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1950年12月22日，冬至刚过，上海的天气阴冷潮湿。华东区税务管理局印刷厂的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地转着，油墨味混着纸香，飘满了整个厂房。工人们手里忙活着的，不是税票，而是一套邮票。
这套邮票，就是后来集邮圈里常说的“普4”——第四版天安门图普通邮票。全套10枚，面值从100元到5000元（旧币），由孙传哲设计，胶版印制。第一批六枚在冬至那天发行，第二批四枚要等到1951年6月8日。
为什么是税务局印邮票？
因为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一年多，百废待兴。1949年10月邮电部成立，1950年1月邮政总局挂牌，全国邮政系统还在整合。邮票的需求量极大，可专业的邮票印刷厂还没建起来。北京印钞厂、上海印钞厂忙着印钞票，邮票的活儿，只能委托给有印刷能力的单位。上海华东区税务管理局印刷厂，就是接了这个活。
这套票的图案，是孙传哲画的天安门。从普1到普5，天安门是那几年普通邮票的“固定主角”。原因很简单：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全国老百姓都认得。邮票上印天安门，既有政治意义，又不用多解释。
普4的“过渡期”身世，就藏在它的面值里。
10枚邮票，面值分别是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800元、1000元、2000元、3000元、5000元。全是旧币。那时候人民币还没有进行币制改革，1万元旧币等于后来的1元新币。寄一封信，外埠平信邮资是800元旧币，本埠是400元。普4的800元那枚，就是当时寄信最常用的“主力票”。
这套票前后用了好几年，直到1955年3月1日币制改革，新人民币发行，旧币邮票才逐步停用。普4见证的，正是从建国初期到币制改革前那段“旧币时代”的尾声。
一套邮票，撑起了半个邮政网络。
普4的发行量很大，具体数字没有完全公布，但从它承担的功能来看，是当时邮政通信的绝对主力。你寄一封信，贴一枚800元；寄一个包裹，贴几枚5000元；寄挂号信，贴1000元加800元。邮局柜台的营业员，每天要从整版邮票上撕下几十枚普4，盖戳、找零、记账。老百姓家里的信封上，普4出现的频率，比任何纪特票都高。
它不稀奇，不珍贵，不是收藏家追捧的“筋票”。可它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日常。
那个冬天，一个普通人寄出一封信。
1950年底，上海南市的一个弄堂里，一个中年人坐在桌前写信。他铺开信纸，写了几句家常，折好，塞进信封。信封上写着老家的地址，是江苏或者浙江的某个村镇。他贴上一枚普4的800元邮票，走到弄堂口的邮筒前，投了进去。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过来，把信收走，盖上邮戳，装上邮车。几天后，这封信到了收信人手里。收信人拆开信，看了一眼邮票，随手把信封放在桌上。
七十多年后，这枚普4成了拍卖场上的主角。
2026年10月10日。一套普4新全，上品，微黄，成交价1958元。全套旧币面值13300元，折合新币1.33元。如今近两千元，涨了一千多倍。可真正值钱的，不是那10枚纸片。是那个冬天，华东税务局印刷厂车间里的油墨味，是孙传哲画天安门时的笔触，是邮局柜台上营业员撕邮票的手指，是弄堂里那个中年人投进邮筒的那封信。
普4发行的时候，新中国才刚刚一岁。它用的还是旧币，它的印刷厂是税务局借的，它的设计者是后来才成名的大师。可它把那个年代的邮政、通信、物价、日常生活，全装进了10枚小小的邮票里。
翻出来看看。十枚邮票，十种颜色，十个面值。它们不稀奇，可它们替我们记住了1950年那个冬天，记住了旧币时代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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