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开会，老伴的闺蜜当着满屋子人问我，厂里那笔40万的款去哪了

昨天上午开会，老伴的闺蜜当着满屋子人问我，厂里那笔40万的款去哪了，我说那投票吧，一屋子人没人敢吭声

昨天上午九点四十，厂办会议室里坐着二十三个人，老伴的闺蜜周桂芬坐在我对面，手里转着一支圆珠笔，忽然抬头问我，老陈，厂里那笔四十万的款去哪了。

我手里的保温杯刚拧开，热气扑上来，糊了眼镜片。

满屋子人，没一个出声。

那是周三的例会，本来该说下个月排班的事。周桂芬不是厂里的职工，她是老伴李秀兰从纺织厂时候就交下的姐妹，后来厂子改制，她去了街道办，可厂里的事她比谁都清楚。她儿子在厂里当电工，我小舅子管着仓库，这笔四十万，绕来绕去绕不过她。

我说，那投票吧。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会议室静得能听见窗台上那盆绿萝往下滴水。四十万是去年年底区里拨的技改补贴，账上走了一圈，还剩三十七万二。这事儿我知道，在座的二十三个人，起码有七八个也知道。

可没人接话。

周桂芬把圆珠笔往桌上一搁，说，老陈，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我跟李秀兰是一九八三年结的婚。那时候她在国棉二厂挡车，我在机械厂当钳工。后来机械厂倒了，我带着十几个弟兄出来单干，挂靠在街道，弄了这个配件加工厂。说是厂，其实就是租了粮站的老仓库，隔出三间房，一台旧冲床，两台仪表车。

周桂芬那时候常来家里。她男人跑长途货运，一出车就是七八天，她就带着儿子来我家吃饭。李秀兰蒸馒头是一把好手，周桂芬来了就夸，说秀兰你这手艺不开店可惜了。

后来真开了店。李秀兰四十五岁那年从国棉二厂内退，在菜市场后门租了个小门脸，卖馒头花卷，顺带卖豆浆。周桂芬下了班就来帮忙，不要工钱，就图个热闹。

那几年是家里最好的光景。我厂里接活，李秀兰卖馒头，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周桂芬的儿子没考上，去了职高，学电工，毕业了周桂芬来找我，说老陈你厂里要不要人。

我说来呗。

这一来就是十一年。

前年李秀兰查出来肺上有个东西。从发现到走，一共四十三天。那四十三天里，周桂芬天天往医院跑，比我们儿子回来的次数都多。她早上六点就到医院，给李秀兰擦脸、梳头，指甲剪得整整齐齐，还给她涂了一层透明指甲油。

李秀兰说，桂芬，你别忙了。

周桂芬说，你管我。

李秀兰走的那天是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看了手机。周桂芬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坐着，手里捏着一瓶没拧开的矿泉水，坐了两个钟头。

这些事，厂里没几个人知道。

那笔钱的事，说来话长。

去年十一月，区里来了个技改补贴的政策，说是鼓励小微企业更新设备。我让会计小刘去跑，跑了三趟，材料递上去，腊月二十六，钱到了账。

四十万整。

腊月二十七，我给在座的二十三个人发了年终奖。往年都是每人八百，那年我发了每人两千。周桂芬的儿子拿了六千，因为他是电工组长。

剩下的钱，还了材料商老赵的十八万，那是前年欠下的，老赵儿子结婚要买房，催了好几回。还了银行到期的一笔十五万贷款，再不还就要上征信。

这些账，会计小刘那里都有。

可腊月二十八那天，周桂芬来家里找我。她坐在李秀兰常坐的那把藤椅上，说，老陈，厂里那笔钱，你打算怎么弄。

我说，该还的还了，该发的发了。

她说，那剩下那点呢。

我说，开春要进一台数控，钱不够还得贴。

她没再说什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站，把那双旧皮鞋在垫子上蹭了蹭。那双鞋她穿了起码五年，鞋头都磨白了，可每次来都擦得干干净净。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昨天开会，周桂芬一进门我就觉得不对劲。她平时来厂里都是去她儿子那屋，从来不进会议室。昨天她直接推门进来，在靠门那把椅子上坐下，也不说话，就看我们开会。

开了一半，她忽然问那句话。

我提出投票，是有我的想法。

厂里二十三个人，有十二个是老弟兄，从机械厂就跟着我干。有六个是后来招的年轻人，有五个是家属。周桂芬的儿子算一个，我小舅子算一个。

我想的是，账目公开，让大家表个态。这笔钱怎么用的，有没有问题，二十三个人一人一票。

可周桂芬说，老陈，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她说，秀兰要是还在，你问问她，这钱该不该跟我说一声。

