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六岁上海老人病逝，同居十八年保姆，直至离世才知晓自己被骗

父亲走的那天，上海下了场毛毛雨。我接到电话从苏州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被白布盖上了。保姆张红梅趴在床边哭得浑身发抖，嘴里一遍遍喊着“老头子啊，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一个人”。我膝盖一软，跪了下去，眼泪糊了满脸。那时候我心里是真的感激她，觉得这十八年，多亏有这个女人才让我爸活得像个样子。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十八年，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

我父亲叫周志强，退休前是上海杨浦区一家纺织厂的车间主任。我妈走得早，我嫁到苏州后，他就一个人守着那套七十多平米的老公房。我每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见他冷冷清清的，灶台上落灰，饭桌上摆着隔夜的咸菜。我劝他找个保姆，他死活不肯，说“我还没老到要人伺候”。后来他腿脚不利索了，摔了一跤，才点头同意。

张红梅是家政公司介绍来的，四十三岁，四川人，丈夫在工地出事死了，她出来打工供儿子读书。她个子不高，皮肤黑，但手脚麻利，嘴也甜。第一天进门就挽起袖子把我家冰箱里发臭的菜全扔了，又把窗户玻璃擦得能照人。我爸站在客厅里，眼睛里有了光。他说：“秀芬，这姑娘踏实。”我心里好笑，我爸都七十六了，还叫人家姑娘。可看他高兴，我也没多说。

半年后，我爸在电话里支支吾吾，说张红梅搬进主卧了。他说：“她一个单身女人，住客厅不是个事，我就让她住里屋了。”我嘴上说好，心里咯噔一下。后来我再回家，看见阳台上晾着两条男人的内裤，和我爸的尺寸明显不对。我问爸，爸脸一红，说：“红梅说搭伙过日子，你同意不？”我沉默了很久，我妈走了十年，我爸确实孤单。我说：“只要她真心对你好，我没意见。但你们得领证。”我爸摇摇头：“她说不用，她不是图那个名分。”我心想，这年头还有不图名分的？但看她确实把我爸照顾得白白胖胖的，我也就信了。

这一信，就是十八年。

这十八年里，我每次回娘家，张红梅都变着花样做菜，我爸最爱吃的红烧肉，她烧得比饭店还香。我爸的头发她剪，指甲她修，就连洗澡搓背都是她。邻居们都说，周老头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气，捡了这么个宝。我爸也得意，总当着我的面夸她：“红梅比我亲闺女还亲。”我听了心里酸溜溜的，但不得不承认，我这个亲闺女确实做不到天天伺候。

我爸退休金一个月四千多，从张红梅进门第二个月开始，就全交给她当家。我提醒过爸，爸说：“红梅管钱，我放心。”后来我爸把工资卡，存折，连密码都给了她。我说他糊涂，爸眼睛一瞪：“红梅跟了我这么多年，一分钱没要，她还自己贴钱买菜，你晓得不？”我语塞。确实，张红梅从来没跟我提过工资的事。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爸八十岁，九十岁，九十三岁，身体还算硬朗。张红梅也老了，头发白了一半，但精神很好。她儿子在四川结婚，她还借钱给儿子买了房。我有些不满，但爸说：“红梅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帮一把应该的。”我气得不想说话。爸越来越听她的，连我打电话回家，他都让红梅先接，问清楚是谁才接。

有一年冬天，我爸半夜咳嗽，张红梅背着他下楼去医院，自己累得犯了高血压，住了两天院。我爸守在病房外，像个孩子一样哭。他说：“我这条命是红梅捡回来的。”我听了也掉泪。那时候我觉得，就算她图点什么，也是应该的。

直到我爸九十四岁那年，摔了一跤，股骨骨折，住进医院。张红梅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两个月，瘦了十几斤。同病房的老病号都在背后说：“这哪是保姆啊，亲闺女都不如。”我心里也感动，觉得她可能是真心对我爸好。

我爸出院后，身体就垮了，走路拄着拐杖都打颤。张红梅更忙了，每天给他按摩，熬骨头汤，扶他上楼下楼。我爸清醒时拉着我的手说：“秀芬，红梅跟了我十八年，没名没分的。我走了，你给她留点养老钱。”我说：“爸，你放心，我会的。”我当时是真这么想的，想着就算不给她房子，给她个十万八万也成。

可我爸走后，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天真。

那是办完丧事的第三天，张红梅坐在我爸常坐的藤椅上，手里拿着一张纸，说是爸临走前交给她的。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我周志强自愿将杨浦区XX路XX弄XX号房产赠与张红梅，作为她十八年照顾我的报答。”落款是我爸的名字，还按了红手印。日期是三年前。

