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江苏苏州一场葬礼，发生一件匪夷所思、无人能解的怪事

昨日江苏苏州一场葬礼，发生一件匪夷所思、无人能解的怪事

我叫沈国平，今年六十二，苏州吴江震泽镇人，在镇上做白事总管，本地话叫"大了"。这活儿我干了二十年，头尾送走过一千一百多个人。别人怕这个，我不怕，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最后一程得有人给他料理得周周正正，这是积德的事。二十年下来，什么样的场面我都见过，哭昏过去的、闹遗产打起来的、请和尚道士一块儿上的，我都见过。可昨天那一场，我干了二十年，头一回碰到说不清的事。

走的那个人叫周永年，八十三，震泽本地人，我们镇上人都叫他老周。他这辈子的职业是乡邮员，从一九六五年背邮包，背到二零零一年退休，三十六年，一直在頔塘河两岸那几个村跑。送信送报送汇款单，早年是步行，后来骑一辆二八大杠，再后来换了绿色的轻骑。他退休那年，镇邮电所给他开了个欢送会，我记得，因为那会儿我刚开始做这一行，也去了，他上台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这辈子没丢过一封信。

老周的老伴一九九八年就走了，走得早。他有个儿子，叫周建平，在苏州工业园区一家外企做事，忙，一年回来两三趟。老周一个人住在宝塔街那边的一条老巷子里，两间平房，屋后一个小院。他退休以后也没闲着，在居委会帮忙干过十几年，管管老年活动室，帮人写写材料。三年前他摔了一跤，腿就不太行了，出门要拄拐，这两年基本不出巷子。

他是上个月十九号夜里走的，睡梦里走的，走得很安稳。医生说心脏的事，八十多了，算喜丧。

他儿子回来办后事，跟我说了他爸的遗愿。老周生前交代过三条。第一，从简，不吹不打，不请道士和尚。第二，不摆酒，不收礼金。第三，出殡那天，把他床底下那个木箱子搬到灵堂门口，敞着盖，谁来了就让谁自己往里放东西，别拦，也别问。

周建平跟我说这三条的时候，脸上有点为难，说沈师傅，我爸这第三条，我听着瘆得慌。我说老人有交代，你就照办。他说那箱子里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爸从来不许他动。

灵堂设在老周自己家堂屋里，棺是儿子买的，寿衣我给他穿的，四件五领，都是老周自己十年前就备下的，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底下。遗像是他七十岁那年拍的，穿着邮电制服，笑得憨。

讣告没发，朋友圈也没发。周建平只在巷子口贴了一张白纸，写了老人名字和出殡时辰。他跟我说，我爸说了不通知，就本巷子几家邻居知道就行。我说那好，人少我更好安排。

那是昨天上午，出殡定在九点半。我七点半到，把灵堂里外收拾了一遍，香烛点上，那个木箱子我让周建平搬出来了。那是个老式的樟木箱，六十公分长，铜扣都锈绿了，盖子一掀开，一股陈年纸的味道。箱子是空的，我亲眼看的，空的，里头连一张纸都没有。

搬出来以后，我按老周说的，把盖子敞着，放在堂屋门口左边。

八点刚过，开始来人。头几个是巷子里的邻居，我认识，进门上香，磕头，跟周建平说几句。到八点半，来了十来个，都是宝塔街那一片的老人。我觉得正常。

八点四十以后，开始不对了。

来了两个我不认识的，一男一女，五十来岁，穿得朴素，进门先上香，然后从包里各拿出一个信封，走到门口，把信封放进那个木箱里。放完，站回院子里，不说话。

我当时看着，心里咯噔一下，可没好意思上前问。这种场合，问人不合适。

九点，院子里已经站了三十多个人。周建平站在棺材边上，脸都白了，他捅捅我，小声说沈师傅，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说我也不认识。

九点十分，人更多了。有骑电动车来的，有开小汽车来的，有从一辆大巴上下来的一群人，那大巴停在宝塔街口，下来十几个，年纪最大的有八十多，被人搀着。我数了数，院子里站不下，站到巷子里去了。

每一个进来的人，都做同样三件事。上香，磕头，然后从身上拿出一个信封，放进门口那个木箱。

那些信封我看清楚了，全是旧的。有的发黄发脆，边角磨圆了；有的还贴着八分钱的邮票；有的信封上盖着邮戳，我扫了一眼，有九几年的，有二零零几年的，最早的看着是七十年代的。

我二十年白事总管，没见过这个阵仗。我实在憋不住了，我拉住一个站在边上的老太太，七十几岁，我问她，阿婆，您是老周什么人。

她说他是我娘家的恩人。

我说怎么个恩人法。

她说，我娘家在勤幸村，我妈不识字。我哥八六年去深圳打工，寄回来的信，我妈看不懂，也找不到人念。是老周送信来的时候，坐下来一字一句念给她听，念完还替她写回信，写我哥的地址，写我妈说的话。他这么念了写了十一年，念到我哥回来。

