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2年,洛阳东市刑场。嵇康就要死了。
他看了一眼日影,让人取来琴,弹了一曲《广陵散》。弹完,说了一句让在场三千太学生心碎的话:“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然后他转向十岁的儿子嵇绍,说了一句让后世琢磨了一千多年的话:“巨源在,汝不孤矣。”
巨源,就是山涛。
就是那个被嵇康写过绝交信、被后世骂了一千年“趋炎附势”的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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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你公开绝交的人,你临死前把孩子交给他,还说“有他在,你不会孤单”。这件事放在任何时候,都够让人愣住的。
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大约在景元三年(262年)前后。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山涛从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原来的职位空出来了,他想推荐嵇康来接替自己。这是吏部郎的位子,管官员选拔,是当时多少人削尖脑袋想钻的“要路津”。山涛把这么一个美缺留给嵇康,按世俗标准,够意思了。
嵇康的反应是一封信。就是这封信,把山涛钉在耻辱柱上钉了一千年。
信里写的什么?嵇康说自己“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又说“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我懒到脸半个月不洗,憋尿憋到膀胱快转了才肯起来。你让我去当官?我去不了。
嵇康还列举了“七不堪、二不可”——做官有七件事我受不了,两件事我绝对不能做。最要命的是那句“非汤武而薄周孔”。汤武是商汤和周武王,周孔是周公和孔子——嵇康说我不仅看不上他们,还瞧不起他们那一套。这话在司马昭耳朵里是什么味道?司马氏天天标榜自己是以“名教”治天下,你嵇康说名教那一套的祖师爷你全看不上,你什么意思?
司马昭的反应,《魏氏春秋》记载得很干脆:“大将军闻而怒焉。”
后世读这封信,读到的是一个高洁名士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故事。山涛呢?自然就成了那个“世俗”的代表——你嵇康不想当官,人家偏要拉你下水,人家自己贪恋权势还不够,还要拖朋友一起。这个印象太顺滑了,顺滑到几乎没有人停下来想一想:山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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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把时间往前拨。
山涛生于建安十年(205年),比嵇康大十八岁。他早年丧父,家里穷得叮当响,但“少有器量,介然不群”,喜欢读《老子》《庄子》,平时藏着锋芒,不显山露水。
他和司马氏有姻亲关系。司马懿的妻子张春华,跟山涛算是表亲。这层关系后来帮了他大忙,但在早年,他并没有急着用。曹魏正始年间,曹爽和司马懿斗得你死我活,山涛看出来了,跟石鉴说了一句话:“今为何等时而眠邪?”意思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睡觉?石鉴不以为意,山涛干脆把官印一扔,走了。不到两年,果然爆发了高平陵之变,曹爽被杀。
山涛一直等到四十岁才正式出仕。放在今天,“四十岁才开始工作”听着都吓人,何况在人均寿命远不如今天的古代。这个选择本身说明他不是那种急吼吼往上爬的人。
但出仕之后,他做的事情,跟“趋炎附势”这四个字不太对得上。
他在冀州当刺史的时候,当地风气很不好,没有人愿意推荐人才。山涛去了之后,搜访贤才,表彰任命了三十多人,后来都成了知名人物,当地风俗也因此改变。
他后来做了十几年吏部尚书,管官员选拔。这个位子在古代是肥差中的肥差——你手里握着别人的仕途,想收钱的话,门口排队的人能从洛阳排到邺城。山涛怎么干的?每有官缺,他先拟好几个人选报给皇帝,摸清皇帝的意向再正式提名。外人觉得他选官随意,只有皇帝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确保每次推荐的人,皇帝是真的愿意用,而不是硬塞过去让皇帝为难。他甄拔人物“各有题品”,时人称为“山公启事”。
唐代李商隐写过一句诗:“人间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启事来。”嵇延祖就是嵇绍,嵇康的儿子。这句诗说的正是山涛推荐嵇绍的事。
还有一个故事。有个叫袁毅的县令,到处行贿求升迁,也给山涛送了上百斤丝。山涛不想收,但又不愿意显得比别人清高,就收下了,挂在阁楼上。后来袁毅的事被揭发,查受贿的人查到山涛这里,他让人把丝取下来——上面积满了灰尘,封印都没动过。这就是“悬丝尚书”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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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真的一门心思往上爬,会放着送到手的丝不碰吗?
那嵇康为什么写那封绝交书?
