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胜利了，然后呢？

《高个儿》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进入新时代的元年。

然而，对和平企盼许久的人们是否就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呢？

饥饿先一步彰显了自身的存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饿殍遍地的景象都并不罕见。

农田被践踏，厂房被破坏，工具被掠夺，劳动力大量死亡，传染病大规模爆发。在胜利的春夏过后，饥肠辘辘的人们必须想方设法熬过秋冬。

战争摧毁的不止有生产力，还有秩序和凝聚力。黑市上的钻营投机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怨憎与仇恨被饥饿不断放大，将社会变成了一个黑暗丛林。战时的共同目标早已随着和平到来而消失，许多人由此陷入一种恐怖的空虚与迷茫，无法想象未来该何去何从。

在这种局面下，1945年的人们究竟如何努力活下来，并在废墟上建设起一个新时代呢？

在《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中，荷兰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带我们回顾了新时代如何从饥饿、惶惑、混乱中分娩。

这并非一个光明的故事，而是由众多不光彩的交易和不体面的挣扎写就。但是，这恰恰是80年前人们亲身经历的故事，也恰恰是在这些经历之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得以建立。

下文摘自《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伊恩·布鲁玛著 倪韬 译

01

饥荒

几十年过后，说起1945年5月由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军轰炸机空投，再由红十字会分发的“瑞典白面包”时，荷兰人依旧会流下感激的泪水。

孩提时代的我曾经幻想过那个奇妙的情景，想象大块大块的白面包像雨点一样从天而降。

实际上，当人们站在红瓦屋顶上兴高采烈地挥舞厨房抹布时，超低空飞行掠过他们头顶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和B-17型轰炸机投下的不仅仅是一袋袋面粉，还有一个个柳条箱，里面装满了巧克力、人造奶油、腌牛肉、鸡蛋粉、香烟、咖啡和口香糖。

对于英美两国的轰炸机飞行员而言，在荷兰空投食物是一项令人欢迎的差事。荷兰人对此感激涕零，许多人已经饥肠辘辘。

饥荒的问题在于，食物太多或者种类不对，一样可以要了人的命。即使是友好的加拿大士兵递过来的饼干，吃下去的结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饼干可诱发极度口渴，只能靠大碗大碗地喝凉水来解渴。而大量饮水会导致没有消化的饼干在胃内膨胀，最终撑破胃壁。受害者很快就会死亡。

放眼世界各个角落，不论是在光复的国家还是在战败国，因为所有公共服务一概陷入停滞，经济不再运转，几乎各地都是饿殍遍野。

对比荷兰、意大利、南斯拉夫或德国的生活，英国人的日子过得可是舒坦多了，但也远不到殷实的程度。

事实上，到了1945年5月，战时食物配给还一度减量：家家户户分到的烹调油少了，培根也少了。到了1946年，甚至连面包都搞起了配给制。许多人依旧睡在伦敦地铁的隧道里，而且就算战后一年里，供暖也是时有时无的。

《闪电战》

美国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曾在1945年夏天造访伦敦。在伦敦的霍本区走着走着，他闻到了一股恶臭。转过身，他看到了“一个小型市场，一面打开窗户的窗台上摊着一排排死乌鸦。很明显，这家店只卖这个”。

伦敦在庆祝胜利几个月后依然显得很压抑，不单单是因为缺少像样的食物。

埃德蒙·威尔逊用他自己的话总结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普遍情绪：“战争一结束，一切突然显得那么空虚、病态和没有意义！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只收获了破坏，却无力在废墟上建起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

法国人的心态更加消沉和低落。供应部长保罗·拉马迪埃被人戏称为“拉马丹”，即穆斯林禁食的斋月；每天那点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则叫“拉马节食”。

法国农民拒绝以固定价格出售粮食，因为他们依靠无处不在的黑市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要是没有黑市，大部分法国人根本不可能有好日子过。

由于法国经济被德国人全方位榨干了，黑市在法国的存在已经有些年头。光复后主要的问题并不只是食物紧缺，而是将食物从乡村运往饥肠辘辘的城市变得很困难。

运载卡车和汽油十分紧俏。因此掌握这些重要交通资源的人就能迅速致富。

瞅准了这个机会，一些很能钻营的美国兵——他们中有些在老家还有犯罪记录——开小差做了逃兵，在巴黎组织起黑帮。他们计划盗取军用卡车，然后伪造文书，或贿赂看守油库的门卫，以取得燃油。这些油接着被倒卖给法国黑帮。

