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连夜创作两首诗篇，全文洋溢着兴奋和喜悦情感！

1958年6月30日，北京中南海，毛泽东读到《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报道，注意力久久没有移开。那篇文章写的是江西余江县根治血吸虫病的经过。消息并不长，却让这位经历过长期战争、深知民间疾苦的领导人难以入睡。

报道中的余江县，曾是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许多村庄人烟凋敝，青壮年因病失去劳动能力，儿童也难以幸免。当地百姓谈起这种病，往往带着一种无奈：水不能随便下，田不能安心种，连日常生活都处处受限。

血吸虫病的可怕，不只在于发热、腹痛和身体消瘦。感染日久，患者腹部会异常肿大，四肢却越来越瘦弱，劳动能力逐渐丧失。对一个以农耕为生的家庭来说，这往往意味着一个人倒下，全家都要承受沉重压力。

这种病在中国流传已久。古代医籍中，早有关于“水毒”的记载，只是当时缺少有效的病因认识和治疗办法。百姓面对反复发作的疾病，常常只能把它归于“瘟神”作祟。这个称呼听起来带有迷信色彩，背后却是普通人对病痛的真实恐惧。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条件逐步改善，防治血吸虫病被提上重要位置。1955年，毛泽东到南方考察，了解到许多地区仍受其危害，感染人数众多，分布范围很广。他曾明确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号。血吸虫的传播与水环境、钉螺分布、农田劳作和群众习惯密切相关，既要查治病人，也要灭螺、改造河沟，还要改变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单靠医生开药，显然解决不了全部问题。

当时，相关方面曾作出较长周期的安排，准备经过多年努力逐步控制并消灭这种疾病。余江县的突破，因而格外振奋人心。当地干部、医务人员和群众一起行动，开展查病、治病、灭螺与环境整治，终于在重点地区取得了重大成果。

毛泽东读完报道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一度走到窗前，随后又在室内踱步。夜色已经很深，他仍没有休息，叫人取来纸笔，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诗前有一段小序：“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几句话很少有修饰，却把消息带来的震动写得十分直接。

第一首诗没有急着写胜利，而是先回到病患长期笼罩下的乡村：“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山水依旧，田地依旧，可人已经被疾病拖垮。即使传说中的名医华佗来到这里，面对细小却凶险的血吸虫，也未必有办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笔锋更为沉重。荒草蔓延，村落冷落，病人失去劳作能力，许多家庭陷入衰败。诗中没有罗列病症，却用村庄的变化写出了百姓的处境。

有意思的是，第三联突然把视野推向宇宙：“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疾病困在乡土，诗人的想象却冲出大地。日月运行，江河纵横，人在漫长岁月中承受苦难，也终于等到了转机。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牛郎这一民间形象，使宏大的题材多了一层朴素意味。百姓熟悉的传说人物，仿佛也在追问血吸虫病的命运，而答案已经很清楚：它将随着流水远去。

第二首的气势由沉郁转为明快。“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春风和杨柳不是单纯的景物，而是社会生活重新恢复活力的象征。诗中“六亿”也点明当时中国人口规模，写的是广大群众共同参与防治疾病的局面。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接着写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过去，河沟、荒滩和钉螺密布的环境可能是病源；经过治理，它们开始服务于生产和交通。自然没有自动改变，改变它的是成千上万人的劳动。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银锄和铁臂，都是劳动者的形象。防治血吸虫病既是医疗工作，也是水利、农业和基层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行动。诗句中的豪迈，正来自这种集体行动带来的现实成果。

毛泽东后来给胡乔木写信说：“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他还提到，诗中有些词句可能不容易理解，日后或许需要说明。可见，这两首诗并非偶然兴起的文字，而是由一则民生报道触发的创作。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收束处借用了民间送瘟神的习俗。纸船和明烛原本属于祈愿仪式，在诗里却成为群众战胜疾病后的告别方式。所谓“瘟神”，不再是不可抗拒的命运，而成了能够被认识、被治理、被送走的对象。

这两首诗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写的不是抽象胜利，而是从一个县的防疫成果出发，写到乡村命运、群众力量和国家公共卫生事业。余江县的经验后来被广泛重视，血吸虫病防治也继续推进。诗句中的喜悦，正是从百姓重新下田、村庄恢复生气这些具体变化里生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