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一女子今晨带着遗憾与不舍离世，年仅44岁，令人惋惜。

我姐姐叫周建英，今年四十四岁，常州武进人，在湖塘镇一家纺织厂做质检员。今天凌晨三点二十分，她在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走了。走的时候，我姐夫握着她的左手，我握着她的右手，她闺女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她妈妈的衣角。她走得很安静，就像她这辈子做人一样，不声不响的，连走都不愿意惊动谁。

我是她妹妹，叫周建芳，比她小五岁。我们老家在武进乡下，爹娘种了一辈子地，种水稻，种小麦，种青菜，一年忙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姐姐从小就是那种老实巴交的孩子，念书用功，可成绩一般，念到初中毕业就不念了，说家里供不起两个，让妹妹念。我那时候小，不懂事，就觉得姐姐不念了我就能念了，挺高兴的。后来我才知道，她偷偷哭了好几回，她成绩不好，可她想念书。

姐姐十六岁就去湖塘镇上的纺织厂上班了。那厂子叫新光纺织，做牛仔布的，车间里棉絮满天飞，机器轰隆轰隆响，一天站十二个小时，站得腿肿，站得脚后跟疼。她第一个月发了工资，一百二十块钱，给我买了双白球鞋，给我爹买了条烟，给我娘买了块布做衣裳，自己啥也没留。我穿着那双白球鞋去上学，同学问我谁买的，我说我姐。她说你姐真好。我说嗯。

我在姐姐的供养下念完了初中，念完了高中，考上了南京的大专。那三年，姐姐每个月给我寄三百块钱，是她工资的一半。她在厂里吃食堂，住宿舍，一个月花不到一百块，剩下的全攒着给我交学费。有一年冬天我去看她，她穿着件旧棉袄，袖口磨破了，露着棉花，手背上全是冻疮，裂着口子。我拉着她的手，哭了。她说哭啥，姐不冷。我说姐你别给我寄钱了，我勤工俭学。她说你好好念书，别想那些。我走的时候，她给我塞了两百块钱，说南京冷，买件厚衣裳。

我毕业以后留在南京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也能顾住自己了。姐姐不用再供我了，可她也没享上福。她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从十七岁干到四十岁，工资从一百二涨到三千八，永远追不上物价。她嫁给了同厂的机修工，我姐夫，姓赵，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可就是太老实了，在厂里干了一辈子也没混上个班长。他们生了个闺女，叫赵颖，今年上初二。一家三口住在湖塘镇边上的一套小两居里，是姐夫他爹留下的老房子，五楼，没电梯，墙皮都掉了，可姐姐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姐姐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件衣裳穿五六年，一双鞋穿到鞋底磨穿了才换。她唯一的爱好是种花，阳台上摆了一排花盆，种着月季、茉莉、太阳花，都是便宜的品种，可开起来热热闹闹的。我去她家，她就拉着我看她的花，说建芳你看这朵开得多好。我说好看。她说等赵颖考上大学了，我就把阳台收拾收拾，种一排多肉，现在流行那个。我说行，到时候我送你。她说不用，我自己买。

姐姐是前年秋天查出来的病。那段时间她总说肚子胀，吃不下饭，以为是胃不好，在镇上医院开了点胃药，吃了半个月没好。我姐夫让她去市里看看，她不去，说浪费钱。后来实在胀得难受，我硬拉着她去了常州一院。做了B超，做了CT，做了穿刺，等结果的那三天，我住在姐姐家，她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我跟她说没事的，可能就是囊肿。她说嗯。可我们俩都知道，没那么简单。

结果出来那天，是我去拿的。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卵巢癌，晚期，已经转移到腹腔了。我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手里攥着那张报告单，腿发软，扶着墙站了半天。我不知道怎么跟姐姐说的，反正说了。她听了，没哭，也没说话，就坐在医院的塑料椅子上，看着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看了很久。最后她说，建芳，别跟赵颖说，她还小。我说姐。她说等她大点再说。

姐姐做了手术，切了子宫和卵巢，然后化疗。化疗了六次，头发掉光了，人瘦得只剩九十斤。她吃不下东西，吃什么吐什么，我给她熬了小米粥，她喝两口就放下了。她说建芳我难受。我说我知道。她说我不想治了。我说姐你别说这种话。她说我不是怕死，我是怕花钱。我说钱的事你别管。她说你姐夫那点工资，赵颖还要念书，我不能把钱都花了。我说姐，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她看着我说，建芳，你也不宽裕。我说我比你宽裕。

化疗完了，姐姐的病情稳定了大半年。她慢慢长回了点肉，头发也长出来了，稀稀疏疏的，她拿个帽子戴着，说难看。我说不难看。她说你就骗我。我说真的不难看。她笑了笑，没说话。那段时间她精神好点了，又开始收拾屋子，又开始种花。她在阳台上新添了几盆多肉，是从花鸟市场买的，十块钱三盆，她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天天浇水，天天看。她说建芳你看，这小东西肉嘟嘟的，真好玩。我说嗯。她说等赵颖考上大学了，我就把阳台全种上多肉。我说行。

可好景不长。去年秋天，姐姐的病复发了。这次来得更凶，腹水涨得肚子像个鼓，吃不下东西，呼吸都费劲。医生说已经没有手术机会了，只能继续化疗，可化疗的效果也不大了。姐姐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出来的时候整个人脱了相，走路都走不稳。她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着阳台上的花，跟我说，建芳，那些多肉你帮我搬回去吧，我伺候不了了。我说姐你说啥呢，你歇几天就好了。她说我自己的身子我自己知道。

