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回忆名将高敬亭之死：他本不该被杀，中央发电叫停未被听从

1939年6月，安徽省立煌县一带，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执行枪决，年仅32岁。此时，一封来自中央的电报正在途中，内容是希望对他采取过渡办法，并派干部帮助第四支队整顿，同时考虑调他到延安学习。

电报抵达时，人已经不在了。

这场结局之所以长期引发争议，不只是因为高敬亭功劳大，更因为他的问题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始终存在一个关键判断：是路线和工作上的偏差，还是已经严重到必须处决的程度。

高敬亭1907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1928年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压力后，红四方面军主力相继转移，红25军也在1934年离开大别山，留下的部队由高敬亭继续带领。

那是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攻，高敬亭没有带队撤离，而是依靠熟悉山地的优势，整合分散武装，坚持游击作战。后来，这支力量逐步发展为红28军，成为南方游击战争中少数保持建制、持续作战的队伍。

红28军的存在，本身就是高敬亭长期坚持的结果。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担任支队司令员。第四支队下辖多个团，兵力和作战能力在新四军各支队中较为突出。1938年春，部队在七里坪附近伏击日军，打响了新四军早期对日作战的重要战斗。此后数月，第四支队连续作战，给日伪军造成了一定损失。

周恩来曾称他为“大别山的游击专家”。这句话，既是对战功的肯定，也说明高敬亭在鄂豫皖地区拥有相当的威望。

但威望越高，问题处理起来越复杂。

长期远离中央领导，使高敬亭形成了较强的独立作战习惯。新四军成立后，中央和军部派来的干部进入第四支队，双方在部队整顿、干部使用和行动方向上多有摩擦。高敬亭担心外来干部削弱自己的指挥权，对部分安排表现出抵触，这种情绪逐渐影响了上下级关系。

他最难接受的，是部队离开大别山的问题。

在高敬亭看来，大别山经过多年经营，群众基础和武装基础都在，部队留在那里可以继续发展。可是，当时新四军面临统一战线和战略部署的多重约束，军部要求部队向东发展、进入敌后。双方看待根据地价值的角度不同，分歧也就越来越深。

有一次，高敬亭曾表示，不能轻易放弃大别山。身边干部提醒他：“军部已有统一安排。”他回答：“部队和根据地都是打出来的，不能说放就放。”

这类话反映了他的坚持，也暴露出他服从全局部署不够的问题。

高敬亭还受到另一个背景的牵连。他出身红四方面军，长期在张国焘影响下工作。张国焘1938年叛逃后，曾试图利用旧日关系拉拢原四方面军干部。这个消息传来后，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相关人员的政治可靠性更加警惕，高敬亭与军部之间的矛盾因此被放大。

此外，第四支队内部还发生过干部携款出走、投靠国民党方面的事件。有关人员曾是高敬亭信任的部下，部队管理出现漏洞，他自然负有责任。问题在于，这些失误究竟应当通过整顿、教育和调离解决，还是直接上升到生死处置，不能混为一谈。

1939年初，项英曾向中央反映高敬亭擅自扩充部队、收编地方武装等问题，认为他已经难以约束。军部与高敬亭的矛盾，至此从工作分歧转为严重的组织冲突。

中央获悉情况后，并没有立即主张处决，而是提出派干部帮助整顿，并准备让高敬亭到延安学习。这个安排说明，中央当时仍把问题看作可以通过组织教育和工作调整来解决。

遗憾的是，处理命令与实际执行之间出现了时间差。高敬亭在中央电报到达前被枪决，具体执行过程也成为后来争论的重要部分。

1945年，毛泽东与新四军代表谈及此事，曾问：“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对方回答：“应该可以。”这段谈话说明，党内后来对当年处理方式已有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安徽听到当地群众仍常提起高敬亭，曾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写信请求重新审查父亲问题。毛泽东看到后作出批示，要求调查此案，并指出处理不当，责任主要在项英。随后形成的调查材料提交有关方面研究。

1980年，高敬亭骨灰安放仪式举行。李先念、徐向前、谭震林、粟裕等人，以及他过去的部下万海峰等参加仪式。高敬亭留下的，不只是几场战斗和一支部队，更是一桩关于功过、组织程序与历史判断的长期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