这话戳到我肋骨底下了。

李秀兰活着的时候，家里的事、厂里的事，没有一件瞒着周桂芬。有一年厂里进材料被人骗了八万块，李秀兰气得两天没吃饭，周桂芬来了，说，钱没了还能挣，人别气坏了。她拎着一兜子苹果来的，苹果底下塞着两万块钱。

那两万块钱，李秀兰到走都没还上。

昨天会议室里，我小舅子第一个站起来。他说，姐夫，要不我先出去。

我说你坐下。

他又坐下了。

会计小刘把账本抱过来了，蓝色塑料皮的那个本子，边角都磨圆了。她翻开，一页一页给大家念。十二月二十七号，年终奖支出四万七千二。十二月二十八号，付老赵材料款十八万。十二月二十九号，还银行贷款十五万。

念到最后一页，小刘说，账上还剩三万八千六。

周桂芬说，那四十万呢。

小刘说，补贴是四十万，可进账之前先扣了五万二的税，实际到账三十四万八。

会议室又静了。

周桂芬说，那怎么有人跟我说是四十万。

没人接话。

我后来才知道，是街道办的老吴跟她说的。老吴管着企业服务那块，补贴的文件他经手，他只知道文件上写的是四十万，不知道实际到账要扣税。周桂芬听了老吴的话，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来了厂里。

她不是来找茬的。

她是来要个说法的。

可她说出来的话，一句比一句难听。

她说，老陈，秀兰在的时候你什么事都跟我商量，秀兰一走你就把我当外人了。

她说，我儿子在你这干了十一年，工资从八百涨到六千，我谢谢你了。可你不能拿秀兰的面子当擦脚布。

她说，那两万块钱，我说过要你还吗。

一屋子人，没人敢吭声。

我小舅子低着头玩手机。会计小刘把账本合上又打开，打开又合上。周桂芬的儿子坐在角落里，脸涨得通红，想说什么又没说。

我看着周桂芬。

她六十七了，头发染得乌黑，可发根白了一截。她今天穿了件枣红的棉袄，是李秀兰陪她买的。前年冬天，两个人在商场转了一下午，李秀兰说，桂芬你穿红的显气色。周桂芬说，都多大岁数了还气色。

那件棉袄的袖口已经起球了。

我说，桂芬，账本在这，你拿去看。

她说，我不看。

我说，那你让我怎么办。

她说，你投票吧，我也投一票。

我说，你不是厂里的人。

她说，秀兰是。

这句话一出来，我小舅子把手机往桌上一扣。

他说，周姨，你这话过分了。我姐是我姐，厂子是厂子。

周桂芬说，你姐拿馒头钱贴厂子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话。

这是真的。

二〇一六年那会儿，厂里接了个大活，要垫资买材料，差六万。李秀兰把馒头店那年的利润全拿出来了，六万三。她跟我说，这钱算我入股的。我说行。后来厂里缓过来了，我要把钱还她，她说，放厂里吧，万一哪天用得着。

这六万三，李秀兰到走都没要回去。

周桂芬知道这事。

她什么都知道。

可她当着二十三个人说出来，我脸上挂不住。

我说，那投票吧。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二十三个人，总有人替我说句话。哪怕一个人。

可没人吭声。

周桂芬说，行，投。

她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展开，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名字。她说，我替秀兰投一票。

