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IMF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系统分析，看消费、创新与绿色转型

2026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迈向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模式》（Toward a New Economic Growth Model for China）一书，组织多位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从居民消费、服务业发展、产业政策、生产率、绿色转型，到财政体制、地方政府债务、货币政策、金融体系和破产制度，对中国未来增长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汇集了IMF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成果。

书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速接近9%，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已经由1978年的63岁提高到2025年的79岁，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贸易和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力量。

全书的基本判断是：以高储蓄、高投资、房地产、基础设施、制造业和出口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正在面临边际收益下降、地方政府债务上升、房地产调整、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放缓等约束，因此未来增长动力需要更多转向居民消费、服务业和生产率提升。围绕这一判断，全书提出扩大社会保障、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减少部分产业政策、扩大服务业开放、强化市场机制、深化金融和财政改革等一整套政策主张。

进一步阅读也会发现，这本书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方法论特征：在发现中国经济问题时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而在解释问题和设计解决方案时，仍然较多地以欧美成熟经济体的制度结构和发展结果作为参照。由此导致部分分析虽然在数据上成立，但政策含义却值得进一步讨论。

一、消费不足不能简单归因于社会保障支出不足

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是全书判断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依据。第二章专门讨论降低居民储蓄和扩大消费问题。研究认为，中国居民储蓄率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与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不足、农民工公共服务获得不足以及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书中将中国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与OECD国家进行比较，并由此认为，中国相关公共支出水平偏低，是居民保持较高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原因。

这一分析并非没有依据。对于农村居民、农民工以及低收入群体而言，继续提高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无疑有助于降低家庭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储蓄需求。书中的实证分析也发现，提高农村地区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储蓄率下降之间存在显著联系。因此，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扩大消费的重要政策方向之一。

但值得商榷的是，以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进行国际横向比较，本身可能存在较强的价格效应。医疗、教育和养老与一般可贸易商品不同，是高度依赖本地工资、制度和服务价格的非贸易部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医疗和高等教育价格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相同数量甚至相近质量的服务，在欧美可能需要远高于中国的货币支出。如果只比较支出占GDP的比例，就容易把服务价格差异转化为福利水平差异。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医疗支出占GDP达到10%，并不意味着居民获得的有效医疗服务必然是支出占比5%的国家的两倍。较高的医疗支出既可能来自更充分的保障，也可能来自医生工资、药品价格、保险管理成本以及医疗体系自身运行成本较高。因此，对于中国社会公共支出水平的判断，应更多引入购买力平价和公共服务价格差异，并结合实际结果进行评价，而不能简单以名义支出比例衡量。

事实上，该书自己也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事实：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由1978年的63岁提高到2025年的79岁，明显超过多数新兴经济体，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这意味着，中国虽然医疗投入占GDP比重低于部分欧美国家，但单位支出获得的健康产出并不一定低。类似地，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等领域，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低成本、广覆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取得了极为瞩目的发展成果。

因此，中国未来当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医疗、养老、教育和社会保障水平，但政策目标不应简单变成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向欧美收敛。更重要的问题，是能否以较低成本提供更高质量和更加普惠的公共服务。中国需要追求的是社会福利水平和保障能力的提高，而不是财政支出规模本身的提高。

进一步看，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也不能主要归结为社会保障不足。居民消费最终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就业稳定性、财富变化、人口结构和未来收入预期。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调整造成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变化，以及就业和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同样会增强居民储蓄倾向。因此，扩大消费除了完善社会保障，还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稳定就业和收入预期，降低住房、养老和教育等长期支出的不确定性。只有收入增长、预期改善和公共保障共同发挥作用，消费才能形成可持续增长动力。

二、对中国碳排放责任的评价，应从静态比较转向历史阶段比较

全书关于绿色转型的分析同样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研究充分肯定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取得的进展，也承认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较快，并且中国在全球历史累计碳排放中的占比仍然明显低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但与此同时，书中更多强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年度碳排放国，并据此认为，中国需要更早实现碳达峰、更快降低煤炭使用，并承担更加重要的全球气候治理责任。

如果只是讨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当前年度碳排放大国，当然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但如果进一步讨论责任分担的公平性，仅依据当前年度排放进行比较是不充分的。

碳排放问题本质上与工业化过程高度相关。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都经历过较长时期的高能耗和高排放阶段。这些国家今天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明显提高，再将其当前排放水平与仍处于现代化、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进行横向比较，实际上存在明显的发展阶段错位。

更具有经济学意义的比较方式，应当把今天的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人均收入、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率相近时期进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判断中国在相同发展阶段承担了多大的减排责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的条件下，就已经大规模发展新能源、光伏、风电、电动汽车、储能和特高压输电，并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其实际承担的环境约束远高于欧美国家历史上相同发展阶段。

