手扔到一边。等码好红薯盖土的时候，我又把它扒拉进坑里垫了底，想着压住土好做记号。谁会知道，那是父亲留给母亲最后的依靠。

我攥着那枚戒指，蹲在坑边哭了半响。父亲走那年我十八，如今女儿都十八了。他要是还活着，该看着孙女上大学了。那枚戒指是奶奶传下来的，听说是民国时候的东西，足金，沉甸甸的。我拿到县城金店，老板掂了掂，说能卖三万六。我没讨价还价，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父亲的在天之灵，算准了这一天。

桂香得知钱的事，在电话里沉默了半晌，忽然哽咽着说：“把家里欠的账还了，余下的给妈立块碑，咱爸当年不容易。”我“嗯”了一声，喉咙堵得说不出话。女儿接过电话，带着哭腔喊了声“爸”，又喊了声“爷爷”。我抬头看着老屋后头那片地，夕阳正斜斜地照过来，把杂草镀成金色。

后来我去母亲坟上烧纸，把父亲的信一字一句念给她听。风从山坡上吹下来，纸灰打着旋儿往上飘，像是应和着什么。我想起十九年前那个北风呼啸的夜晚，我赤着手把一百斤红薯埋进土里，又冷又饿，心里全是慌张和委屈。那时候我恨老天爷，恨它把爹收走，把娘缠病，让我一个人扛那么多。如今我才明白，爹早在他走之前，就把最后一点光亮埋在了土里，等着有朝一日照亮这个家。那一百斤红薯烂成了泥，可爹的心意像那枚金戒指，在泥里埋了十九年，挖出来照样亮得晃眼。

我没有再种红薯。那块清明亮堂了，我用卖戒指剩下的钱翻修了老屋，给堂屋挂上父亲的遗像，又把母亲的照片摆在他旁边。桂香和女儿暑假回来，女儿蹲在地边拔草，忽然喊我：“爸，这里冒出好多小红薯苗！”我走过去一看，也不知道哪来的种子，在当年埋红薯的地方，真的蹿出了几株嫩生生的苗。风一吹，叶子轻轻抖，像谁在笑。我蹲下来，摸了把那土，又潮又软，心里忽然涌上一个念头——这世上有些东西，藏得再久，也藏不住它要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