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定陵地宫出土四个玉谷圭，为什么考古人员直摇头说不对？

七寸之惑

公元1958年7月，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定陵地宫后殿。

考古队员手中的毛刷停在一块深绿色的玉片上。

玉片刚从万历皇帝棺椁西侧一个朱漆木箱中取出，长条扁平，上端尖首如圭，下端平直，两面凸起一排排规整的谷纹，像密密排列的粟米。

围在四周的人屏住呼吸。

有人递过一把钢尺，对准玉片的中轴线，从头量到尾。

“二十三公分二。”

报数的人顿了一下，眉头皱起来。

他又量了一遍。

还是二十三公分二。

这不是第一块了。

此前从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的随葬品中，已经取出了三块形状相似的玉圭，尺寸分别是二十二公分四、二十二公分五，以及一块明显短了一截的，只有十六公分三。

四块玉圭摆在一起，长短悬殊。

在场几位老专家围拢过来，沉默了片刻，有人轻声说了句：“不对。”

不对在哪里？

不对在，按照明代官方制度明文规定的尺寸，这四块玉圭中，只有最短的那一块是“对”的。

这四块玉圭，就是后来被称为“玉谷圭”的明代礼器。

它们从同一座陵墓中出土，却仿佛来自不同的度量世界。

发掘定陵，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发掘的帝王陵墓。

1956年5月破土，历时一年试掘成功，1957年打开地下玄宫。

定陵的主人是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十岁登极，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与他合葬的两位皇后，一位是孝端显皇后王氏，余姚人，生于京师，万历六年册立为皇后，是神宗生前唯一亲册的中宫；另一位是孝靖皇后王氏，光宗生母，最初只是慈宁宫的一名宫人，因生下皇长子朱常洛而晋位，生前并未享受到皇后的哀荣，死后才被追尊祔葬。

定陵始建于万历十二年十一月，万历十八年六月竣工，历时六年，耗银八百万两。

参加营建的工匠军夫每日达二三万人。

地宫深入地下二十七米，由前、中、后、左、右五座殿室联结而成，总面积一千一百九十五平方米，全部为拱券式石结构，不用一梁一柱。

后殿是玄宫中最宽敞的一间，高宽皆约九米，中央停放万历皇帝的棺椁，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分置两侧，棺床周围放置二十六只朱漆木箱，箱内装满随葬品。

定陵地宫共出土文物三千余件，包括金冠、凤冠、金银器、玉器、丝织品等，其中仅棺椁附近的木箱中就装有金银器、冠带、佩饰、铜锡明器、武器、谥册、谥宝和木俑等珍贵文物两千六百四十八件。

玉器在定陵出土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

定陵共出土玉圭八件，其中谷纹圭四件，素面碧玉圭两件，白玉描金山形纹圭一件，白玉凸条纹圭一件。

四件谷纹圭中，一件碧玉，三件白玉，出土时均装在特制的袋中，因此被考古人员称为“玉圭袋”。

从出土位置看，它们属于两位皇后的随葬品，有研究认为其中一件可能是明神宗迎娶孝端皇后时的“彩礼”。

要理解这四块玉圭为什么会让考古人员犯难，需要先弄清“谷圭”究竟是什么。

圭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礼器之一，扁平长条形，下端平直，上端作等边三角形或尖首状。

在《周礼》的体系中，圭属于“六瑞”，是天子、诸侯等贵族等级身份的标识。

谷圭是圭的一种，因表面雕琢谷纹而得名。

谷纹是一种凸起的圆点状纹饰，排列整齐，象征谷粟。

《周礼·考工记》记载：“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周礼·春官》也说：“谷圭以和难，以聘女。”

郑玄注云：“谷圭，亦王使之瑞节。

谷，善也，其饰若粟文然。”

贾公彦进一步解释：“谷，善也，故执善圭和之使善也。

聘女亦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圭也。”

这段话透露了三层信息。

第一，谷圭的功能是“天子以聘女”，即天子聘问诸侯之女时所用的礼器，同时也用于调解争端，“以和难”。

第二，谷圭的纹饰模仿谷粟，“其饰若粟文然”。

第三，谷圭的标准尺寸是“七寸”。

这三条，构成了后世制作谷圭的基本规范。

明代制度对谷圭的使用有明确规定。

据《明史·舆服志》记载，皇后冠服中配“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黄绮约其下，韬以黄囊，金龙纹”。

