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年聚焦宏观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两位学者分属美国斯坦福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用数十年时间，把“政府与央行究竟该如何调节经济”这一古老的宏观命题，重新放到每个家庭、每家企业的决策显微镜下，为今天的中央银行提供了看世界的全新坐标系。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田志伟指出，罗伯特·霍尔提供家庭跨期消费的微观根基，迈克尔·伍德福德构建企业定价与最优货币规则，二人共同搭建了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大厦，让宏观经济学从经验统计回归到个体决策基础，深刻重塑了过去30年全球中央银行的思维方式。国内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宏观政策分析、通胀预期管理研究，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这套新凯恩斯框架之上。

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连续第二年聚焦宏观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去年获奖者阐释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今年则回到稳定政策的微观基础。

这份荣誉要追溯到20世纪的一场危机。按照宏观经济学之父、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开创的思路，当需求不足时，政府可以增支减税、央行可以降息刺激经济；当需求过热时则反向操作。但传统凯恩斯模型大多依赖宏观变量之间的历史统计关系——例如失业率与通胀的此消彼长、收入与消费的同步变动。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让这套办法失灵了：能源价格飙升，许多经济体同时出现高通胀、高失业与增长停滞。按照旧模型的“简单关系”，失业上升本该伴随通胀回落，现实却恰恰相反。盲目刺激不仅没能救活经济，反而进一步推高物价。此时，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仅仅盯住统计数字远远不够——要理解宏观经济，必须重新回到每一个家庭和企业如何作决定上来。

田志伟指出，在宏观研究中，家庭消费始终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传统观点认为收入增加消费就增加，但现实要复杂得多：一个家庭即便今年收入没变，只要预期未来几年收入会大幅增加，就可能提前消费；反过来，即便眼下收入丰厚，一旦担心未来失业，就可能会倾向储蓄。决定消费的不只是当前收入，更是人们对未来的判断。

1978年，罗伯特·霍尔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如果家庭根据对未来收入的理性预期安排消费，那么当前消费就已经包含了所有能影响未来收入的信息。只有当真正的新信息出现、改变预期时，消费才会调整；而新信息本身不可预测，因此‌消费的变化无法被系统性提前预测‌。

这个思路扭转了研究的方向：经济学家不再费力去寻找能预测消费的指标，转而检验现有变量能否“撬动”消费。

如果说罗伯特·霍尔帮助经济学家读懂家庭如何消费，迈克尔·伍德福德则把家庭预期、企业定价与央行利率政策整合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2003年，他出版《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成为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的经典范本。

这一模型把宏观经济视为大量家庭与企业相互作用的结果：家庭依据收入预期和利率决定消费或储蓄，企业依据成本、需求与未来价格预期决定售价，央行则通过利率影响这一切。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是“自然利率”——既不会刺激也不会抑制经济活动的利率水平。

迈克尔·伍德福德进一步指出，央行影响经济的方式并不局限于当前的利率水平：人们相信未来利率会怎么变，同样能改变今天的经济决策。

如果企业预期未来成本与物价都会上涨，即便眼下成本未升，也可能提前调价；如果家庭预期未来利率下行，储蓄与消费的决策也会提前发生变化。因此，央行能否清晰、可信地向市场解释政策目标与未来行动，对于稳定预期至关重要。这为现代央行高度重视政策声明、利率指引与通胀预期提供了理论根基。

迈克尔·伍德福德的框架还帮助区分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的不同影响。当油价突然上涨、生产能力收缩时，即便消费者没有增加支出，相对于下降后的供给，需求也可能显得过高，进而推升通胀。此时简单刺激消费可能加剧失衡，而适度提高利率、抑制需求反而有助于控制物价。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如今已被全球央行和财政部门广泛采用，并在近年疫情与能源危机的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天的央行行长们谈论自然利率、产出缺口、通胀预期和未来利率路径时，其背后正是这两位获奖者推动建立的分析框架。

罗伯特·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带来的深远变化在于：为宏观经济政策建立了一套从微观行为出发的分析方法——通过理解家庭如何消费、企业如何定价、人们如何形成预期，来判断利率与财政政策将怎样塑造整个经济。

不过，田志伟也指出，两位学者的工作，对理解我国利率传导、预期引导、财政乘数评估都有很强参考价值，但不能直接照搬——中国的价格、劳动力市场摩擦、金融体制，与模型里的美国式垄断竞争环境存在结构性差异。

本报北京10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