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进军益州时，当地各路将领都作何反应？

建安十八年夏，涪县城头插上了汉军的旗帜。

城下散落着来不及收拢的断矛与盾牌，益州从事郑度站在人群中，向益州牧刘璋进言：尽驱巴西、梓潼之民，烧尽涪水以西仓廪野谷，高垒深沟，静以待之。

刘备悬军深入，兵不满万，士众未附，军无辎重，全靠野谷为食。

不出百日，必自退走。

刘璋没有采纳。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下了他那句回答：“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

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作为刘璋“温仁”性格的注脚。

但在这个时刻，它标志着益州防线从战略层面上的第一次崩塌。

刘备的军队从葭萌关南下，沿涪水推进，沿途没有遇到坚壁清野的阻击，没有遇到焦土抵抗，益州的粮仓和田野原封不动地成了汉军的补给来源。

这年夏天，涪城陷落的消息传到成都时，益州将领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此后一年之内，这些反应将决定西川的命运走向——也将决定刘备究竟要在雒城城下耗去多少时间。

刘璋请刘备入川，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决策。

建安十六年，曹操派钟繇率军向汉中讨伐张鲁，益州牧刘璋“内怀恐惧”。

别驾从事张松趁机进言：曹公兵强无敌，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无人能御。

不如请荆州的刘备入川，先讨张鲁，鲁破则益州强。

张松的动机与刘璋的恐惧并不一致。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记载，张松“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与法正“相善”，两人早已暗中筹划另寻明主。

法正在刘璋手下“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

他是扶风郿县人，与同郡孟达一同入蜀依附刘璋，属于益州政治格局中的“东州士”群体——从三辅地区南迁而来的外来者，总数多达数万家。

刘璋本人也是外来户。

他的父亲刘焉入蜀时依靠的是东州人集团，刘璋继位后继续扶持东州士、组建东州兵，这消耗了益州本地豪强的资源和权力。

张松作为益州本地士族的代表，与法正这个不得志的东州士之间，形成了一条跨越派系界限的合作线。

刘璋听信了张松的建议，派法正领四千人前往荆州迎接刘备，“前后赂遗以巨亿计”。

法正到了荆州，却向刘备“阴献策”：“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

黄权看到了这个结局。

他当时是刘璋的主簿，在张松提出迎刘备的建议时，黄权上谏：刘备有骁名，请来之后，以部曲之礼相待则不满其心，以宾客之礼相待则一国不容二君。

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

不如闭境自守，以待河清。

刘璋不听，把黄权外放为广汉长。

王累的命运更激烈。

《华阳国志》记载，王累将自己倒吊在成都城门上，以死谏阻刘璋迎接刘备。

刘璋仍然不听，王累自割绳索坠地而死。

这条记载不见于陈寿的《三国志》，常璩在百年后搜集益州地方史料时将其纳入《华阳国志》——刘璋迎刘备一事在益州士人记忆中留下的刻痕，远比正史正文所呈现的更加深刻。

建安十七年十二月，刘备屯兵葭萌关。

庞统向刘备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刘璋既不武又无预备，一举可定；中策是设计擒获白水军督杨怀、高沛，夺其兵权，然后向成都进军；下策是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

刘备选择了中策。

他写信给刘璋，称孙权遭曹操攻打，关羽兵弱，必须回救荆州，请求增兵一万及军粮。

刘璋只答应给四千兵，其余“皆给半”。

刘备借此激怒部众：“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恡于赏功，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

张松不知道刘备的真实意图，写信给刘备和法正说：“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

张松的兄长、广汉太守张肃“恐祸及己”，向刘璋告发了张松的密谋。

刘璋斩杀张松，并下令关戍诸将不再与刘备互通文书。

刘备大怒。

他召来白水军督杨怀和高沛，以“无礼”之名责问，当场斩杀二人，勒兵径至关头，合并了白水军的兵力，进据涪城。

杨怀和高沛是刘璋手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

庞统在给刘备的中策中特别提到，这两人“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

他们的警觉性实际上高于刘璋本人——如果刘璋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在刘备入川后及时将其遣返荆州，西川的局面将完全不同。

