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草原真的有海军吗？元朝水师究竟从何而来？

公元1279年二月初六，广东新会崖门出海口，海面被铁索连成一片的千余艘南宋战船填满，船阵的尽头是漂在浪尖上的流亡朝廷。

元军水师自北面压来，堵住出海口，火船借着风势撞入宋阵。

烧毁和击沉的战船超过两百艘，被缴获的八百余艘随后换了旗帜。

据《元史》记载，这一天之后，海上再无宋船。

一个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政权，用了不到半个世纪，把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水面力量握在了手里。

在很多人印象里，蒙古人只会在马背上打仗。

直到今天，“蒙古海军”还是一个带着调侃意味的词。

但回到十三世纪，事情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却不止一次被水挡住去路。

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时，末代君主摩诃末一路逃到里海中的阿必斯衮岛，蒙古军在岸边扎营，看着海水束手无策。

窝阔台攻打高丽，高丽王室退到济州岛，蒙古人同样只能望洋兴叹。

南下攻宋，江淮水网把骑兵挡在长江北岸。

据《元史·卷三十八》记载，早在成吉思汗被莫兰河拦住时，金朝降将张荣就自荐督造船只，以一个月为期限，造出百艘，使大军渡河。

张荣因此被赐名兀速赤，后来升任镇国上将军、炮水手元帅。

但那只算临时凑起来的渡河工具，不是成建制的水军。

公元1221年，蒙古与金军在华北交手。

金将武仙派部将率数百艘战舰沿江而下，蒙古安武军节度使王义在纪家庄设伏截击。

据《元史·王义传》记载，王义手下的士卒“皆水乡人，善水战，回旋开阖，往来如风雨”，接舷后跃上敌船，杀千余人。

这支力量只是临时征召的熟悉水性的汉人，打完这一仗便散回各营，并没有留下独立编制。

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水军，出现在公元1238年。

这一年是蒙古太宗十年，金朝已经灭亡四年，蒙古军的主力转向南宋。

宋军依托江淮一线和江南密布的水网，构筑了多层水上防御。

据史料记载，宋军战船种类有十三种之多，水师过万。

蒙古人空有骑兵优势，面对江河只能干瞪眼。

转折发生在湖北战场。

蒙古将领解诚，易州定兴人，以善水战著称。

《元史·解诚传》记载，他在进攻鄂州一带时，“设方略，夺敌船千计”，因功被授予金符、水军万户，兼都水监使。

一千余艘宋军战船落入蒙古军手中。

解诚随即以这批战船为基础，组建了蒙古汗国第一支规模较大、成建制的水军。

民国史学家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认为，这是“蒙兀之有水军自始”。

这不是简单的夺船改编。

水军万户是一个正式军职，意味着水军从步军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兵种。

在此之前，窝阔台已经封汉将张荣实为“征行水军千户”，但那还只是千户级别的编制。

解诚的水军万户，统辖规模远在其上。

有了编制，有了船，接下来就是实战磨炼。

蒙古水军与宋军先后在巢湖、瞿塘、淮水、马湖江等水域交手，多数取得胜利。

据《元史·史天泽传》记载，宪宗八年（1258年）秋，史天泽随蒙哥伐宋，驻钓鱼山。

宋将吕文德率艨艟千余艘溯嘉陵江而上，史天泽亲率水军顺流而下，“三战三捷，夺敌舰百余艘”，一直追到重庆才回师。

同一年，蒙将纽璘在四川叙州马湖江与宋军水师激战，先以水师击溃宋军舟师，再以陆路合围，俘宋都统张实。

蒙古水军从零起步，边打边学，缴获的宋船成了最好的教材。

但真正把蒙古水军推上巅峰的，是忽必烈。

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

他面对的是一个棘手局面：南宋水军依然强大，长江天险横在面前。

忽必烈采取了几项关键举措。

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他在北方地域和已经臣服的高丽安排造船上万艘，同时招降对南宋不满的海运商贾，把他们的船队和航海经验一并收为己用。

更重要的一个人是刘整。

刘整原是南宋将领，金末投宋，隶属名将孟珙麾下，在四川战场屡立战功，素有“铁胡孙”之称。

但他遭到南宋宿将夏贵、高达、王坚等人的嫉恨，最终在1261年以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降蒙。

刘整对南宋水军的底细了如指掌。

据《元史·刘整传》记载，他入朝后向忽必烈进言：“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

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

忽必烈当即采纳。

至元七年（1270年）三月，阿术与刘整上言：“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

忽必烈下诏批准。

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这一年“教水军七万余人，造战舰五千艘”。

刘整的操练方法极为严苛——据《元史》记载，他“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下雨天不能下水，就在地上画船的形状，让士卒模拟操演。

就这样练出了七万水军。

这还不是全部。

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刘整又请求“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金洋州、汴梁等处造船三千艘”，忽必烈同样批准。

此外还有“敕陕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战舰五百艘付刘整”的记载。

短短几年间，蒙古水军从数千人膨胀到十余万，战船从缴获的千余艘增加到近两万艘。

1273年，元军以水军拦截并击败南宋水军，夺取襄阳。

长江天险的门闩被拔掉了。

1274年，元军二十万人水陆并进。

据《元史》记载，翌年在镇江大捷，缴获战船两千艘。

南宋都城杭州随后陷落，谢太后带朝廷投降。

但南宋的抵抗并没有结束。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拥戴赵氏小皇帝，在南方沿海建立了一个漂在船上的流亡朝廷。

1279年，最后的决战在崖山展开。

元军统帅是张弘范。

据《元史·张弘范传》记载，他由潮阳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门俘获宋军斥候，得知宋少帝在崖山。

