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那段历史,确实是峥嵘岁月,可歌可泣。困难很大,但我无怨无悔。”说这话的,是李荣翔。
1965年,这个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毕业生脱下学生装、换上军装,一路向西,走进新疆戈壁深处的核试验基地,一待就是十九年。与他相隔千里、却同样把青春托付给国防科研事业的,是妻子张艺——一个在两地分居、独自抚育两个孩子、不断学习新技术的艰难中,一步步走进科研一线的女技术员。
一对夫妻,两条轨迹,却在同一片戈壁里,共同写下一个朴素而滚烫的答案:国家需要处,便是我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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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子科技报国,20年青春献给了核事业
李荣翔1939年出生在山东淄博旁边的一个小县城,青少年时期既热爱文史,理科成绩也很突出,高三就被吸收为预备党员。有时新学期开学,数学新课本刚发下来,李荣翔连续用几个周日,就做完了整本书的习题。高考时响应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就选择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希望未来能够“科技报国”。
在清华大学六年,他读电真空器件专业,门门功课扎实,在大一转为正式党员。1965年7月底毕业时,有四家单位希望录用他。但李荣翔记得刚刚不久蒋南翔校长在全校应届毕业生党员学生干部大会上号召说:“国家培养了你们,要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共产党员要带头做到 ,革命第一 ,工作第一,集体第一,他人第一。”
李荣翔没有丝毫犹豫,听从分配,去了最远、也是最艰苦的地方——远赴地处新疆戈壁的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作为当时国家核试验基地的主力军,该所担负着控制、取样、测试、分析、验证核武器设计等重任,并为核武器的改进、发展和核武器的使用、效应及安全防护提供系统与可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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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翔至今都记得,当时从北京出发,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才抵达吐鲁番火车站。进入核试验核心场区,还有300多公里。走的是“搓板路”,在场区住的是地窝子、帐篷,8人住在一顶帐篷里。冬天寒风,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夏天酷暑,高达五、六十摄氏度,气候异常恶劣。李荣翔被分配到核爆炸光辐射研究室,在这里从事光冲量探测器的研制项目与X光测温研究项目,一干就是近20年。
在核试验里,光辐射测量是重要的一环。1981年,一次核试验任务中,李荣翔负责X光测试项目的总体量程、光谱仪系统、真空管道、屏蔽系统的理论计算与设计。“你要通过测量的数据,回答这是原子弹还是氢弹,威力究竟多大,拿不到数据,就没法改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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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之前,X光测温项目组现场测试,都未能拿到能被采用的数据。李荣翔接手后深感责任重大,用时两年埋头推算,起早贪黑。夫人张艺告诉记者,李荣翔经常每天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时就起身去实验室,连早饭都是张艺送到单位去的。晚上李荣翔也经常是最后一批下班的,加班到夜里十一点多才回家已经是常态。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常年暴露在高强度辐射的环境,李荣翔的身体开始有了些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体内黑色素的脱失,导致他的皮肤比常人要白很多,免疫力也受很大影响。“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当年,工作一段时间李荣翔就必须在医生的看护下进行身体的疗养,才能维持身体基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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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数据没有拿到,李荣翔始终无法心安。疗养期间,他也笔耕不辍。直到1983年,在又一次任务中,李荣翔所在的研究所在X光测温项目取得了期望的全部数据。经论证,数据正确,圆满完成任务。老领导孙瑞蕃教授看到了示波器像机胶片波形,感慨道:“多好的波形呀!死也瞑目了。”李荣翔讲述这一段回忆的时候,也激动地留下热泪。
在那个物质条件和科研条件都很有限的艰苦年代,科研人员突破每一个技术难关都异常艰难。而每一个环节都对核试验意义重大,李荣翔在重压之下终于不负众望。经历一次次试验场区任务,完成一个个试验目标,为国家战术核武器——能真正搬上战场的核力量提供了重要数据。