美国“倒爷”从中发了一笔横财，但很多人因为太过招摇，花钱无度，结果东窗事发被抓。一旦往美国国内汇款，他们的行迹就会败露，于是这些人选择在巴黎花天酒地，他们挥金如土的阔绰劲儿引起了官方的警觉。

想在欧洲大陆像王公贵戚一样逍遥自在，就得干在合法和不合法之间打擦边球的勾当。也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在黑市餐馆和夜总会里，香槟和美酒依旧流淌，各种珍馔应有尽有。

匈牙利小说家马洛伊·山多尔亲历了布达佩斯的解放过程。这座受到战火严重戕害的城市在1945年2月苏联红军解放前被围困了两个多月，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1美元或一块金子的价值隔夜就能涨至几十亿。

马洛伊回忆道，在物价飞涨的日子里，“多数布达佩斯的居民都变得骨瘦如柴，就好像解剖学教科书里那些人体骨架素描一样，一点肉和脂肪都没有”。

然而，对比柏林和大多数德国城市，布达佩斯的情况就算是好的。因为在柏林、法兰克福、汉堡、不来梅、德累斯顿，以及规模更小的市镇所剩下的只有余烟未尽的碎瓦颓垣，其间还散发着死亡的恶臭。

《不死鸟》

战后最初几个月里，这些地方静得出奇，这让初来乍到的参观者吃惊不小。

站在柏林市中心，剧作家卡尔·楚克迈耶回忆起这里在战前的样子：路上车水马龙，汽车喇叭声不断，人们叽叽喳喳地聊天，购物，喝酒吃饭。

如今，他感到自己仿佛独自一人置身于一片寂静的废墟中。

这时他听到身旁一阵轻微响动，只见一个瘦弱的小男孩，脚上穿着木拖鞋，正拖着一辆小手推车穿过遍布残骸的卵石路。风轻柔地吹过眼前这片破败景象，楚克迈耶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02

援助

在战败国，饥荒和疫病肆虐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城市已经爆发了斑疹伤寒、普通伤寒、肺结核等传染病。在日本，1945年有2万多人死于痢疾，到了1948年，有将近70万人感染上了斑疹伤寒、普通伤寒、肺结核、霍乱和脊髓灰质炎。

日本人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开始饿肚子了。等到战败后大批军人返乡时，本来就很困顿的局面演变成一场危机。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只能住在火车站的地下过道里。父母双亡的孤儿靠捡拾烟蒂换取吃的东西，除此之外要么当扒手，要么出卖他们营养不良的肉身。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还应该铭记家园毁于战火的几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在蒋介石委员长统率的国统区，美国军人吃惊地发现竟然有小毛孩溜进他们的军营，从垃圾箱里翻找食物。

一名美军中士回忆道：“牵着年幼女儿的母亲们来到我军的岗哨前，提出想把小女孩送给我们，换点糖果和香烟。”

《一九四二》

战后人类经历的苦难程度是如此深重，以至于几乎没必要在不同国家之间作对比。

德国不仅要安顿本国国民和返乡士兵，还要应对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远道而来的1,000多万讲德语的日耳曼族难民，他们被驱逐出土生土长的家园，这种排德潮还得到了同盟国政府的官方批准。庞大的难民潮大大增加了四处游荡、寻找食物和栖身之所的流民的数量。

1945年可怕的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和德国的粮食危机。在德国东部，大量的农业机械要么毁于战火，要么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被洗劫一空。战时顶替德国人劳作的外国雇农在战后纷纷离开。日本帝国曾依赖其治下的亚洲各地提供粮食，如今则被切断了供应。