但他们被刘备以“轻骑来见”的方式诱杀，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机会。

涪城陷落后，刘璋令诸将率五万大军连夜增援雒城。

根据《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的记载，刘璋派遣的将领包括刘璝、泠苞、张任、邓贤、吴懿等人，他们在涪县一带与刘备军交战，“皆破败，退保绵竹”。

这些人中，吴懿第一个做出了选择。

吴懿是陈留人，随刘焉入蜀，其妹嫁给了刘璋的兄长刘瑁。

他在涪城战败后率军向刘备投降，受任为讨逆将军。

建安十九年刘备平定益州后，又迎娶了吴懿当时已成为寡妇的妹妹吴氏为夫人。

这桩婚姻将吴懿从降将变成了蜀汉的外戚，也使益州的东州势力与刘备的荆州集团完成了一次政治联姻。

绵竹是益州防线的第二道关口。

刘璋派护军李严和参军费观“督绵竹诸军”抵抗刘备。

李严是南阳人，早年在刘表手下任职，曹操入荆州时西投刘璋，被用为成都令，“复有能名”。

费观则是江夏人，与刘璋有姻亲关系。

李严和费观的选择比吴懿更为直接——他们率领部众投降了刘备。

据《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记载，刘备任命李严为裨将军。

平定成都后，李严被任命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

绵竹失陷后，张任和刘璝退守雒城，与刘璋之子刘循共同防守。

此时益州在北部和中部的主要防线已全部瓦解，只剩下雒城——成都以北的最后一道屏障。

《益部耆旧杂记》记载了张任的出身：蜀郡人，“家世寒门，少便胆勇有志节，仕州为从事”。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他的评价是“少有胆勇，有志节”。

张任在雒城的表现与涪城和绵竹的守将截然不同。

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任勒兵出于雁桥，战败被擒”。

关于被擒的具体情形，《益部耆旧杂记》提供了更多细节：张任率兵出雁桥与刘备军交战，兵败后被生擒。

刘备欣赏他的忠勇，有意劝降，张任厉声回答：“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

刘备遂杀之，“先主叹息焉”。

张任之死的时间是建安十八年。

这一年诸葛亮还在荆州，尚未入川——这意味着后世《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设计擒张任”的情节，在时间线上完全不可能成立。

张任是在刘备亲自指挥的雒城围攻战中被俘杀的，没有任何诸葛亮参与的成分。

张任是刘璋麾下在正面战场上抵抗到死的少数将领之一。

他在正史中的形象被陈寿概括为四个字：“胆勇”“志节”。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将他与王皓、朱遵等益州忠烈并列，称颂其“守节故主”的品格。

清代嘉庆年间，汉州知州在雒县西北为张任墓立碑，其墓至今仍在四川广汉。

但张任不是刘备在雒城遇到的最大阻碍。

真正让刘备在雒城城下耗费了将近一年时间的，是刘璋的长子刘循。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的记载极简：“先主进军围雒城，且一年。”

这一句“且一年”背后是刘备入川以来最漫长的一场围城战。

刘循据守雒城，并非临时起意。

《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记载，刘循在建安初年就奉祖父刘焉之命留守雒城。

刘焉将治所从绵竹迁至雒城后，又觉得此地“不能成就王霸之业”，于是留下刘循据守，自己迁往成都。

雒城对于刘循而言不是一座陌生的城池，而是他经营多年的根据地。

据《华阳国志》记载，张任被俘杀后，雒城的守城指挥完全由刘循承担。

他“率军抵抗，坚守近一年”。

期间，刘备的军师中郎将庞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

庞统之死是正史中的一次意外。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记载的原文只有一句：“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

没有“落凤坡”，没有张任设伏，没有万箭齐发——有的只是一支不知道从何处射来的流矢，击中了一个正在指挥攻城的三十六岁谋士。

正史中并未记载射箭者的身份，《三国志》只说是“流矢”。

但雒城守军射出的箭，终结了刘备帐下最重要的谋士。

庞统被追赐关内侯，景耀三年追谥为靖侯。

他的死是刘备入川过程中最沉重的代价之一。

刘备围雒城期间，法正给刘璋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被完整收录在《三国志·蜀书·法正传》中。

法正为刘璋“陈形势强弱”，指出刘备从举兵以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建议刘璋“可图变化，以保尊门”。