姐姐最后这半年，是在家里过的。我每周末从南京回来看她，给她做饭，给她洗头，陪她说话。她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她跟我说赵颖的事，说赵颖学习好，老师说能考上省重点，可学费贵，她怕供不起。我说姐你别操心这个，我供。她说你也有孩子。我说我孩子还小，花不了那么多。她说建芳，姐这辈子欠你的。我说你欠我啥了。她说你小时候，我供你念书，那是应该的。你现在供赵颖，那不是应该的。我说姐，你供我念书的时候，你也没说应该不应该。

她听了，笑了笑，没再说话。

姐姐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守在她床边。她忽然醒了，看着天花板，跟我说，建芳，我想吃咱娘做的韭菜盒子。我说好，我明天给娘打电话，让她做了送来。她说不用了，来不及了。我说来得及。她摇了摇头，说建芳，我走了以后，你帮我把那几盆多肉搬回去。我说姐你别胡说。她说你答应我。我握着她的手，点了点头。

那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凌晨三点多，她的呼吸越来越浅，越来越慢。我姐夫把她闺女叫醒了，赵颖迷迷糊糊地爬起来，趴在床边，拉着她妈妈的手。姐姐看了她闺女一眼，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没说出来。然后她的呼吸就停了。病房里很安静，就听见赵颖在哭，我姐夫在哭，我没哭。我就握着姐姐的手，那手还是温的，可已经不喘气了。

我给爹娘打了电话，给南京的老公打了电话，给几个亲戚打了电话。天还没亮，我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里，看着窗外的天一点一点变亮。常州的冬天，天亮得晚，灰蒙蒙的，冷冷的。我想起姐姐这辈子，想起她十六岁进厂，想起她每个月给我寄钱，想起她手背上的冻疮，想起她阳台上的花，想起她说等赵颖考上大学就种一排多肉。她没等到。

姐姐走了以后，我回她家收拾东西。阳台上的多肉已经蔫了，有几盆枯了，有几盆还撑着。我把那些多肉一盆一盆搬上车，拉回了南京。我放在我家阳台上，每天浇水，每天看。有一盆熊童子，胖嘟嘟的叶子，跟小熊爪子似的，姐姐最喜欢的那盆。我把它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每天起来第一眼就能看见。它慢慢缓过来了，叶子又饱满起来，还长出了新芽。我看着它，就想起姐姐。想起她蹲在阳台上，拿着小喷壶，对着多肉喷水，嘴里念叨着，小东西，快点长，快点长。

姐姐这辈子，就像那盆多肉。没人管她，她也长。没人疼她，她也长。风吹日晒，她也长。她长了四十四年，长累了，就歇了。可她留下的那些东西，还在长。赵颖在长，我在长，那盆多肉也在长。她走了，可她没走干净。她留下的念想还在，还在长。

赵颖今年上初二，成绩还是那么好。我每个周末回常州看她，给她做饭，给她洗衣服，陪她写作业。她有时候问我，小姨，我妈呢。我说你妈去很远的地方了。她说那我还能见到她吗。我说能，等你长大了，她就回来了。她哦了一声，低下头写作业。我看着她，跟她妈长得越来越像了。尤其是低头写字的那个样子，跟她妈一模一样。

我有时候想，姐姐这辈子到底图了什么。她没穿过几件好衣裳，没去过几个好地方，没享过一天福。她这辈子就是念书、上班、结婚、生孩子、生病、治病，然后死。她活了四十四年，有一大半时间都在跟命较劲，跟穷较劲，跟病较劲。到最后她还是输了。可我觉得她又没输。

她供我念完了书，让我有了今天。她养大了赵颖，让她有了将来。她种了一阳台的花，让我知道日子再苦也有好看的时候。她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可她干了一件小事，她好好地活了一辈子。好好地当妹妹，好好地当姐姐，好好地当妻子，好好地当妈妈。她没对不起谁。

姐姐走的那天，常州下了一场小雨。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雨点打在地上，溅起一片白茫茫的水花。我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雨天，我跟姐姐从地里跑回家，两个人都淋透了。姐姐把她的外套脱下来给我披上，说建芳你别感冒了。我说姐你也淋湿了。她说我没事，我壮实。她那时候才十几岁，瘦得跟竹竿似的，可她跟我说她壮实。

姐姐，你不壮实。你就是硬撑着。你撑了四十四年，撑不住了。你歇着吧。赵颖我替你看着，爹娘我替你照顾，阳台上的多肉我替你养着。你欠的那些觉，这回好好补上。你欠自己的那辈子，下辈子再还吧。

今天早上我起来，去阳台上看那盆熊童子。它又长出了两片新叶子，胖乎乎的，绿油油的。我伸手摸了摸，毛茸茸的。我给它喷了点水，水珠落在叶子上，亮晶晶的。我看着它，心里说，姐，你看，它长得多好。你放心吧。

太阳出来了，照在阳台上，暖烘烘的。我四十四岁了，跟姐姐走的时候一样大。我还有大半辈子要过。我得好好过。替姐姐过。替她看她没看过的风景，替她走她没走完的路，替她把赵颖养大，替她把日子过好。她没享上的福，我替她享。她没看够的花，我替她看。她没活够的命，我替她活。

姐姐，你慢点走。妹妹跟你说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