这一成果也被写在了勋章上。他作为项目负责人,凭核爆炸X射线测试成果,立下了个人三等功。1985年,更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没有辜负国家对我的期待。现在我们国家这么稳定,中国跺一跺脚,别人都得琢磨一下——两弹一星改变了世界格局。”老人说着,眼里有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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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起事业和家庭的双重重担,一个女性科技工作者的“长征”
张艺和李荣翔是同乡,他们曾经前后脚考入北京的大学。和丈夫李荣翔一样,妻子张艺也是在学生时代理科成绩就很突出的学生。当年看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后深受鼓舞,她立志学习无线电,并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即今天的北京理工大学)。因为同乡的情谊和在专业上的志同道合,两人在北京相识相恋。
1967年毕业时,按照当时的情况,大学生的分配政策是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张艺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先到广州军区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5月,张艺结束农场的锻炼回到北京。与李荣翔结婚不久,夫妻二人就一个去了新疆,一个去了宁夏贺兰山的三线工厂。从此开始了分居十年的两地生活。期间,张艺在宁夏独自抚育了两个孩子,在事业和家庭中忙碌奔波,其中辛苦不言而喻。
“当时厂区的物质条件特别艰苦,没有鸡蛋、没有肉,营养跟不上。”张艺就把两个孩子分别送回了老家请老人帮忙带,直到四、五岁的时候才陆续接回身边。彼时的无奈和不舍,至今讲来张艺都忍不住落泪。后来即便孩子在身边,但白天工作忙碌难免有所疏漏。有一次四岁的儿子不小心从家里的阳台上摔落到院子里,虽然没伤到要害,但也让张艺吓得不轻。独自带娃的艰难可见一斑。但也因为那个年代大家相似的经历和困难,彼此之间也很容易缔结深厚的友谊。同事、友人之间彼此照料,才能一起闯过那些难熬的时刻。
在那十年里,尽管生活不易,张艺工作还是很认真努力。先后在技术科做非标准设计、在技术发展科从事国内外科技资料的编译工作,均完成得很好。直到1979年,张艺作为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因部队工作需要,才调动入伍到新疆,穿上军装,从事电子学研究工作,也因此这对夫妻才真正团聚。
尽管如此,彼时仍需克服的难关是,毕业十多年没有在电子学技术一线工作,当年学的电子管技术早已被集成电路取代。面对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新,张艺只能拼命自学,把落下的“进度”补上。白天忙工作和家务,每天晚上等孩子睡了,她才能在灯下开始自己的学习时间,熬夜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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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的几年,根据核试验任务的需要,张艺独立研制了三台仪器,用于精准捕捉核试验信号,成果分别获得过表彰。她至今记得核试验时,控制室里的紧张氛围,好像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研制一个仪器要两三年,实战只有一次,没拿到数据,就等于交了白卷。这原子弹一响,黄金万两,怎么向国家交代?”张艺和整个团队都明白,每一次核试验都是不容有失的艰巨任务。“技术一线的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否则影响的就是全局。”其中压力可想而知。
新时代的长征,还需要年轻人的接力棒
由于在核试验研究所和场区工作条件艰苦,工作压力很大,张艺患有较严重的疾病。在国防科委领导的直接批示下,夫妻二人于1984年11月调动到了南京军区驻地在上海的某部队工作。距离离开新疆如今已经40余载过去了,回想当年那段岁月,他们说得最多的是“值得”。“是部队首长和各级领导的关心,我才有今天的幸福晚年生活。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张艺动情地说道。
“回想起那个年代,确实是峥嵘岁月,可歌可泣。尽管当时奔赴前线,条件有限、举步维艰,但我无怨无悔。看到如今国家的强盛,我很骄傲,因为我为国家出力了!”李荣翔对着镜头,眼含热泪地说道。
“现在国际形势复杂,如果我们国防力量不强大,国家就岌岌可危。”张艺对长征精神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长征并没有结束”。从戈壁到实验室,从两弹一星到今天的高科技竞争,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而它都需要年轻人善于学习、能吃苦、挡得住诱惑、立得起自立自强的脊梁。“不要光考虑个人”,她常对孙辈说,“要做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事”。
这对夫妻用青春埋进戈壁,换来了国家国防技术安稳的底气。当今天的我们享受着生活的风平浪静,不该忘记:有一种长征,没有雪山草地,却同样要翻越理想与牺牲的绝壁。有一种坚守,藏在每一次“拿到数据”“攻坚克难”的汗水和心血里。
新时代的长征,仍在路上。而李荣翔、张艺,已经用他们的人生故事,为后辈带来了最有力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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