我脑袋“嗡”了一声，说：“我爸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张红梅抹着泪说：“他怕你们不高兴，才没说的。他特意去公证处做了公证，还带我去房管局办了过户。”说着从包里掏出个红本本，翻开，户主一栏赫然写着“张红梅”。

我当场就疯了。那套房子是我妈和我爸省吃俭用攒下的，学区房，现在市值至少三百万。我爸凭什么不声不响就过户给她？我打电话给我哥，我哥从深圳赶回来，看了公证书也气得发抖。我们兄妹俩决定要个说法。

我们去了房管局，调出了当年的过户档案。过户时间是五年前，我爸八十九岁。交易方式填的是“买卖”，成交价十万元，但档案里根本没有转账记录。也就是说，名义上是卖，实际上没给钱。我又去公证处查，发现那份赠与公证书里，我爸的签名和按手印都在，但公证员说当时没有录像，只有当事人和陪同的一个女人。陪同的女人就是张红梅。我怀疑我爸当时根本不清楚自己在签什么。

我们决定起诉张红梅。理由是我爸当时年事已高，存在认知障碍，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赠与合同无效。

官司打得很艰难。张红梅请了个律师，在法庭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她十八年任劳任怨，一分钱工资没拿过，现在老头子尸骨未寒，我们就要把她赶出去。法官问她：“你照顾老人期间，老人每月的退休金是不是都交给你了？”她支支吾吾：“那是他主动给我的。”法官又问：“他给你当生活费，那你的工资从哪算？”她说：“我没要工资。”法官说：“那每个月退休金四千多，老人自己花得了吗？剩下的是不是都归你了？”她不说话了。

我们这边拿出了一份关键证据——我爸在社区医院的体检档案。就在过户前半年，我爸被诊断出轻度认知障碍，医生在病历上写了“反应迟钝，记忆力明显减退，需家属监护”。也就是说，他那时候已经不是完全正常人。这份病历，张红梅肯定不知道。因为她从不让我爸去医院体检，说她自己懂医。

法庭上，张红梅的律师开始攻击我，说：“原告常年不在父亲身边，父亲都是我的当事人照顾，你们现在来抢房子，良心何在？”我哭着说：“你照顾我爸，这恩我记着。可你骗他房子，这是恩将仇报。”张红梅在旁听席上喊：“我没骗他！是他自愿的！”

这时候，我哥站起来，把一叠银行流水递给法官。原来我们查了张红梅的账户，发现这几年她陆陆续续把我爸退休金的余额都转走了，一共转了四十三万。我爸在医院做手术的钱，最后还是我掏的。看着那些冰冷的数据，我终于明白，她这十八年，演了一场多么漫长的戏。

最终，法院认定，张红梅利用与我爸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我爸认知障碍的情况下，以明显不合理低价的买卖方式过户房产，属于欺诈行为，赠与合同无效。判决那套房子归还我爸的遗产范围。张红梅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官司赢了，可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去看守所看望张红梅，她坐在玻璃后面，头发乱糟糟的，像老了十岁。她看见我就哭，说：“秀芬，我对不起你爸，可我也没办法，我儿子要结婚，买房差一大笔钱，我一时鬼迷心窍……”我打断她：“你从第一天进门，是不是就冲着房子来的？”她沉默了很久，低下了头。我的心像被刀割了一下，这十八年，我爸把所有的信任和依赖都给了她，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算计。

我最后一次整理我爸的房间，在床头柜的抽屉深处，翻出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装着我妈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张泛黄的存单，是我爸攒了一辈子的积蓄，一共八万块，存的定期。存单背面写着：“给秀芬和建国，爸妈没本事，就这些了。红梅是个苦命的人，她如果愿意，你们就当姐姐待她。”我爸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原来我爸不是完全不知道，他可能隐隐察觉了张红梅的私心，但他还是选择包容她，甚至还在想着她的好。他太孤独了，孤独到宁愿被人骗，也要有人陪。

父亲走的时候九十四岁，他至死都不知道，那个他叫了十八年“红梅”的女人，其实早就把他卖房的公证文书锁进了保险柜。他以为自己遇上了晚年的真感情，却不知道那感情底下，埋着一座坟。

我拿着那张存单，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窗外又下雨了。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爸牵着我的手去弄堂口买生煎包，他总把最大的那只留给我。现在他走了，永远地走了，而我连他最后是怎么被蒙骗的，都毫无察觉。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一定多回来看看他，多陪他说说话，不让他一个人被寂寞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