10月，日本财政大臣告诉美国记者，如果不能马上进口食品，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将有1000万日本人饿死。在德国，人们也做出了同样灾难性的预测。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提出严正警告：“如果我们现在的担心成为现实，即数以百万计的人将在今冬饥寒交迫，这种局面将不会是资源破坏和全世界物质短缺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让人生起恻隐之心，但一想到纳粹德国曾经的受害者还在类似贝尔森集中营这样的地方挨饿，想到在日军战俘营里的囚犯饱受煎熬，想到上百万的难民和流离人员需要被遣返回乡，想到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自己都只能靠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果腹，而菲律宾人、中国人、印尼人分到的只会更少，最后再想到对德国陆军和党卫队全面饥饿政策记忆犹新的苏联人，公众对日本人和德国人的同情心只能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总得做点什么，不是出于道德理由，而是实际考虑。德国和日本的全盘崩溃将使盟国政府肩负难以承受的压力，并使任何有序的战后秩序重建工作化为泡影。

《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

关于援助还有其他考量，这种考量对美国议员更具说服力。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丹尼尔·弗勒德向同僚呼吁：“饥馑、荒芜、疾病会酝酿动乱，催生共产主义的幽灵。”

于是，盟国采取了行动。在德国的英占区，自11月下旬起，英国将军杰拉德·坦普勒爵士下令释放约80万名德国战俘，让他们在农场干活，抢救仅剩的一点收成。

美国人也开始向德国人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援，以“防止疾病与动乱”。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保障德国人的最低生活标准。至于到底有多低则没有定论。

同样，日本的盟军司令部也收到了类似的严苛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命令严令麦克阿瑟将军限制向日本人发放救灾物资：“只需达到避免出现危及占领军或阻碍军事行动的大面积疾病和动乱的程度即可。”

值得德国人和日本人庆幸的是，这些惩罚性指令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人为弱化了。因为那些真正负责管理被占领国的长官对这些措施的危害性心知肚明。这些大人物真正担心的是德国人一怒之下会转投共产主义，或者孕育复仇思想。

德国大部分农业都集中在东部，此外还有几大工业基地，但东德的苏联统治当局并未出力重建德国的经济基础。相反，硕果仅存的一些工厂和其他资产被苏联人哄抢一空。刚刚从纳粹监狱获释和从莫斯科流亡归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此无能为力。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东北。8月9日，苏联举兵南下攻打伪满洲国。日本人靠残酷镇压当地人后建造起来的重工机械厂、现代铁路、采矿设备，均被苏联人以风卷残云之势分抢得干干净净，所抢物资悉数运回苏联。还没等中国人有机会夺回东北，就出了这种事情。不管是中共，还是蒋的国民党，根本无力制止如此肆无忌惮、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

苏占区的德国人，包括共产党人，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们的国民经济正在遭受苏联人的大肆劫掠，但除了养活自己外，他们还要供养苏联占领军。这些待遇使得德国工人很难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同情。

话说回来，苏占区里许诺发放给德国人、让他们得以活命的食品配给并不比盟军占领区的份额低。即使面包充足，新鲜食品还是寥寥无几。是军粮，让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战后第一年里避免了灭顶之灾。

03

黑市

然而，即使有了盟军提供的给养，大部分欧洲人和日本人还是得依靠庞大的犯罪网络——也就是黑市——来维持生计。

日本作家坂口安吾注意到，那些受训为天皇陛下光荣捐躯的年轻士兵和飞行员，摇身一变成为黑市投机分子的速度是何其之快。能与之相比的也只有那些战争寡妇，她们把对自己战死丈夫忠贞不贰、恪守妇道的原则全抛之脑后，给自己物色了新情人。

事实就是这样，安吾写道。他对此也并无厌恶之意。因为通过颓废堕落，通过舔尝人类最原始的贪婪和欲望，日本人能够找回他们共有的人性。让愚蠢的天皇崇拜见鬼去吧！让开着自杀式飞机舍生取义那套见鬼去吧！“我们变得如此堕落，不是因为吃了败仗，我们堕落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还活着。”

毋庸置疑，许多日军的退伍老兵都进入黑市，谋得了一份营生，同样以此为生的还有朝鲜和台湾黑帮、日本混混组成的团伙，以及一个垮掉的社会里的其他无业游民。

《黑皮书》

什么东西都能拿来卖，也会被人买走。在中国东北，日本殖民者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十五年，苏联军队一杀到，轮到他们害怕了，而且由于无法回国（大多数交通工具都留给部队和高级日本官员），他们不得不在黑市上变卖所有财产，换口饭吃：有和服、家具、古董，有时甚至还卖亲骨肉。

