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母亲咽气前的最后三天,不认人,不吃饭,只做一件事:伸手去摸床头那台旧收音机。
她摸一下,看我一眼;再摸一下,又看我一眼。
我以为她想听戏,把收音机打开,她却摇头,枯瘦的手死死按住后盖,嘴里反复念着两个字:”静儿……静儿……”
静儿是我姐。二十年了,她没踏进过这个家门一步。
母亲走后的第二天夜里,我拿起螺丝刀,拧开了那台收音机的后盖。
一样东西掉了出来,我低头一看,整个人僵在原地……
我叫陈远,今年三十七岁,在县城里做装修,手底下带着七八个工人。
母亲是今年三月查出肺癌的,已经是晚期。医生把我叫到走廊里,说最多三个月。我问能不能手术,医生摇头。我问能不能化疗,医生说,她这个岁数,身子骨扛不住。
我回病房,母亲正靠在床头剥橘子。她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把橘子瓣塞进我嘴里,说:”别愁,妈心里有数。"
她从头到尾,没问过一句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住了三天院,她就吵着要回家。我拗不过她,把她接回了老屋。
老屋在县城西边的老纺织厂家属院,两间平房,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我早几年就想给她换楼房,她死活不肯,说住惯了,闭着眼睛都能摸到灶台。
她睡的那间屋,床头有一张小柜子,柜子上摆着一台收音机。
那是台红灯牌的双喇叭收录机,黑色塑料壳,银色旋钮,天线断了半截,拿铁丝缠着。我爸活着的时候买的,算算有二十多年了。机身被摸得发亮,边角的漆都磨掉了。
我小时候最爱趴在上面听评书,被母亲拿鸡毛掸子赶过无数回。
"这东西金贵,摔坏了你赔不起。"她总这么说。
我一直以为她说的是玩笑话。直到这次回来,我才发现,她是真的把它当宝贝。
每天夜里,她都要摸那台收音机。
不开,也不听,就是伸出手,从上到下,一点一点地摸,像摸一个孩子的头。有一回我半夜起来给她倒水,看见她侧躺着,手搭在收音机的后盖上,脸贴着机身,一动不动。
我轻轻喊了一声:”妈?”
她猛地一缩手,把被子拉过头顶,闷声说:”没事,你睡你的。"
我家那口子林婉也看出了不对劲。有天晚上她拉着我在厨房小声说:”你妈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她那个眼神,不像是舍不得命,倒像是舍不得什么事没办完。"
我说:”她一辈子就守着我和那个家,能有什么事。"
林婉看了我一眼,没接话,只低声说了句:”你给你姐打个电话吧。"
我手里的碗顿了一下。
我姐陈静,二十年没回过家了。
提起我姐,得从头说。
我们家以前是纺织厂的职工家庭。我爸陈守义是厂里的锅炉工,我妈周桂兰是挡车工,日子不富裕,但一家四口过得踏实。
我姐比我大两岁,从小就是别人嘴里"别人家的孩子"。她成绩好,话少,爱干净,头发永远扎得整整齐齐。我小时候调皮,闯了祸都是她替我挨骂。有一年冬天我掉进河沟里,是她一路背着我跑回家,自己的棉鞋丢了一只,脚冻得发紫。
我爸常说:”这个丫头,将来是要走出这个县城的。"
2003年,我爸得了肝病,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拖了不到半年就走了。办完丧事,我妈一夜白了半边头发。
厂子那几年效益不好,她跟着下了岗,在家属院门口支了个摊子,卖煎饼和茶叶蛋。天不亮就起来和面,大冬天手泡在冷水里,裂得一道一道的口子,贴满了胶布。
第二年夏天,我姐高考,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
通知书到的那天,全院的人都来看。我妈把那个红皮的信封捧在手里,舍不得放下,一遍一遍地摸。我姐站在旁边,没怎么笑,只是眼睛亮亮的。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妈煮了一锅红糖鸡蛋,每人碗里卧了两个。
可就是那个暑假,我病倒了。
我那年十七岁,刚升高二。暑假里有天夜里起来上厕所,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再醒过来,人已经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浑身肿得像发面馒头。
我只记得医生进进出出,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词。后来才知道,我得的是急性肾衰竭,又转到了市里的大医院,住了整整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事,我的记忆是模糊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我只记得母亲一直守在床边,眼睛熬得通红。我只记得有一天,我半夜醒来,听见走廊里有人在吵架,是母亲和姐姐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是很凶。再后来,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等我出院回家,姐姐已经不在了。
我问母亲:”我姐呢?”
母亲正在灶台前搅锅,背对着我,过了很久才说:”去南方打工了。"
"她不是考上大学了吗?"
"她不想念了。"母亲的声音很平,”她说家里穷,念出来也没用,不如早点挣钱。"
我愣住了。
我不信。我姐那样的人,怎么会不想念?可母亲不肯多说,我去问舅舅、问姑姑,所有人都含含糊糊,说:”你姐大了,有自己的主意。"
那一年,我对我姐的恨,就这样种下了。
我觉得她抛下了这个家。爸刚走,妈一个人撑着,弟弟又大病一场,她倒好,拍拍屁股走了。
后来的日子,我一边念书,一边看着母亲更老、更瘦。我考上了一所不算好的大学,毕业后回县城,干装修,一点一点把日子过起来。
这二十年里,我姐没回过家。
春节不回,清明不回,我结婚那年也没回。她只在我婚礼前一天,托人带来一个红包,里面是两千块钱,连张字条都没有。
我当时把红包摔在桌上,吼了一句:”谁稀罕她的钱!”
