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秋,深圳罗湖新火车站落成前夕,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从北京返回深圳。小行李箱里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一张报纸大小的宣纸。可这张纸,牵动了不少人的心。
宣纸展开后,众人先是惊喜,随后却安静下来。上面墨迹苍劲,清清楚楚写着“深圳”两个字。此前请邓小平题写的明明是“深圳站”,为何少了一个“站”字?
这件事,得从罗湖火车站的变化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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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原有车站建于广九铁路线上,长期承担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客货运输。改革开放以后,深圳发展速度加快,原先狭小的候车室、有限的股道和陈旧设施,已经难以满足城市需要。
1980年8月26日,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十年之后,这座南方小城已不再是边陲意义上的普通县镇,而成为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重要窗口。与此同时,香港将于1997年7月1日回归,深圳必然迎来更多南来北往的旅客。
旧车站需要改造,新的交通门户必须建立。1989年11月23日,深圳新火车站正式动工。工程推进很快,到了1991年初,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站名题字便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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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议由市里负责同志书写,但时任深圳市市长李灏认为,这座车站与特区发展关系密切,若能请邓小平题字,更有意义。他通过有关渠道提出请求,邓小平答应了。
几个月后,吴松营奉命到北京取回题字。文件手续齐全,题字也确实来自邓小平。但“站”字没有出现,谁也不敢把它当作普通疏漏。
回到深圳后,李灏、吴松营等人再次仔细查看。有人注意到,“深”字末笔的位置似乎与原稿略有不同。李灏没有急着议论,而是按照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要求,安排有关部门制作牌匾,并将原件妥善保存。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题字本身并非正式站名的完整书写,而更像是对“深圳”这个地名的单独题写。至于为什么没有“站”,当事人并未留下明确的文字说明。后来,人们结合深圳特区的发展处境,逐渐形成了一种解释:深圳不能停在原地,不能满足于已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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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未必能当作邓小平当时的原话,却与题字产生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一个“深圳”,既可以指这座城市,也可以让人联想到一项仍在推进的事业。它没有被限定在“火车站”三个字之内,反而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1991年10月12日,深圳新火车站正式投入运营。金红色的“深圳”二字悬挂在建筑正面,简洁醒目。每天经过这里的旅客,未必知道题字来历,却能看见一座城市如何把边境小站改造成现代化交通枢纽。
有意思的是,题字完成后,深圳与邓小平的联系并没有结束。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深圳火车站。此时他已经88岁,仍坚持到南方实地了解情况。列车进站后,他看到大楼上的“深圳”二字,家人曾笑着提醒:“这是您的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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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没有把话题停留在书法上。他更关心深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询问经济建设、证券市场以及改革试验。面对争议,他强调,许多事情不能只凭空议论,要允许试验,也要根据结果及时调整。
从车站出发后,他还曾在深圳河一带眺望香港。那时,香港回归尚有五年时间。深圳站前的两个字,因而又多了一层特殊背景:它既面对内地,也连接香港;既承载旅客往来,也见证国家重大进程。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同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那个没有写出“站”字的站名牌,仍留在罗湖口岸附近,日复一日迎送旅客。题字的真实用意,也许没有唯一答案,但“深圳”二字之所以格外醒目,正在于它没有被一个具体建筑完全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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