她把纸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那张纸上写着李秀兰的名字。

后面画了个勾。

会议室里有人咳嗽了一声，又没了动静。

我小舅子站起来，说，我去趟厕所。他出去了，门没关严，走廊里的灯亮着，照进来一条白道子。

会计小刘说，陈厂长，要不我先回办公室。

我说你坐下。

她又坐下了。

我拿起那张纸，看了看。纸是从日历上撕下来的，背面印着二月十四号，下面一行小字：宜出行、会友。

李秀兰的名字是周桂芬写的，字歪歪扭扭的，她写字一直不好看。名字后面那个勾，画了两遍，第一遍轻，第二遍重。

我把纸放下。

我说，桂芬，这四十万的事，是我没跟你说清楚。可你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

她说，我当着这么多人怎么了。秀兰在的时候，我什么事不是当着人说的。

她说，秀兰走那天，你在哪。

我说，我在医院。

她说，你在缴费窗口。你儿子在病房里握着秀兰的手，你在缴费窗口排了四十分钟的队。

她说，秀兰最后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我没听见。

李秀兰最后那几分钟，我确实在缴费窗口。医院催费，说账户里欠了三千多，不交就停药。我拿着卡去排队，前面有七个人，我排了四十分钟。

等我回去，李秀兰已经走了。

我儿子说，妈最后说了句，桂芬呢。

周桂芬在走廊上坐着，没进来。

她后来跟我说，她不敢进去，她怕看见李秀兰闭上眼睛的样子。

这些事，我谁也没说过。

可周桂芬昨天在会议室里全说了。

她说，老陈，我不是来要钱的。我是来替秀兰问一句，你眼里还有没有她。

我说，我眼里怎么没有她。

她说，那你为什么把厂里的事捂得严严实实。秀兰活着的时候，你连买什么菜都跟她说，现在呢。

我说，现在不一样了。

她说，哪不一样。

我说，她不在了。

这句话说完，我自己眼眶热了。

我小舅子从厕所回来了，站在门口没进来。会计小刘低着头，拿笔在纸上画圈。周桂芬的儿子忽然站起来，说，妈，回家吧。

周桂芬没理他。

她把那张日历纸收起来，折好，放回兜里。然后她站起来，把椅子往桌底下一推，椅子腿蹭着地，吱呀一声。

她说，老陈，投票的事，算我多嘴。

她走到门口，又停下。

她说，秀兰那件棉袄，我拿走了。你没意见吧。

我说，你拿吧。

她就走了。

她走了以后，会议室里还是没人说话。过了大概两分钟，我小舅子说，姐夫，要不散了吧。

我说散了吧。

二十三个人，一个个往外走。会计小刘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

我坐在会议室里，把那杯凉了的茶喝完。

窗台上那盆绿萝还在滴水，一滴一滴，砸在窗台的瓷砖上。

昨天下午我去了趟菜市场后门。李秀兰那个馒头店，现在已经租给别人卖卤味了。卷帘门拉着，门口的地砖缝里长了几根草。

我在那站了一会儿。

旁边卖调料的老孙头出来倒垃圾，看见我，说，老陈，好久没来了。

我说，路过。

他说，秀兰那会儿蒸的馒头，是真好吃。

我说，嗯。

他说，周桂芬前两天还来这转了一圈，在门口站了半天。

我没接话。

老孙头又说，你们那厂子，现在还行吧。

我说，还行。

他说，那就行。

我往回走的时候，路过社区医院。门口的长椅上坐着一个老头，手里拿着一袋药，旁边放着一杯豆浆。他低着头，一口一口喝豆浆，喝得很慢。

我想起李秀兰住院那会儿，周桂芬每天早上都给她带豆浆。医院门口那家早餐店，一块五一袋，周桂芬一次买两袋，一袋给李秀兰，一袋自己喝。

李秀兰说，桂芬，你别天天来了。

周桂芬说，你管我。

这话她说了四十三年。

从国棉二厂说到馒头店，从馒头店说到医院。

昨晚我翻出李秀兰的遗物。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几本存折、一沓照片、一个顶针。存折最后一笔是前年三月存的，五千块，存期三年。

她没告诉我。

盒子里还有一张纸条，是李秀兰写的，字也不好看。上面写着：桂芬两万，别忘。

我把纸条放回去，把盒子盖上。

今天早上我去了厂里。会计小刘把账本放在我桌上，旁边放着一张纸，是昨天会议的签到表。二十三个人，签到栏里画了二十三个勾。

最后一个勾是周桂芬画的。

她没签到，可在签到表背面画了个勾。

小刘说，陈厂长，昨天的事——

我说，没事。

她说，周姨今天早上来了，没进屋，在院子里站了站就走了。

我走到窗前。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发了新芽，绿得发亮。树底下停着周桂芬儿子的电动车，车座上套着一个塑料袋，怕下雨淋湿了。

我站了一会儿，回到桌前。

桌上那张签到表还在。我把背面翻过来，看着那个勾。周桂芬画的勾，还是歪的，第一遍轻，第二遍重。

我把签到表收进抽屉。

抽屉里还有一包烟，是李秀兰走那天买的，拆了一根，剩下的还在。烟盒上落了灰。

我没抽。

我把烟盒拿出来，放在桌上。

窗外有辆车经过，车灯从窗帘缝里扫进来，又没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昨天那句话到底该不该说。周桂芬替李秀兰投的那一票，到底算不算数。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事，一个人走了，剩下的人为了她的一句话、一笔钱、一件棉袄，闹得谁都不好看。

要是换作你，那天在会议室里，你会站出来说句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