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作为这个星球唯一一个几千年来，系统记录自身族群历史的国家，历史从来都不是闲书，也不是边角料的课程。
史官，便是朝廷专门设置的官职，记录历史，也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在上古的时候，巫和史都是 “一家人”。
巫负责沟通天地鬼神，史则记录人事天象。
后来两者分开，史官便留在帝王身边，专门盯着王朝、帝王的大事。
那历代的君王，为什么要在自己身边放个 “人形记录仪”来盯着自己？
《汉书 ·艺文志》里说：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君王说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都要记录下来。
这不像记日记式的流水账，也不是为了好玩，是为了逼着君王要谨言慎行，给天下做榜样、立规矩。
《左传》则直接点明： “君举必书。举而不书，后嗣何观？”
说的是君王这个一把手行事，如果不留下记录，你让后代子孙看什么？
毕竟君王 “口含天宪”，一言一行都影响天下人的“命运”。
所以 君王说话，右史记录；君王行动，左史记下。
君王做的好事，要记录表扬；做了坏事，也要 “曝光”，这就是所谓的 “彰善瘅恶”。
古人很早就清楚，权力一定要约束，如果权力 “任性”，那就容易肆无忌惮。
帝王作为人间至尊，基本上没人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审判他。
那就是直接用 “身后名”来管住他。
辛弃疾说：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人人都在乎 “身后名”，而史官的那支笔，就是“身后名”的审判官。
很多人都熟知的一个历史典故：春秋时期齐国大臣 崔杼 ， 因不满齐庄公和他妻子私通，直接干掉齐庄公。齐国的太史公则记录了这件事，直接写 “ 崔杼弑其君 ”， 崔杼 让太史修改记录，结果太史拒绝。
崔杼 愤怒之下，接连杀了太史及其两个弟弟，而太史公最小的弟弟依然据事直书，而另一位史官 南史氏 则带着竹简赶来，准备继续记录。最终 崔杼 无奈放弃。这就是史官的底气。
君王活着的时候不怕眼前的大臣，却害怕青史上留下骂名。
这是史官记录历史的第一个作用： 记君王善恶。
记录历史的第二作用，便是大家都知道的 “以史为鉴”。
《诗经 ·大雅·荡》 上说：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说殷商的教训并不远，就在夏朝之后，前人的教训、兴亡得失，就是帝王最好的 “教科书”。
唐太宗修前代史书，目标很明确，那就是 “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是为了 “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
古人很务实，也很清楚：王朝总有兴衰，没有永世不落的王朝。
把前车之鉴写在史书里，供给当朝君臣翻看，以免重蹈覆辙。
第三个作用，便是惩恶扬善，稳定天下伦理纲常。
孟子说：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乱臣贼子为何惧？那是因为乱臣贼子虽然可能躲过当世刀斧，却躲不过史书的褒贬。
好人留美名，坏人留恶名，以此来教化天下万民，守住社会纲常秩序。
唐代著名史官 刘知几 认为，史官的任务就是 “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当然这里还得稍微普及一下，先秦的史官可不只是简单记录言行、整理前代历史，还得管国家典章、王室诏令、四方档案、谱系祭祀，还要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所以早期的史官，是档案管理员、是天文官、还是君王的机要秘书，是复合型人才。
最后一个作用，就是 “关乎正统”。
朝代更迭，江山易主，是历史的规律。
古人常说一句话， 国可灭，史不可灭。
新朝为什么要给前朝修史？
一来是总结前朝为什么完蛋的；二来梳理世系，定正统，谁是正统，谁是 僭伪 ， 都由史书来评定。所以说史书，是政权合法性的证明。
我们现在网络上面对争议事件，最后都由 “官方声明”来做定论。即便这定论有争议，但基本上成了最终的“盖章论定”了。
所以总的来说，历朝历代一定要设史官，这是最具分量的 “正统说明”，这分量不比兵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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