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8年春，北京一家医院里，邓颖超病重住院。河南焦作的晋菊清得知消息后，独自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她想见见这位多年未见的“七妈”，也想替丈夫周荣庆完成一次迟来的探望。
周荣庆没有同行。不是不牵挂，而是他记得周恩来夫妇定下的规矩：亲属不能因私事专程来京，更不能借关系办事。此前，邓颖超回信劝他们：“你们都很忙，来回要花钱，还是不来的好。”周荣庆便准备听从安排，晋菊清却坚持去了。
病房里，晋菊清轻声问：“七妈，您还认识我吗？”邓颖超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说：“这不是菊清吗？”短短十分钟，双方没有谈什么特殊事情，只问了问周荣庆和孩子们的近况。
这次见面，后来成了晋菊清心中极难忘的一幕。她回到焦作后，周荣庆的身体也开始恶化。谁也没有想到，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北京，再看一眼这位一直惦念着的长辈。
周荣庆是周恩来大哥周恩溥的儿子。周恩溥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捕，受尽折磨后去世，妻子王兰芳后来参加革命。周荣庆年少时回到淮安生活，十七岁那年险些被抓去当兵，设法脱身后参加了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后，周荣庆一直在部队和基层工作。抗美援朝期间，他在志愿军医院担任宣传干事，却始终没有向同事提起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战争结束后，面对工作安排，他本可以获得较好岗位，周恩来却劝他到基层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周荣庆听从了伯父的意见，带着家人来到河南焦作，先后在卫校、钢铁厂、轮胎厂和机械厂工作。职务有变化，身份却始终是普通职工。厂里有人打趣：“你伯父是总理，怎么不去找他安排工作？”他只回答：“他是他，我是我。”
这句话并非一句场面话。周恩来每月从工资中拿出五十元接济王兰芳，还特意叮嘱周荣庆，这笔钱只能给母亲使用，自己的开销要靠自己挣。对周荣庆而言，这种照顾有温度，也有边界。
在焦作工作期间，他认识了农村姑娘晋菊清。两人相处半年多，晋菊清才从旁人口中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她一度认为两家差距太大，提出分开。王兰芳劝她：“总理交代过，自己的路自己走，不能靠亲属身份生活。”1959年5月10日，周荣庆与晋菊清结婚。
周恩来夫妇得知后很高兴，称赞这是劳动家庭。婚后的周荣庆夫妇，仍没有把亲属关系挂在嘴边。即使去北京看望长辈，也遵守不住私人住所、不用公车、不请客送礼等规矩。
1968年，王兰芳思念周恩来夫妇，便和晋菊清带着孩子坐火车去北京。没有买到坐票，婆媳俩就在过道里熬了一天一夜。到了西花厅，邓颖超拉着晋菊清的手，说两人算是老乡，还悄悄记下她的鞋码，准备送她鞋子。
周恩来忙完工作出来后，抱起几个孩子，又提醒晋菊清：“你母亲为革命负过伤，要好好待她。”这类叮嘱，比赠送衣物更让周荣庆一家记得深。长辈的关照，从来不是替晚辈铺路，而是要求他们把日子过稳。
1975年12月19日，王兰芳病逝。周荣庆打电话告知北京，邓颖超嘱咐丧事从简，按当地安排办理。一个月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逝世。电报传到焦作时，晋菊清收拾行李就要进京，却被周荣庆拦住。
他流着泪说：“既然七伯和七妈不让去，咱们就得听他们的话。”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寄来一些遗物，并嘱咐夫妻二人不要做有损伯父名誉的事情。那些物品，他们一直珍藏着。
周荣庆病重后，仍不愿惊动邓颖超，也不愿让北京的堂兄妹为自己奔波。他交代家人，葬礼不要铺张。1992年1月15日，周荣庆在焦作病逝，享年63岁。
临终前，他拉着晋菊清的手，留下了一句迟到多年的遗憾：“该和你一起看看七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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