我说阿婆，那您今天是怎么知道老周走的？

她愣了一下，说，知道啊，都知道。

我说谁通知的您。

她说不上来了。她想了半天，说我儿子昨天晚上跟我说，说老周走了，让我今天去送送。我问她儿子怎么知道的，她说我儿子也说不上来，说是他朋友说的。

我听得后脖颈发凉。

我又问了第二个，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开着车来的，牌照是盐城的，从盐城开了三百多公里。他手里那个信封，信封上的字都模糊了。我问他，他说他爸是老周的同事，早年一起在邮电所。我说那你爸呢。他说我爸二零零三年就走了。我说那这个信封。他说这是我爸留下的，他临走前跟我说，要是有一天震泽的老周走了，你把这个送到他坟前。

我说您是怎么知道消息的。

他说，我昨天早上收到一条短信。

我说谁发的。

他掏出手机给我看，我看了，那个号码是一串奇怪的数字，短号，不是手机号，也不是座机。我当场拨过去，是空号。

我又问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说法都不一样。有说梦里梦见的，有说是亲戚打电话说的，有说是他们村的微信群里传的。可我一个一个追下去，追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第一个通知的人是谁。

九点半，起灵的时候，我点了人数，六十七个。加上巷子里的邻居和周建平这边的亲戚，一共九十三个人。

九十三个人送一个巷子里的孤老头，讣告只贴了一张巴掌大的白纸。

出殡的队伍从宝塔街走到頔塘河边，走过那座老石桥。那天早上有雾，頔塘河上白茫茫的。队伍很长，走得慢，没人说话，就听见脚步声。走到桥上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队伍后头跟着的人，我没一个认识的，可他们脸上的神情，跟我二十年里见过的所有送葬的人一模一样。

回来的路上，周建平抱着那个木箱子，箱子装满了，盖子合不上，他用手压着。

我跟他一起回到屋里，把箱子放在桌上，打开了。

里头全是信封，一封挨一封，码得满满的。我随手拿起一封，是一九九四年的，寄件地址是深圳宝安，收件人写的是"吴江震泽勤幸村，我妈收"。这封信按规矩是没法投的，收件人没名字，地址也不全，这叫死信，要退回原处。可它没退，它送到人手里了，在那个老太太手里留了三十年。

我又拿起一封，一九八一年的，收件人写的是"震泽丝厂，找周永年转交我弟弟"。还有一封是二零零三年的，信封上贴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是老周的字，写着"此件已找到，交本人，周"。

周建平蹲在地上，一封一封往外拿，拿了半天，眼泪掉下来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木箱子，是老周三十六年的"死信箱"。按邮电的规矩，地址不清、查无此人的信，要退回。他从来不退，他把这些信带回家，背在邮包里，一个村一个村地问，一家一家地打听。有的信他找了三天，有的找了半年，有的找了十几年。他退休以后还在找，腿不行了以后，就把这些信锁在箱子里。

他的儿子不知道。他老伴也不知道。镇上也没人知道。

昨天来的那六十七个人，都是这些信的主人，或者是主人的儿女。他们手里的信封，是老周当年送到他们家的那封信，他们留着，留了二三十年，带到他的灵前，放进了他的箱子。

事情到这儿，本来可以讲得通了。可有一件事，我们到今天也说不清。

那天晚上，周建平把箱子里的信封倒出来，一封一封数。我在旁边看着他数。

六十七封。

信封六十七封，人六十七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我当场就说了，我说建平，你别数了，这不可能对得这么准。他说沈师傅，我数了三遍，就是六十七。我说那可能是有人放了不止一封，或者有人没放。他说我都记着呢，每个人放的时候我都看了，一人一封，一个没落下。

那六十七封信，是老周用三十六年，一封一封从死信堆里捞回来的。捞回来六十七个人，六十七个家。这三十六年里，他一定还有没找到的，那些找不到的，人没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不信鬼神，可我干了二十年白事，我知道有些事不是巧合两个字就能打发的。

还有一件事。周建平在他爸的枕头底下，翻出一叠信，是空的信封，写好封好的，一共十九封，收件人的名字和地址都写了，可没贴邮票，也没寄出去。那十九个人的名字，昨天一个都没出现。

老周这三年腿脚不行，几乎不出门，眼睛也花了，那十九封信是他去年冬天写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他写了，可没寄。也许是腿走不动，也许是还没想好怎么寄。

周建平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按你爸的字，一封一封寄出去。

他说寄给谁。

我说寄给那十九个人。你爸写得出来，就说明他记得他们。

这事我们镇上现在已经传开了。有人说老周是好人，好人有好报，走的时候有人送。也有人说那天早上那场雾不对劲，从頔塘河上起来的雾，把整条街都盖住了，人来的时候看不清脸。还有人说得更玄，说那天早上慈云寺塔上的铃响了一路，没人碰它，它自己响的。

我不说这些。我只说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是，一个乡邮员，背着邮包走了三十六年，把六十七封本来要被退回的信，一封一封送到了人手里。我知道的是，昨天上午九点半，有六十七个人，从一个贴了巴掌大白纸的巷子口走进来，每人手里拿着一个旧信封，放到他门口的木箱子里，磕了头，站到院子里，一句话没说。

至于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谁通知的，为什么信封和人数一封不差，这个我说不清。镇上到现在还在说，也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

我在这一行干了二十年，见过太多人走的时候冷冷清清，也见过太多人走的时候热热闹闹，热闹是做给活人看的。老周这场，不热闹，可我觉得，这是我二十年里见过的最体面的一场。

他那句话到今天还立着。

他说他这辈子没丢过一封信。

他没丢。一封都没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