张弘范的舰队由山东转南入大洋，逼近宋军船阵。

宋军千余艘战船以铁索相连，碇在海中，建楼橹其上。

张弘范先出骑兵断宋军汲水之路，据海口困住宋军，再以水军堵住出海口。

李恒从广州率师来会。

火攻之下，元军烧毁、击沉宋军战船两百余艘，缴获八百余艘，俘宋军两万多人。

陆秀夫背着幼帝跳海，南宋灭亡。

崖山海战就参战兵力、损失舰船和死亡人数而论，堪称世界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之一。

被俘后在元军船上目睹了全过程的天祥写下了“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

据《元史》记载，南宋水军的战船总数超过千艘，而张弘范投入战斗的只有三百余艘——另外两百艘迷失了海道，没有赶到战场。

以少胜多，靠的是将水军当骑兵用的进攻思维。

灭宋之后，忽必烈手里握着一支什么样的力量？

据史料统计，元朝初期仅水师战舰就有一万七千九百艘。

至元七年一次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军七万人，三年后又增练水师五六万人、再造战船三千艘。

两次数下来，光是忽必烈时期有明确记载建造的战船就超过八千艘。

元代战船的年产量曾突破五千艘，超过了宋代三千余艘的水平。

南宋降将范文虎率新附军从庆元出海时，统率的船队规模数以千计。

元朝还完整接收了南宋的海上力量——蒲寿庚在南宋时提举泉州市舶三十年，拥有大量海舶，降元后受命招谕海外各国。

渔民出身的朱清、张瑄熟悉海道，被忽必烈收用后成为“大元海运”的主持人。

更直观的对比来自欧洲。

十三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地中海舰队规模通常在几十艘到百余艘之间，最大的海战投入也不过数百艘。

而元朝一次跨海远征就能出动数千艘战船、十余万兵力。

据英国学者詹姆斯·德尔加多在其研究忽必烈舰队的专著中所述，忽必烈继承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超过七百艘战船，并在十五年内将其扩展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海上力量。

忽必烈并没有让这支舰队停在港湾里。

至元五年（1268年），他诏谕高丽“当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

两年后在高丽设置屯田经略司，督办船舰和粮草。

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敕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率屯田军、女直军及水军共一万五千人，战船九百艘，征日本。

这是第一次征日。

舰队从合浦出发，驶向对马海峡。

日本史料记载，对马西海岸出现了元朝战船四百五十艘。

据《元史》记载，元军在博多湾登陆，但遭遇日军顽强抵抗，加上箭矢用尽，被迫撤退。

南宋灭亡后，忽必烈有了更多的船和更多的人。

至元十七年（1280年），高丽国王王賰领兵一万人、水手一万五千人、战船九百艘、粮十万石，出征日本。

据《元史》记载，高丽国王还主动请求“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1281年）夏，忻都率蒙古军、汉军、高丽军从高丽东渡对马海峡，范文虎率新附军从庆元浮海北进，两路合击。

据《元史》和《高丽史》记载，这支远征军动用战船四千三百余艘，运载十四万军队。

这个数字在当时的世界海军史上没有先例。

舰队抵达日本九州近海的鹰岛后，诸军将领意见不一，迁延逾月，将战船缚系为一体，形成水寨。

至八月，台风突起。

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大军为“风涛所激”，“十存一二”。

兵船相互碰撞，大量毁坏，军士大批溺死。

忻都、范文虎等逃回，遗下的将士在鹰岛登岸后遭到日军进攻，全军覆没。

台风摧毁的不只是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舰队。

但元朝的海上野心并未就此止步。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将唆都率数千元军从广州登船，进攻占城，也就是今天越南南方。

据《元史》记载，占城守军筑水寨抵抗，元水师经过苦战破城。

占城王退入山中据险不降，唆都占据海岸。

第二年，忽必烈遣皇子脱欢率军从陆路进入安南。

安南军队坚决抵抗，元军伤亡重大，水军统帅唆都战死。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再次出动水军，远征爪哇。

据《元史》记载，史弼、亦黑迷失、高兴三人率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共两万人，发舟千艘，携带足够一年的粮食，从泉州启程。

船队经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经交趾、占城海域，航行两个月抵达爪哇北岸。

爪哇国内乱，贵族土罕必阇耶利用元军击败对手，随后反戈一击。

元军仓促应战，退回海边登舟撤回。

征爪哇以失败告终。

五次跨海远征，动用的兵力少则五千，多则十四万，战船少则五百艘，多则四千三百艘。

一支草原骑兵建立的水军，在不到半个世纪里拥有了远海投送能力，航迹从日本海延伸到爪哇海。

但海上的辉煌没有持续太久。

征日的惨败消耗了大量精锐水军和舰船，征安南和爪哇的失利接连打击了元朝继续向海外扩张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忽必烈去世后，元朝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财政压力使得大规模海上远征不再可能。

到十四世纪中叶，元朝的航海力量主要转向了以运粮为主的海运贸易。

那些曾经跨海远征的战船，有的腐烂在港湾里，有的拆解成木材。

而元朝留在造船业里的技术和人才，被后来的明朝继承——朱元璋的军队里，有不少水师将领曾是元朝水军的一员。

公元1279年二月，崖山海面的火光映在文天祥的眼里。

那时他站在元军的船上，看着南宋最后的舰队在铁索和火焰中崩解。

那些从1238年开始积累的宋船，那些由解诚、刘整、张弘范一手调教出来的水卒，此刻正把箭矢和火把投向自己曾经的同胞。

海风卷着焦糊的气味吹过铁索连船的残骸，浪花打湿了漂在水面的断橹。

元军水师收起最后一排桨，海面渐渐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