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万亿应付账款关注！央企拖欠“动态清零”背后谁等钱过冬

9月中旬的北京，国新办吹风会现场。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的裴仁佺面对镜头，用了一个不太常见的词——“动态清零”。

这个词过去更多出现在防疫语境里。现在，它被用在了央企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治理上。裴仁佺的原话是：央企必须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一旦出现拖欠，要立即发现、立即处理、立即清零。

同一场吹风会上还有一条硬杠杠：严禁央企新开6个月以上的商业汇票和供应链金融票据。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要成为“硬杠杠”。

政策信号很明确。但如果把镜头从发布会现场拉远一点，拉到那些正在等钱的小老板身上，拉到央企中国建筑前不久发布的半年报上，你会发现，这件事远不是发个通知就能解决的。

四年增加超5000亿，中建1.1万亿是怎么滚出来的？

先看一组数字。

中国建筑2026年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底，应付账款达到1.10万亿元，同比增长20.16%，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根据历年财报，中国建筑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在2022年末约为5960亿元，2023年末约6899.5亿元，2024年末约8280.9亿元、2025年末约9974.78亿元——从2022年末到2025年末，三年间增加了约4015亿元，累计增幅约67.4%。若以2026年6月底的1.10万亿元计算，较2022年末增加约5040亿元，累计增幅约84.6%。

1.1万亿是什么量级？相当于青海省2025年全年GDP的三倍多。放在建筑央企的盘子里看，中国中铁8072亿、中国铁建6035亿、中国交建4341亿、中国中冶4027亿，仅这五家加起来就是3.36万亿元。

更微妙的是，中国建筑上半年营收9758亿元，同比下降了12%；归母净利润230亿元，同比下降24.3%。

营收在降，欠款在涨。这不是中国建筑一家的问题——建筑央企应付账款的增速持续高于营收增速，已经是近三年的趋势。

要理解这个数字的含义，需要回到建筑行业的基本结算规则。一个工程项目短则一到三年，大型基建周期五年以上。业主方付款是分阶段的：施工期间按已完工程量的70%到80%支付进度款，尾款要等竣工结算审计，还有3%到5%的质保金，得等两年缺陷责任期满才结清。从头到尾收回全款，通常需要三到五年。

但施工期间的建材采购、劳务分包、设备租赁，一天都停不了。回款和付款之间的天然缺口，只能靠占用上游资金来填。央企作为总包方中标后，把设计、土建、安装、采购拆给数百家甚至上千家下游企业。产业链每多一层，付款周期就多一重滞后——业主晚付一个月，总包对分包商的付款就可能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这不是某一家企业在“恶意拖欠”，而是整个工程商业模式天然的时间差，叠加了上游回款放缓之后的必然结果。

建筑央企的核心客户是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和房地产企业。近年地方财政承压、城投债务约束收紧、房地产深度调整，业主方的支付能力明显下降。七大建筑央企的应收账款合计已经超过1.47万亿元，回收周期还在拉长。

在建筑行业默认的现金流逻辑里，原则很简单——“收多少，付多少”。上游回不来钱，就对下游延后付款。这是一种防御性的资金调度，本质上是在用延长对供应商的账期，来对冲自身应收账款恶化的风险。

谁在等这笔钱？

1.1万亿的应付账款里，真正的“欠钱对象”是谁？

拆开来看：欠分包商的应付工程及房地产开发款5184亿元；欠材料商的应付购货款3754亿元；欠劳务班组的应付劳务款1566亿元。

这三笔钱对应的，是建筑产业链上数量最庞大、议价能力最弱的一批企业。混凝土搅拌站、钢材贸易商、砂石供应商、劳务分包队、专业安装班组——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小民营企业。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能力跟央企“谈条件”，合同里的付款节点由总包方说了算，商业汇票的兑付期限由核心企业定，电子凭证的流转由平台控制。

半年报披露，中国建筑账龄超过1年的应付账款约2927亿元，公司解释原因是工程尚未竣工、最终结算尚未完成。这个解释本身没有错，但“尚未竣工结算”和“按时付款”之间，隔着的是中小企业实实在在的资金成本。一笔3000亿的资金在账面“沉淀”一年，按当前中小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估算，仅利息负担就是天文数字。