经过殖民主义教化，日本人天生智商就比中国孩子高的观念让日本婴儿十分吃香，对于将来需要男性劳动力的中国农民而言更是如此。

日后成为日本央行副总裁的藤原作弥在战争结束时还是个孩子，家住中国东北。他至今仍记得当初听见中国人吆喝：“有卖小孩的么？有卖小孩的么？”开价介于300-500日元之间。有时孩子刚买到手，立刻就被转手卖出更高的价格。

日本黑市上的大部分商品来自部队给养，盟军士兵将其转卖给日本黑社会。一些人设法在战争末期藏匿了70%的军用物资，剩余的30%里有各式各样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材料。

美国人后来将这笔物资转交给日本政府，用以造福百姓。不过这些大体上跟先前被中饱私囊的物资一样不翼而飞了，许多日本官员——有些还是昔日的战犯——因此富得流油。

对于靠犯罪支撑起来、乘人之危发国难财的经济形态，其一大后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崩溃。具体体现在每个人都只顾自己，不问他人。

指责别人正是大多数人的做法。

在德国，犹太人和流离人员经常被诟病为暴力行为和投机倒把的元凶。在日本，人们眼里最恶劣的犯罪分子是朝鲜人、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这些“第三方国籍人员”——既非日本人，也非美国人。他们中许多人被运到日本做奴工。

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帮会当然要同日本人夺食，参与黑市交易的犹太人和流离人员亦是如此；他们一样也得想法子生存。

实际情况却是，大部分投机分子，特别是那些最有势力的“倒爷”，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别的外国人，而是德国人自己。

犹太人、第三方国籍人员和其他外国人会被看成是一肚子坏水的罪犯，其中一大原因是纯粹的偏见。这是一种人类共有的脾性，在恶劣条件下会更趋强化，另外，普遍的看法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偏见。

许多人认为，盟军优待和偏袒外国人，驻日美国宪兵对朝鲜人的行为听之任之，而盟军官方为了确保犹太人生活优渥，不惜牺牲无辜的德国人。

这些说法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鲜有犹太人能过上优渥的日子，甚至连舒服也谈不上。因为盟军官兵自身也无法对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免疫。多数美国人似乎觉得德国人、通敌分子和来自波罗的海的难民比深受创伤的犹太人更好相处。

《高个儿》

最重要的是，迁怒外国人是否定思想的一种表征，其本质是拒绝承认德国人和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人更容易对自己的遭遇顾影自怜。

《扬基人》杂志的一名记者在柏林散步途中目睹了这么一出：一个德国女人正朝一个俄国女兵破口大骂：“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德国人却只能饿肚子。”

但即使在当时，也能听到意见不一的声音。《柏林每日镜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就谴责：“这种竖起一道墙，企图将自己和对波兰人、犹太人以及俘虏犯下的骇人暴行隔绝起来的做法；对美国和英国恩赐的食品毫无感激之意，反而觉得理所应得，这种思想太过愚蠢……”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市经济逐渐被更有秩序的市场所取代。但这段无法无天的岁月对后世有着深远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因为战后经济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黑市一举打碎了旧的阶级分层。由于没有了老牌竞争对手的打压，建立公司成为可能。1945年，井深大在东京一家被轰炸过的百货商店里开了间修理无线电的铺子，这就是后来索尼公司的雏形。

在此，有必要一字不漏地引述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一段文字。这位作家曾流亡加利福尼亚，躲避战祸。战后，德布林回到德国，却自感再度成了流亡者。这里有一段他在温泉胜地巴登-巴登写下的话：

回到德国，我的一大印象是德国人就像一群蚂蚁，在一个业已被摧毁的蚁穴间钻来钻去，他们高度亢奋，迫不及待地忙这忙那，连巢穴被人端了、自己将无处安身立命都不自知。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必需的工具，没人给他们下命令，就没法立刻开展工作。

对国殇，他们并不感到太难过，反而充满了想发愤图强的干劲。今天的他们没办法，但要是有，他们定会为明天欢欣鼓舞，欣喜于陈旧不堪、胡乱堆建的巢穴已被推倒，摆在眼前的是建立一流和现代新家园的大好契机。

封面来源：《不死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