要理解这件事,得看嵇康当时的处境。嵇康娶了曹操的曾孙女,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司马氏正在一步步篡夺曹魏的天下,从高平陵之变到弑杀魏帝曹髦,每一步都踩在血上。嵇康作为曹家的女婿,政治上天然跟司马氏不对付。
更微妙的是,山涛推荐他做吏部郎这件事,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不只是一次朋友间的好意。吏部郎管选官,是个实权位置。山涛推荐嵇康,等于在替司马氏集团向嵇康递橄榄枝:来,加入我们。
嵇康接不接这个橄榄枝,不是一个简单的“当官不当官”的问题。接了,就意味着他认了司马氏这套;不接,就得有一个公开的、足够响亮的拒绝方式。
《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那个拒绝方式。
嵇康在信里骂的,真的只是山涛吗?“非汤武而薄周孔”——这骂的明明是以名教自居的司马氏。“不堪流俗”——这说的明明是司马氏正在打造的那套虚伪秩序。山涛在这封信里更像一个靶子,甚至是一个“工具”——嵇康需要通过给山涛写信,向司马昭传递一个信号:我不合作。
学者们分析过这封信的写作时间,认为绝交书主要不是为了说明跟山涛绝交,而是“陈其可否,示与司马昭知道”。换句话说,嵇康是在借这封信做一个公开的政治表态。
但这是否意味着嵇康对山涛没有怨气?也不尽然。信里有一句话值得玩味:“偶与足下相知耳。”“我跟你,也就是偶然认识了而已。”这话带着刺。嵇康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不是真动了气?可能真动了。朋友的推荐,在外人看来是好意,但在嵇康看来,你山涛明知道我的立场,还推荐我去做司马氏的官,你到底懂不懂我?
可是,人是复杂的。写信时候的情绪,和多年相处积累的信任,不是一回事。
有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嵇康流传下来有两篇绝交书,一篇给山涛,一篇给吕巽。给吕巽的那篇结尾是“古之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从此别矣!”干脆利落,一点余地不留。给山涛的这篇呢?结尾是“并以为别”——“就这样告别吧”,语气完全不同。
还有一件事。嵇康临刑前,在狱中给嵇绍写了一篇《家诫》。洋洋千言,说的全是极其琐碎的为人之道:不要做英雄,不要做名士,要听领导的话,领导送人别走在后面以免被猜忌……一个写过“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人,在给儿子的人生指南里,通篇都是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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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和《与山巨源绝交书》放在一起看,会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嵇康:公开场合他可以狂放不羁、傲视权贵,但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未来时,他极为清醒——他知道什么路是走不通的,什么人是在这个世界上能托付的。
他选择了山涛。
不是哥哥嵇喜,不是好友阮籍,不是一起打铁的向秀。是那个他写过绝交信的人。
为什么?因为嵇康知道,在司马氏当权的局面下,阮籍、向秀这些跟他一路的人,朝不保夕,自顾不暇。而山涛虽然在司马氏阵营里,但人品靠得住。他做官多年,不贪不占,不拉帮结派,选人重才不重势,连自己推荐的陆亮后来出事,他都能据理力争、宁肯辞职也不妥协。
嵇康判断对了。
山涛接到嵇康的托孤,没有因为那封绝交信而有丝毫犹豫。他把嵇绍和他姐姐接到自己家里抚养,视如己出。
嵇绍因为父亲的罪人身份,一直“靖居私门”,不敢出门。十八年后,山涛在吏部任上,向晋武帝推荐嵇绍。他说了一句话:“《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郤缺,宜加旌命。”《康诰》是《尚书》里的篇目,山涛引用它来说“父亲的罪不该牵连儿子”。晋武帝司马炎回答说:“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你都说他这么好了,何止当个秘书郎,当秘书丞吧。于是直接下诏征召嵇绍。
嵇绍后来历任汝阴太守、豫章内史、徐州刺史,最后做到了侍中。他不攀附权贵,拒绝和外戚贾谧交往。八王之乱中,他随晋惠帝出征,在荡阴之战中,百官和侍卫都跑了,只有嵇绍穿着朝服,挡在惠帝面前,被乱兵砍死。血溅到了惠帝的衣服上,事后侍从要洗这件衣服,惠帝说:“此嵇侍中血,勿去。”
一个被司马氏杀害的父亲,儿子却为司马氏的皇帝而死。这件事的复杂和吊诡,比任何简单的“忠臣故事”都沉重。而把嵇绍引到这条路上的人,正是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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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的疑问:山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我们只用“世俗、趋炎、妥协”来概括他,那就跟只看一封绝交信就判断嵇康一模一样——都是用一种简单化的方式去理解一个复杂的人。山涛选择出仕,有他的政治判断,有他的家族考量,也有他对时代局势的理解。但他选择出仕之后做的那些事——清廉自守,选贤任能,不结党,不贪腐——这些不是“趋炎附势”的人会做的事。
更关键的是,在那封绝交书传遍天下之后,山涛没有辩解,没有报复,没有解释。他只是安静地做了他认为该做的事。嵇康临死前把孩子交给他,他就养大了那个孩子;那个孩子长大了,他就给他找了一条合适的路。
后来有人编了一句话,叫“嵇绍不孤”,用来形容托子之谊。这个词流传了一千多年,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得到“不孤”的人,恰恰是被写绝交书的人。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古怪的一对朋友了。一个用绝交书拒绝了另一个的好意,另一个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那封绝交书,不妨碍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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