皇妃则用“次玉圭，瑑谷文，以配鞠衣”。

也就是说，按照明代官方制度，皇后所用的玉谷圭，长度应该是“七寸”。

这个“七寸”用的是哪种尺，是解开尺寸之谜的关键。

明代通行的尺制并非单一系统。

万历年间的端清世子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中详细记载了当时使用的三种尺：一曰钞尺，即裁衣尺，与大明宝钞纸边外齐；二曰曲尺，即营造尺，与宝钞黑边外齐；三曰宝源局铜尺，即量地尺。

这三种尺的长度各不相同。

据朱载堉的考证和后世学者的换算，明代裁衣尺一尺约合三十四厘米，营造尺一尺约合三十二厘米，量地尺一尺约合三十二点七厘米。

而周尺，作为明代礼制中“复周礼”所依据的古尺，一尺约合二十二厘米左右。

明代人自己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

明末朱之瑜在《朱氏舜水谈绮》中明确写道，“明朝裁缝尺陆寸肆分弱”，即明人所谓的“周尺”一尺相当于明代裁衣尺的六寸四分。

按照裁衣尺一尺三十四厘米计算，“周尺”一尺大约是二十一点八厘米。

如果以周尺一尺约二十二厘米为标准，七寸就是十五点四厘米。

这恰好接近那件最短的玉谷圭——十六点三厘米。

那么，另外三件呢？

二十二点四厘米、二十二点五厘米、二十三点二厘米。

如果按裁衣尺一尺三十四厘米计算，七寸是二十三点八厘米。

二十三公分二，距离这个数值只差零点六厘米。

二十二点四和二十二点五，则介于周尺七寸和裁衣尺七寸之间，更像是某种折中的产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那件玉谷纹圭，被标注为“高二十三公分二，宽四公分四，厚一公分”，玉为深绿色，扁平状，上端尖首，下端平直，两面减地凸起五竖行谷纹，共琢刻一百零八个谷纹，系管钻阳纹，形制仿战国和西汉时期的玉圭。

这件玉圭的尺寸和纹饰，与定陵出土的四件玉谷圭中最大的一件相符。

一百零八个谷纹，五竖行排列，每一颗谷粒都经过管钻和减地两道工序，在深绿色的玉面上凸起如粟，摸上去有细密的触感。

这种琢制方式本身就透露了信息。

谷纹的形态和工艺，明显是在模仿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古玉。

明代中后期，复古思潮盛行，仿古玉器大量出现，琢制谷纹圭成为一种风气。

明代十分流行谷纹圭，且多出于女性墓中。

定陵出土的四件玉谷圭全部出自两位皇后的随葬品，正与这一趋势吻合。

从这个角度看，制作这些玉圭的工匠，是有意识地在“做古”，在形制、纹饰上向《周礼》所描述的谷圭靠拢。

但问题恰恰出在“做古”的尺寸上。

工匠们显然知道制度规定的是“七寸”。

问题在于，他们用的是哪一把尺？

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中记录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他考证“周尺八尺为步”，用宝源局铜五尺作为基准，将铜尺均分为八十段，每段为周尺之一寸，十寸为尺，通长八十寸，是为一步，“无欠无余”。

但接着他又说，“见今常用官尺有三种，皆国初定制，寓古法于今尺者也。

世人止知今尺而已，岂知寓古法哉？”

这段话表明，在朱载堉所处的时代，明代官方虽然保留了三种尺的换算关系，但“世人止知今尺”——大多数人只知道日常使用的营造尺或裁衣尺，对周尺的实际长度已经不甚了然。

考古人员在测量四件玉谷圭后发现的，正是这种“世人不识周尺”的制度性偏差。

如果严格按照周尺七寸（约十五点四厘米）制作，四件玉圭应该长度一致。

但实际出土的四件，长度从十六点三厘米到二十三点二厘米，跨越了将近七厘米的差距。

最短的一件勉强符合周尺七寸的规制，其余三件则接近裁衣尺七寸的长度。

这说明在制作这些随葬玉圭时，工匠们虽然知道“七寸”这个数字，但对“七寸”究竟是多长，实际上已经缺乏统一、严格的标准。

裁衣尺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尺，其影响力渗透到了宫廷礼器的制作中。

这不是孤例。

明代制度文本中对“周尺”的推崇，与实际制作中对裁衣尺等日常用尺的依赖，构成了一个持续存在的张力。

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中不厌其烦地考证古尺，正是因为当时的礼制实践已经偏离了文本规定。