母亲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那是她这辈子,唯一一次打我的脸。
她红着眼睛说:”你给我记住,你可以不认她,但你不许说她一句不是!”
我捂着脸,又委屈又不解。
这件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得。
每个月,邮递员都会来一趟,送一张汇款单,收款人是周桂兰,汇款人是陈静。
母亲每次都接过去,在院门口按个手印,然后把汇款单折好,塞进衣兜里,脸上看不出喜怒。我问过她:”姐寄钱干嘛?”
她说:”寄给我养老的。"
"那你怎么不取?我看你每次都是自己摆摊,也没见你花她的钱。"
她瞪我一眼:”取了,花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我就不再问了。我心里想,她是用钱来买心安,买我们对她的原谅,这个女人心里有愧,所以才一个月一个月地寄。
这个念头,我藏了很多年。
现在,母亲躺在床上,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少说话。亲戚们来看她,拉着我在院子里小声议论。
舅舅叹气说:”桂兰这辈子,就是被静儿这孩子伤透了心。"
姑姑说:”你姐也太狠了,亲妈病成这样,电话都不接一个。"
我没吭声。
其实我已经打过三次电话了。第一次,她没接。第二次,通了,那边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然后挂断。第三次,是母亲被确诊后第二个月,我在电话里吼:"妈快不行了,你到底回不回来?”
她在那头沉默了十几秒,轻轻说:”她……她还好吗?”
这是二十年来,我听见她说的唯一一句关于母亲的话。
我心里一酸,嘴上却硬:”你自己回来看不就知道了?”
那头"嘟"的一声,又断了。
十月初的一个夜里,母亲突然清醒了。
她拉住我的手,眼睛亮得吓人,断断续续地说:”小远……你姐……来了没?”
我撒谎:”快了,她在路上了。"
母亲的眼角淌下一行泪,顺着皱纹流进鬓角里。她松开我的手,又伸向那台收音机,指尖一下一下地摸着后盖,嘴唇颤着,像是在说什么。
我俯下身去听,只听见两个字:”收音……”
"妈,你要听收音机?我给你打开。"
她摇头,力气大得惊人,一把按住我的手腕,不让我碰旋钮。
然后她望着我,眼睛里是我从没见过的东西,有愧疚,有恐惧,还有一点点说不出口的央求。她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
那天夜里三点,她走了。
走得很安静,手还搭在收音机上。
我跪在床边,脑子里一片空白。林婉在旁边抱着我,我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一种不像是我的声音。
天亮之前,我给姐姐发了一条短信:妈走了,你回不回,随你。
没有回音。
天亮后,亲戚们陆陆续续来了,院子里搭起了灵棚,白布、花圈、纸钱,忙乱成一团。邻居老郑也赶来了,他是家属院里的老修理工,六十多岁,跟我爸当年是一个车间的。
老郑一进灵堂,对着我母亲的遗像鞠了三个躬,然后把我拉到院子角落,压低声音说:”小远,有件事,我琢磨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郑叔你说。"
"前年冬天,你妈拿着那台收音机来找我,说让我帮她看看,能不能修得'更严实一点'。"
我愣住了:”收音机坏了?”
"没坏。"老郑摇头,”我打开看了,好好的。可你妈非要我拿胶布把后盖缠了一圈,又拿螺丝全拧死了。我问她干嘛,她说,里头有东西,不能让人动。"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我还问她,什么东西这么金贵。她看了我半天,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老郑,那是我欠闺女的。'"
我整个人像被冷水从头浇下。
老郑拍拍我肩膀:”我活了这么大岁数,看人看得准。你妈这辈子,不是个偏心的人。"
那天夜里,守灵的人都散了。灵堂里只剩下白蜡烛的光,晃晃悠悠的,把母亲的遗像照得忽明忽暗。
我一个人走进母亲的卧室。
收音机还摆在床头的柜子上,旧得发亮,天线上缠着那截铁丝。我看着它,看了很久。
母亲临终前摸了它三天。
她念了三天"静儿"。
老郑说,里头是她欠闺女的东西。
我从工具箱里拿出最小号的螺丝刀,手抖得厉害,试了好几次才对准螺丝。胶布一圈一圈缠在后盖上,我用美工刀割开,一点一点撕下来,已经黏成了硬壳。
后盖打开的那一瞬间,我闻到一股陈年纸张的味道。
后盖刚被我掀开一条缝,一个红布包就掉了下来,重重砸在我脚边。
布包用胶带缠了不知多少圈,硬邦邦的。我手抖着剪开,里面是一沓一沓码得整整齐齐的东西。
是汇款单。
密密麻麻,全是汇款单。每一张都泛着黄,边角被摸得起了毛,上面收款人写的是"周桂兰",汇款人是"陈静"。
一张都没有取过。
我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张,只知道最上面一张是今年九月,最底下一张,日期是二十年前。
可真正让我浑身发凉的,是压在汇款单最底下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