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北京,一场让整个军界神经紧绷的会议正在召开。
毛主席坐在中间,面前摊着一份名单。他要对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命令急到什么程度?十天之内必须到位,而且不准带原来的参谋和随从,光杆司令上任。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在某个军区经营了十几年的司令员,一夜之间要离开自己的地盘,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身边连个熟悉的人都没有。
命令一下,会场上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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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心里在打鼓:这一调,会不会把自己调没了?
可就在这波惊涛骇浪里,有人翻看对调名单时发现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有四个人,不管怎么调,不管风浪多大,他们始终握着实权,始终站在军队的核心位置上。
杨得志。韩先楚。许世友。陈士榘。
这四个人,从1955年授衔到晚年,肩上一直压着军中重担。有人说他们是“军政界的常青树”。但问题是,57位开国上将,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四个?
先说第一个人:杨得志
杨得志是“三杨”中的老大哥。但“老大哥”这三个字不是白叫的,他成名早,而且成的是那种让全军都服气的名。
1935年5月,大渡河。红军被追兵逼到了河边,前有急流,后有追兵。蒋介石放话,要让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石达开就是当年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的太平天国将领。
杨得志当时是红一师一团团长。这个团是中央红军的尖刀,专门干最危险的活。渡河的任务落到了一团头上。杨得志亲自到河边看了地形,挑了十七个勇士,安排了火力掩护,指挥渡船冲进急流。对岸的机枪扫过来,子弹打得船边的木板碎屑乱飞。十七个人硬是冲上了岸,撕开了一个口子。
大渡河要是过不去,红军就完了。杨得志把历史从悬崖边上拽了回来。
建国后,杨得志的任职路线是这样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后来又出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从地方到中央,从大军区到总参,一路没停过。
济南军区是什么位置?那是京津的南大门。毛主席让他去守,就是让他当“看门人”。杨得志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几年,运动一个接一个,但他从不拉帮结派,谁来济南他都接待,谁有困难他都帮忙。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杨得志是昆明军区司令员,亲自参与指挥。那时候他已经快七十岁了。1980年,他出任总参谋长,站在了全军指挥中枢的位置上。
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一个字:稳。
第二个人:韩先楚
如果说杨得志是靠“稳”上来的,韩先楚就是靠“赌”上来的。
1950年初,韩先楚提出要打海南岛。当时部队里什么情况?金门战役刚打完,九千多兄弟有去无回,全军上下“谈海色变”。上头的意思也很明确:稳一稳,等准备充分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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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楚不同意。他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甚至越级立军令状非要打。
他做了两件事。第一,把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给部分船加上了电动机。第二,把陆军硬生生逼成了能过海的队伍,天天在海边练,吐了继续练,练到不吐为止。1950年4月,四十军的木船顶着风浪冲过琼州海峡,海南岛拿下来了。
这件事后来被证明有多关键?如果韩先楚没有坚持在1950年春天打,等到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海南岛很可能就是“第二个台湾”。毛主席后来谈到授衔时专门提了一句:不能忘了韩先楚解放海南岛的功劳。韩先楚本来差点被授中将,是毛主席亲自开口,他才成了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