历史累计排放同样不能忽略。全球气候变化是长期存量问题，而不仅仅是某一年流量排放问题。欧美国家过去两百余年的工业化已经形成大量历史碳排放，如果只强调当前最大的年度排放国，而淡化历史累计排放，就容易造成国际责任分配上的不对称。

此外，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还承担了大量为其他国家消费提供产品的生产活动。相当一部分中国的生产端碳排放，最终对应的是欧美和其他国家居民的消费需求。如果完全按照生产所在地计算责任，而忽略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就容易使制造国承担更多排放责任，而消费国承担相对较少的责任。

因此，中国需要坚定推进绿色转型，但评价中国气候责任应同时考虑历史排放、人均排放、发展阶段、国际产业分工和实际减排贡献。中国绿色发展应当建立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上，在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也应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发展权。不能要求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以已经完成工业化几十年的发达国家当前经济结构作为即时约束标准。

三、政策建议背后仍带有较强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范式

相比消费和碳排放等具体问题，更值得讨论的是全书背后的理论参照系。从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服务业，到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和破产制度，整本书呈现出比较清晰的逻辑，即减少政府直接干预、扩大私人部门作用、强化市场定价、推进竞争中性、缩减产业政策并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对外开放。

其中许多改革方向本身具有合理性。中国确实需要进一步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无效投资和地方保护，完善金融监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但问题在于，当这些政策组合起来之后，可以看到一个较为明显的隐含假设，即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自然终点。政府作用越小、资本流动越自由、产业政策越少、金融配置越市场化，似乎就意味着经济制度越成熟。

这实际上具有较强的新自由主义色彩。

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经验恰恰表明，并不存在一种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发展阶段的唯一最优制度模式。制度有效性高度依赖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历史条件、国际环境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对于一个人口超过十亿、城乡差异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同时拥有全球最完整产业体系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最优边界，不可能与人口只有数千万、早已完成工业化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完全相同。

因此，评价中国经济制度不能简单采用距离欧美制度还有多远的逻辑，而应考察一项制度是否能够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

四、中国一些特殊制度同时具有发展和风险保障功能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往往强调土地要素充分流动、产权完全市场化和资源自由配置的效率收益。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容易被理解为土地要素市场化不足。

但如果放在中国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体系中观察，其经济功能远不止生产资料配置。对于大量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人员而言，农村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同时是一种家庭资产和风险保障。农民进入城市就业之后，即使遭遇失业、经济衰退或城市生活成本冲击，仍然保留一定的农村生产和生活保障。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欧美正式社会福利体系的隐性社会安全网。

这种制度安排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降低了居民由于短期失业迅速陷入极端贫困的可能性。欧美特别是高度金融化经济体中，一旦家庭失去稳定就业，同时存在住房抵押贷款和较高生活成本，收入冲击可能迅速转化为资产负债表危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虽然牺牲了一部分完全市场化配置的静态效率，却可能换取更高的家庭风险承受能力和宏观社会稳定。

因此，中国特色制度的经济效果不能只计算显性的市场效率，还应该计算其隐性的社会保险价值。一项制度究竟是不是低效率，取决于评价函数中包含哪些变量。如果只计算资本回报和土地流动效率，其结论可能是一种结果；如果同时加入失业风险、社会稳定、贫困发生率以及经济危机期间的家庭韧性，结论很可能完全不同。

这也是研究中国经济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国很多制度安排同时承担经济、社会和稳定等多重功能，不能简单用单一的资源配置效率指标评价。

五、扩大开放并不意味着放弃开放的阶段性和风险边界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金融开放和资本流动领域。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开放从来不是一步到位的全面自由化，而是一条极为典型的渐进式开放道路。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从加入WTO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今天的制度型开放，几乎每一步都采取先试点、后推广，在扩大开放的同时保留必要风险控制能力的方式。

这一开放道路并非改革不彻底，而恰恰是中国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后发经济体而言，开放带来的不仅是资源、技术和市场，也包括资本流动、汇率、资产价格以及金融周期冲击。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等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说明，资本账户开放速度如果明显快于国内金融监管能力和实体产业竞争力提升速度，就可能产生严重的金融风险。

尤其对于中国而言，金融资产规模庞大、产业体系完整、居民储蓄率较高，一旦资本账户全面开放之后出现大规模跨境资本波动，其冲击不会只体现为金融市场价格变化，还可能通过汇率、房地产、产业投资和企业融资传导至整个实体经济。

