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资金支农扩面增效

近日，农业农村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金融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持续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农业、林业等涉农重点领域，不断完善乡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涉农金融服务总体上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优化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工具是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宏观调控的抓手，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施方案》提出，深入实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专项行动，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前提下，支持金融机构为乡村振兴领域提供信贷支持。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9月29日，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其中，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调增后，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从4.35万亿元增至4.85万亿元，将进一步激励地方法人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

“货币政策工具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作用在于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三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宁波之江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昊明表示，从资金供给层面看，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等工具，能够拓宽金融机构可贷资金来源。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实现政策资金精准直达，有效扩充乡村领域信贷总量，夯实乡村振兴资金基础。

“乡村振兴投入规模大、周期长、回报慢，市场自发配置难以满足，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有效弥补商业金融因风险收益不匹配而投入不足的缺口。”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表示，其作用不仅是量的补充，更是价的引导，通过降低地方法人银行的资金成本，间接压低涉农融资成本，改善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可得性，使信贷投放与国家支农导向相衔接。

信贷投放也要防范风险隐患。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前提下，支持金融机构为乡村振兴提供信贷，这是此次《实施方案》的一大亮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表示，它实际上明确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风险边界。乡村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往往具有投资周期较长、公益性较强等特点，如果投资项目自身现金流不足，却主要依赖政府承诺回购、兜底还款，容易形成新的隐性债务风险，这也意味着今后的支农金融不能单纯追求贷款规模，而要更加重视资金使用效率和风险可持续性。

总之，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货币政策工具的持续赋能。薛洪言表示，优化货币政策工具关键在定向、配套与协同上下功夫。工具设计上，应延续并细化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的差异化安排，对产粮大县等给予更优惠的利率与更长期限，让低成本资金下沉到薄弱环节。配套上，把再贷款投放与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政府性融资担保相结合，用有限的政策资金撬动更大的信贷倍数。协同上，货币政策工具应与财政贴息、农业保险形成组合，并依托涉农信用信息平台做穿透式监测，让投放可追踪、可评估。

加大信贷供给

涉农信贷供给是保障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稳定的现实需要。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54.16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比各项贷款高0.7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2.65万亿元。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讲师张洋认为，从这组数据看，在信贷总量增速趋于平稳的背景下，涉农贷款仍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说明金融资源继续向涉农领域倾斜，政策导向正在转化为实际资金投入。今年涉农信贷支持正在由过去比较笼统的“支农”，进一步转向粮食稳产保供、农业科技、设施农业、农机设备更新等重点领域。

《实施方案》提出，优化涉农领域信贷投向，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向产粮（油）大县、制种大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提供支持。在政策引导下，金融机构结合县域资源禀赋，精准服务乡村产业。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龙游农商银行加大涉农信贷供给，单列专项信贷额度，覆盖农资采购、农机更新、育苗设施搭建及农产品深加工等各环节，全面保障农业生产链不同环节的资金需求。此外，山东农信系统也在靠前发力，精简业务流程、提速授信审查审批，为蔬菜大棚智能化改造、秋粮收购等经营主体精准提供信贷服务，助力农户增收、农业增效。

刘锦涛表示，县域经营主体数量多、规模相对较小，单纯依靠自身积累很难满足扩大生产和技术改造需要。因此，涉农信贷不仅要“增量”，更要突出重点领域、优化结构，这种精准支持有利于把有限金融资源配置到农业农村最需要、带动作用最强的环节。天眼查数据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农业基础设施、种业和农业科技创新普遍具有投入周期较长、资金需求较大、回报相对较慢等特点，针对这些重点领域和涉农企业的融资难题，有必要优化涉农信贷投向。

推动更多信贷资金服务乡村产业，重点在于供需两端同时需要。薛洪言表示，在需求端，乡村振兴已进入补短板、强产业阶段，粮食稳产保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创新都需要大量中长期资金，而农业经营主体天然缺资本、缺抵押，向银行融资是最现实的补充渠道。在供给端，在优质资产稀缺的背景下，涉农信贷凭借政策支持与相对稳健的不俗表现，成为银行配置资产的选择，监管部门也将支农导向纳入考核，形成正向激励。

创新金融产品

近年来，涉农信贷规模持续扩大，但从金融服务与农业经营需求的匹配程度来看，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传统信贷模式与农业经营特点之间还存在一定错位。

宁波之江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野表示，农业经营主体的资产形态比较特殊。比如，农机、农业设施、活体畜禽、农产品库存以及相关经营权益等具有一定经济价值，但由于确权、评估、登记和处置机制还不够完善，部分资产尚未充分转化为银行认可的融资条件。此外，一些小农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的财务信息不够规范，银行对其经营状况和实际现金流的识别仍有一定难度。当前涉农信贷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并不只是贷款规模问题，更重要的是提高金融机构对农业经营主体的识别能力和产品适配能力。

对此，《实施方案》提出，完善涉农资产评估机制，探索建立确权颁证、价值评估、抵押登记、资产处置等管理制度。多地金融机构加快创新金融产品，推进金融资源深度嵌入林业、农业等诸多领域。针对守着绿水青山、缺乏有效抵押物的薄弱村集体，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开化农商银行创新思路，从生态价值入手，将森林资源附着的碳汇价值作为质押标的，推出“零碳相伴”贷款。以当地森林资源计算，预计村集体可获得约50亿元森林碳汇红利，有效实现生态“资源”向“资金”的转化。“木耳种植户最需要的不是‘救急钱’，而是‘扩产钱’。银行创新菌企种植贷，把单户授信上限提到300万元，并引入‘木耳栽植信息+政府大数据’作为授信依据。同时，对菌包生产环节推出菌包生产贷；对经销环节推出食用菌经销贷，用多把金融‘钥匙’精准打开了种植、加工、销售环节的资金锁。”建设银行牡丹江分行行长姜岩说。

“农村融资长期存在一个关键堵点，即农村有资产和银行认资产之间存在差距。创新抵质押融资的意义，在于把农业的天然劣势转化为可交易的信用。”薛洪言认为，对银行而言，这类创新缓解了无押可贷的困局，使涉农授信从依赖主体信用转向依托资产价值，敢贷意愿随之提升。更宏观地看，它推动土地、设施、经营权等资源资产化，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创造条件，是金融适配农业农村需求的关键一步。

《方案》从制度基础入手，为解决涉农抵押物不足的问题指明方向。接下来，商业银行还需优化并完善金融产品，更好匹配涉农领域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张洋建议，一方面由资产抵押进一步向数据增信拓展。充分利用订单、交易流水、农业补贴、保险、仓储物流以及生产经营数据，开发更多信用贷、首贷和随借随还产品，降低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另一方面推动信贷与保险、担保等工具组合创新，通过风险分担降低银行风险成本，提高银行敢贷积极性，推动更多信贷资金服务乡村振兴。（经济日报记者 王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