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张爱玲在美国孤独离世，留言不准看遗体，遗嘱让世人不解

1995年9月8日，洛杉矶一间公寓里，75岁的张爱玲已经去世整整一周。 警察破门而入时，看到她躺在行军床上，头顶的灯还亮着，手边摆着证件和一份遗嘱。 这份遗嘱只有三项内容，却让世人争论了三十年：不准看遗体、不办葬礼、遗产全给朋友。

遗嘱是1992年2月14日在比华利山立下的。 那天她刚好要去给姑父李开第办大陆版权授权，路过文具店，顺手买了份遗嘱表格，找了公证人和三个见证人，就把身后事定了下来。

遗嘱正文很简单。 第一，死后所有动产和财产，全部送给宋淇、邝文美夫妇。 第二，遗体立刻火化，不办任何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到荒无人烟的地方。 第三，指定林式同当遗嘱执行人。

至于那句“不许看遗体”，其实没写在纸上。 执行人林式同后来在《有缘得识张爱玲》里回忆，她生前反复叮嘱他，一定要马上火化，绝不能让人看到遗体。

从她去世到火化，除了房东、警察、林式同和殡仪馆的人，没有任何亲友见过她的遗容，也没留下一张遗照。

林式同见到她时，她躺在房内唯一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毯子，头朝着房门，脸朝外，眼睛和嘴都闭着，很安详，只是出奇地瘦。

很多人猜，她是不是怕死后多日才被发现，遗容不好看。 可现场明明很安详。 真正的答案，藏在她一辈子的骄傲里。

张爱玲是真爱美。 早年在上海，为了一双合脚的鞋，她能跑遍整条南京路。 拍照要挑最能显出下颌线的角度，旗袍都是定制的窄袖款。

到了晚年，皮肤病缠了她十几年。 她总觉得屋里有看不见的跳蚤，杀虫公司来了一趟也没用。 她剪掉长发，有一阵干脆剃光，天天照十几个小时的日光灯杀菌。

她在给宋淇夫妇的信里写：“头发长了更成了窠巢，直下额、鼻，一个毛孔里一个脓包。 ”这样一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怎么肯让别人看到自己这副模样。

不办葬礼、骨灰撒向无人处，也被很多人当成晚景凄凉的证据。 可对张爱玲来说，这恰恰是自己选的结局。

她这辈子就不爱热闹。 小时候在父亲的大宅子里，她是躲在角落看书的那一个。 名满上海时，她也很少去文坛的聚会，宁愿在家煮咖啡写稿子。

到了美国，她越活越封闭。 不接电话，不见访客，连买东西都挑人最少的时候去。 有台湾记者漂洋过海找她，蹲在她家门口翻垃圾桶挖素材，她知道后连夜搬家。

从那以后，住址成了最高机密，连邮箱都用了祖母的姓氏“Phong”当假名。

1995年9月19日，她的遗体在洛杉矶惠捷尔玫瑰岗墓园火化，没有仪式，没有亲人在场。 9月30日，她生日那天，林式同和几位朋友乘船出海，把骨灰撒进了太平洋。

最让世人想不通的，是遗产一分没留给亲弟弟张子静。 那时张子静还在上海，一辈子没娶上媳妇，住着继母留下的十四平米小屋。

林式同清理遗物时发现，她在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共有六个户头，全部取出来是28107.71美元，折成港币二十万出头。 香港那边，宋淇夫妇帮她打理的外币存款有32万多美元，约合248万港币。

为什么是宋淇夫妇？ 从1952年在香港美国新闻处相识算起，到1995年她去世，这四十多年里，她在美国几乎每件要紧事都有这对夫妇的身影。

她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是宋淇夫妇帮她找写电影剧本的活，接济她的生活。 晚年作品在华语世界再版，版权和稿费全是他们帮着打理，一笔一笔都算得清清楚楚。

张爱玲跟他们通了几百封信，这些信后来成了研究她后半生最重要的资料。 立完遗嘱后她写信说，钱要是有剩，“用在我的作品上”，再“给你们俩买点东西留念”。

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后来说，张爱玲知道他父母身体都不好，这封信其实就是叫他们拿钱去用，只是她不好意思直说出口。

张爱玲和弟弟虽是一母同胞，却从小生分。 当年她被继母打了一巴掌，又被父亲软禁在阁楼，生了痢疾都没人请医生，弟弟没站在她这边。

后来她逃去母亲那里，姐弟俩就更少往来。 张子静曾写信求助，可那时她自己正捉襟见肘：第二任丈夫赖雅中风瘫痪，她要赚医药费，要付房租，连买双稍大的拖鞋都要等圣诞节打折。 她回信说，自己也勉强糊口，帮不上忙。

坊间流传她三年搬了180次家，说是精神失常的证明。 可这个数字，是把1984年到1988年这三年半“平均每周一次”反推出来的，根本没实证。

她在给夏志清的信里自嘲，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看医生，有时回来已是午夜，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 这话听着像夸张，却说尽了那段日子的奔波。

1988年去看了医生，查出是皮肤过度敏感，用了药就好多了。 那几年她的精神一直是清醒的，写作、翻译、处理版权，一样都没耽误。

还有人说她美国梦碎，一辈子一事无成。 她的英文写作确实没打开美国市场，《粉泪》被退稿，《少帅》也没写完。 可她在中文世界的地位一直都在，晚年译《海上花列传》，写《红楼梦魇》，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

1984年到1988年这三年，她的皮肤问题最严重，杀虫公司来了也没用，只好搬家。 每次搬她都扔掉大部分东西，只带最必要的行李，因为随时准备着下一次搬。

七十年代，林式同帮她找过住处。 那时她已经在比华利山一带住了十几年，经常一个人推着购物车去超市买一周的食物，回家就关上门，谁也不见。

到了晚年，家里精简到极致：一张行军床，一个折叠桌，几只纸箱，一堆罐头和速食食品。 就像每次搬家前的样子，随时都能走。

遗嘱里那句“不举行殡仪馆仪式”，被不少人解读成她没钱办。 可她那时明明不缺钱，只是不愿意把钱花在家具和佣人身上。

说她凄惨，那凄惨只是别人眼里的凄惨。 她有钱，只是不花；她有朋友，只是少见；她孤独，可她享受孤独。

这些年一直有人争论，那份遗嘱到底有没有包含她的著作权。 她在给林式同的信里明说，除了点存款没值钱的东西，非常简单，这让一些学者怀疑“赠与”的范围包不包括著作权。

也有人主张，弟弟张子静才是著作财产权的合法继承人。 这个分歧至今没人能说清，反倒印证了标题里那句“让世人不解”。

1994年，她拿到《中国时报》特别成就奖，拍下最后一张照片。 照片里她戴着假发，手里拿着当天的报纸。

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她一辈子都在迁徙，都在找一个能让自己安心的地方。 她来的时候，带着一身才华，惊了整个上海文坛；她走的时候，带着一身安静，回了无边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