更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账面上挂着万亿应付款，中国建筑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84.6亿元。这意味着，企业自身的现金造血能力也在承压。一边是下游嗷嗷待哺，一边是上游回款不畅，中间还夹着营收和利润的双降——这是一个典型的“三角债”闭环，只不过规模放大到了万亿级别。

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个场景精准地刻画了这种困境：某混凝土公司起诉某设计工程公司讨要货款，法院查明“债务人原本有能力清偿，但因其承接的工程项目被上游发包方拖欠大额工程款，流动资金被大量占用，现金流持续承压”。这就是建筑行业“三角债”的经典结构：上游拖中游，中游拖下游，每一环都在等上一环的钱。

“动态清零”能解决什么，不能解决什么

回到裴仁佺在吹风会上的表态。三个“带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带头不违约拖欠”和“带头少开票、多付现”。

“动态清零”的表述精准且有力度——不是“逐步化解存量”，而是“发现一起、清偿一起”。但这个词本身也暗示了一个现实：违约拖欠是“动态发生”的，不是历史遗留问题。如果商业模式和资金结构不改变，今天清零了，明天还会产生新的拖欠。

“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票证”是一条硬约束。商业汇票和电子凭证的本质，是核心企业利用自身信用优势，将对供应商的付款义务从“现金”转化为“信用工具”，从而将资金成本转嫁给供应商。高峰期全市场电子凭证开立余额达3万亿元，大量核心企业“用账款凭证来拖延付款、拉长账期，节约自身的财务成本”。禁止6个月以上票证，等于堵住了“用票据替代现金”的通道，迫使央企要么付现，要么缩短账期。

但问题在于，付现的“现金”从哪里来？

中国建筑上半年的经营现金流是负的。如果要求它对中小企业“应付快付”，同时其核心客户（地方政府、城投）的付款没有同步改善，那么资金缺口只能通过三个渠道填补：自有资金、外部融资、或者压缩其他支出。自有资金已经吃紧，压缩其他支出空间有限，最终可能还是依靠外部融资——而这又会推高央企自身的杠杆率和财务成本。

这就是“动态清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它可以解决“恶意拖欠”和“不规范操作”，但解决不了“上游不付钱，下游拿什么付钱”的根本矛盾。

比清欠更根本的问题

从更长时间维度看，建筑央企应付账款的膨胀，折射的是中国基建投资模式的一个深层张力。

过去二十多年，基建投资高速扩张，建筑央企的营收和规模随之膨胀。但规模扩张的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时间差”——用上游供应商的钱垫资施工，用商业汇票和电子凭证延后付款，用质保金和结算审计拉长账期。这套模式在增量时代可以运转，因为总有新项目开工，总有新供应商愿意接受长账期来换取进入央企供应链的资格。

但当基建投资增速放缓、地方财政承压、房地产深度调整，这套模式的脆弱性就暴露了。营收下滑意味着新项目的“活水”减少，但存量项目的付款义务依然存在，对上游的资金占用只能越拉越长。中国建筑的应付账款周转天数约200天，中国中铁约337天，中国中冶更是高达438天。当“周转”变成“沉淀”，风险就从流动性问题变成了偿付能力问题。

裴仁佺在吹风会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前，不少企业面临行业性周期性困难。”这句话指向的正是问题的根源——建筑行业的下行周期，不是靠清欠政策能逆转的。

“动态清零”的真正意义，或许不在于它能立刻把1.1万亿的应付账款变成现金支付，而在于它释放了一个明确的制度信号：央企不能再把“资金压力”单向传导给产业链最弱势的环节。 过去那种“上游回不来钱，就压下游账期”的做法，在政策层面被正式否定了。

但制度的归制度，市场的归市场。对于那些正在等钱过冬的中小企业来说，它们需要的不是“发现一起、清偿一起”的承诺，而是下个月到期的商业汇票能不能按时兑付，年底的货款能不能在春节前到账。在这个意义上，“动态清零”的承诺能否兑现，不取决于国资委的决心，而取决于建筑央企手里有没有足够的现金流，以及整个基建投资链条的资金循环能否真正疏通。

政策已经落地，但冬天还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