刘璋没有回复。

郑度提出的坚壁清野方案被刘璋否决后，雒城失去了最后的战略机动空间。

刘备围城“且一年”，粮草和兵员的消耗对双方都是巨大的压力。

建安十九年夏，刘备调诸葛亮、张飞、赵云从荆州入川增援——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将兵溯流”而上，攻克巴东，至江州，破巴郡太守严颜，生获之。

张飞呵斥严颜：“大军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

严颜回答：“卿等无状，侵夺我州。

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

张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

诸葛亮一系的入川增援改变了战争的节奏。

赵云从外水平定江阳、犍为，张飞平定巴西、德阳，刘备在雒城城下的兵力得到了实质性补充。

与此同时，刘循的坚守已经接近极限——没有外援，没有粮道，没有可以退守的第二道防线。

建安十九年夏，雒城被攻破。

城破的时间，据《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记载为“建安十九年夏五月”。

刘备俘虏了刘循。

雒城陷落后，刘备进围成都，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军来会，马超也从汉中前来投奔，率军屯于成都城北，“城中震怖”。

刘循在成都城破后被刘备任命为奉车中郎将。

这个职位属于荣誉性的闲职，但刘循得以留在蜀地，没有随父亲刘璋被迁往荆州。

刘璋被迁往公安，后来孙权杀关羽取荆州，以刘璋为益州牧，驻秭归，刘璋于建安二十四年病逝。

回到问题的核心：谁才是刘备入川时最大的阻碍？

张任在雒城雁桥的抵抗英勇而短暂。

他从出城迎战到被俘杀，时间跨度不过数日。

他的抵抗表现为一种个体性的勇武——在已知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用生命完成对“事二主”的拒绝。

这种选择被陈寿和常璩共同认定为“志节”，但它没有改变战局。

李严、吴懿、费观等人的投降则从另一个方向瓦解了益州防线。

他们掌握着实际兵权，在关键时刻将绵竹和涪县的驻军交给了刘备，使得刘备的兵力在入川后反而“益强”。

从纯军事角度看，这些人的倒戈比张任的战死更具决定性——张任死后，雒城仍然坚守了近一年；而李严投降后，绵竹在一夜之间易手。

但真正把刘备拖在雒城城下的，是刘循。

《三国志》没有为刘循单独立传。

他的事迹散见于《先主传》《刘璋传》的寥寥数语中，以及《华阳国志》的片段记载。

陈寿没有评价刘循的军事能力，常璩也没有将他列入“忠烈”之传。

但“围雒城且一年”这五个字本身，已经包含了足够的信息：在刘璋已经失去战略主动权、益州将领纷纷倒戈、刘备兵力持续增强的背景下，刘循凭借一座孤城，将刘备的主力牢牢钉在成都以北四十公里的地方，长达近一年之久。

庞统死在这座城下。

刘备在这座城下从建安十八年夏天围到建安十九年夏天。

诸葛亮、张飞、赵云从荆州溯流而上增援，也是在雒城围攻战陷入僵局之后才发生的军事调动。

如果雒城在数月之内就被攻破，诸葛亮入川的时间会大大提前，荆州的防务配置也会完全不同。

刘循的抵抗是益州之战中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持久战”。

杨怀和高沛被诱杀时来不及抵抗，涪城守军在刘备的精兵突袭下迅速溃败，绵竹在李严的率领下不成而降，雒城雁桥的张任在野战中被俘——只有刘循把战争拖入了他所熟悉的节奏：守城，消耗，等待。

他没有等来援军。

建安十九年夏天，雒城城墙被汉军突破的那一刻，刘循站在城头，看着城下密密麻麻的汉军旗帜。

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城破之后刘备“进围成都”，刘循被俘。

此后他被任命为奉车中郎将，消失在正史的叙事之外。

刘璋在成都城中还有精兵三万人，粮草足够支撑一年。

但雒城的陷落已经摧毁了益州守军的士气，马超的到来更是让“城中震怖”。

刘璋选择了投降，而刘循——这个在雒城城头站了将近一年的人——最终没有死在城破的那一刻，而是以奉车中郎将的身份留在了蜀地。

《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以极为简省的笔墨记录了这个结局：雒城溃，备进围成都，刘璋稽服。

在这条记载的缝隙里，一个被正史忽略的人物做出了他的选择。

雒城城破那天，庞统已经死了将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