定陵出土的四件玉谷圭，以实物形态记录了这一偏离。

需要指出的是，考古人员当时测量所使用的工具和标准，本身也经过了现代计量单位的转换。

十六点三厘米、二十二点四厘米、二十二点五厘米、二十三点二厘米——这些数字是二十世纪中叶的钢尺所量出的结果。

但在明代工匠手中，这些玉圭的制作依据是当时的尺。

如果我们把出土尺寸还原为明代的尺制，最短的一件十六点三厘米，按周尺一尺约二十二厘米计算，大约是七寸四分；按裁衣尺一尺约三十四厘米计算，大约是四寸八分。

最长的一件二十三点二厘米，按周尺计算，超过一尺；按裁衣尺计算，约六寸八分，接近七寸。

这种还原本身就说明，四件玉圭并非按照同一种尺制作，甚至可能不是同一批工匠、同一时期完成的。

定陵的营建始于万历十二年，玉圭的制作时间应该在此之前或与此同时。

万历皇帝十岁登极，万历六年册立孝端皇后，当时他十六岁。

如果那件最长的谷纹圭确实是迎娶孝端皇后时的“彩礼”，那么它的制作年代可以追溯到万历六年之前，即十六世纪七十年代。

而孝靖皇后的祔葬是在万历四十八年之后，天启年间才完成。

两位皇后的随葬品可能来自不同的制作批次，使用不同的尺制标准，这本身就造成了尺寸的不统一。

考古人员在测量后“连说不对”，并非因为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而是因为实物与文本之间的缝隙暴露了一个历史事实：明代官方礼制中对“复周礼”的标榜，在具体的制作实践中并未得到严格贯彻。

周尺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古尺，在制度文本中享有至高地位，但在工匠的作坊里，裁衣尺才是他们最熟悉的工具。

他们用裁衣尺的刻度去理解“七寸”，制作出来的玉圭自然就偏离了周尺的标准。

这种“偏离”不是错误，而是一种制度与实践之间的常态。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日常生活的尺度——裁衣尺所代表的尺度——正在挤压礼制理想的空间。

定陵地宫中的四件玉谷圭，以它们的实际尺寸，记录了这一挤压的过程。

更深一层看，四件玉谷圭的长度差异，还揭示了明代宫廷用玉制度中的一个根本性矛盾。

制度规定谷圭“长七寸”，却没有明确规定这个“七寸”用哪把尺来量。

在理论上，周尺是礼制的基准；在实践上，工匠手中握着的却是裁衣尺。

当制度文本从朝廷颁布到工匠作坊的过程中，尺度的定义发生了微妙而持续的滑动。

这种滑动在文献中往往不留痕迹，只有在实物出土时，才会以尺寸差异的方式暴露出来。

四件玉谷圭中，最短的那件十六点三厘米，最接近周尺七寸的标准。

它可能出自一位严格遵循古制的匠人之手，也可能是在某种特殊场合下制作的。

其余三件则更贴近裁衣尺的尺度，反映了明代后期礼器制作中日常用尺的实际影响力。

它们并排陈列在棺床上，沉默地记录了两种尺度体系在同一座陵墓中的共存与冲突。

定陵的发掘已经过去六十余年。

四件玉谷圭如今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定陵博物馆。

它们安静地躺在展柜中，谷纹在灯光下微微凸起，一百零八颗谷粒排列整齐，仿佛还在等待有人用一把正确的尺去测量。

但“正确”的尺，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那把尺不在展柜里。

它在朱载堉的书中，在《明史·舆服志》的字里行间，在十六世纪工匠握过的手里，在裁衣尺与周尺之间那段无法弥合的距离中。

考古人员量完尺寸后连说的那个“不对”，最终指向的不是某一件玉圭的误差，而是一整套礼制理想在现实尺度中的变形。

灯光下，深绿色的玉面微微反光。

一百零八颗谷粒，每一颗都经过了管钻的旋转和减地的打磨。

管钻转动的速度、减地磨去的厚度，都取决于工匠手上的力道。

而那力道，是由他每天使用的尺所塑造的。

他量七寸的时候，用的是哪一把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