因此，中国扩大开放必须坚持阶段性。开放本身不是终点，利用开放促进发展才是目标。真正高水平的开放，不是简单取消全部资本流动限制，而是在扩大市场准入和国际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保持金融稳定、宏观政策自主性以及关键产业安全。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需要避免把西方成熟经济体现有的金融开放程度直接作为改革坐标。日本、韩国以及部分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表明，当一国尚未建立充分强大的产业和金融体系时，过早将国内金融体系完全暴露在国际资本周期之下，可能付出非常高的调整成本。

六、不能以发达国家发展的终点评价中国发展的中途

以上几个问题背后，其实指向同一个更深层的方法论问题：不能简单用发达国家发展的终点状态，来评价中国发展的中途状态。

当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存在明显差距，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依然存在，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升级也仍处于持续推进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以美国、欧洲成熟经济体的消费率、服务业占比、社会支出水平、金融开放程度作为评价标准，就容易把发展阶段差异理解为制度缺陷。

例如，中国制造业占比较高，从欧美经济结构来看可能意味着服务业发展不足，但从全球产业竞争和发展阶段来看，完整制造业体系恰恰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竞争优势之一。中国当前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制造业占比太高，而是如何推动制造业由规模优势向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生产率优势转变。

同样，中国投资率较高，也不能完全解释为投资过度。在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善的东部地区，传统投资边际收益确实下降，但在科技基础设施、能源体系、城市更新、新型电网领域，以及中西部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大量高回报投资空间。真正的问题不是投资率高低，而是投资投向和资本配置效率。

产业政策亦是如此。对一个已经处在全球技术前沿、产业体系高度成熟的国家而言，减少产业政策可能有利于降低政府干预。但对于处于技术追赶和产业升级阶段的经济体，产业政策在解决技术外部性、协调产业链投资、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可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中国是否应该取消产业政策，而是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有效，怎样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保护和资源错配，并建立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

因此，中国改革当然需要吸收国际经验，但国际比较必须建立在发展阶段可比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把今天的美国和欧洲当作中国明天唯一的制度模板。

七、真正的新增长模式应是在改革中形成新的中国发展道路

从这一意义上说，《迈向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提供了一套可以直接照搬的改革方案，而在于从外部视角系统提出了中国下一阶段必须面对的问题，IMF的研究或是一面值得认真观察的镜子。房地产之后依靠什么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居民消费如何持续扩大，人口老龄化如何应对，地方债务如何化解，生产率如何重新提高，人工智能如何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绿色产业如何进一步形成全球竞争优势，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也是中国未来十年至二十年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的发展从来没有简单复制任何现成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渐进式价格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土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地方政府发展型竞争、产业政策、政策性金融以及渐进式开放，都不是对既有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中国现实约束下不断探索形成的制度创新。

未来也应如此。真正适合中国的新增长模式，应当是在继续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保留必要的国家战略能力，在扩大消费的同时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在推进开放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和产业安全，在绿色转型中兼顾全球责任与自身发展权，在完善社会保障的同时继续发挥低成本、高覆盖公共服务体系的优势。

因此，中国新的增长模式不应理解为从中国模式走向西方模式，而应理解为从过去阶段的中国发展模式走向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中国模式。

八、从解释中国问题走向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

由此进一步看，《迈向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最大启示，可能不是如何按照IMF的建议改革，而是中国经济学如何形成自己的理论解释体系。

长期以来，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都在使用西方经济学已经形成的概念和指标体系。例如用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划分讨论中国资源配置，用产业政策与自由竞争的二元划分讨论产业发展，用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衡量金融改革，用社会支出占GDP比重衡量社会保障水平。这些理论工具当然具有重要价值，但中国四十多年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现象，已经很难完全由传统理论解释。

为什么中国可以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实现高速工业化？为什么地方政府竞争既能够造成重复建设，也能够形成强大的基础设施和产业组织能力？为什么产业政策在部分领域造成产能过剩，却又在新能源、高铁、电动汽车等领域促进了产业追赶？为什么相对有限的财政社会支出能够实现较高的基础教育、医疗和减贫覆盖？

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经济学给出自己的解释。

未来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体系真正需要研究的，不是简单证明中国制度是特殊的，而是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规律。政府与市场之间可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存在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最优组合；产业政策并非天然有效或无效，而是存在发挥作用的条件边界；土地制度不仅影响配置效率，也具有社会保险属性；开放不仅产生贸易和资本配置收益，也改变一个国家承担外部金融冲击的风险结构。

只有将这些中国实践进一步概念化、模型化和理论化，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才能从中国案例真正转化为中国经济理论。

中国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使中国越来越像某一个发达国家，而应该是不断寻找最适合中国人口规模、产业基础、发展阶段和长期国家目标的制度组合。中国不仅要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也需要形成能够解释这条道路的经济理论。从中国实践中构建具有自主解释力的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体系，或许才是讨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时，比任何单一政策建议都更加重要的问题。

（作者蒋程虹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来源：蒋程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